博士与打工人：我的双重生活 | 周癸

一

今年年初，我从德国一座宁静小城，搬到了慕尼黑这座全欧洲消费排名靠前的大都市，开始攻读一个文科类博士学位。德国公立大学免学费，我第一学年也并没有申请奖学金，想着可以“撑一撑”，再决定未来的走向。

家里其实没有太大经济压力，我的留学生活也并不苦。但慕尼黑昂贵的生活成本很快让我改变了想法：租金涨了近一倍，日常消费也翻了一番。更重要的是，我渴望一种不那么克制的生活：时常旅行，看看演出，去喜欢的展览，买下喜欢的古董小物件。于是，我开始了兼职生活，在学校附近一家我本就很喜欢的网红面包店工作。那家面包店外观光鲜，我曾经在之前居住的城市里经常光顾，他们的面包是法式松软的口味，在整个德国都很出名，店里面包和饮品的价格都高于同行30%，远比任何其他超市、中餐厅的工作环境“高级”得多。但说到底，它依旧是餐饮业，依旧只支付我们最低工资。

我的同事们在知道我是在读博士之后都很惊讶。“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打工？”他们问。他们有的是全职家庭主妇再就业，有的是在读本科试图完全自立的德国年轻人。我总会笑着回答：“我做了五年著名研究所的学术助理工作，现在想做点更‘真实’的事情。”

在我的解释中，学术是虚幻的、延迟反馈的，是在重复文献与逻辑中内耗自己。而面包，是实在的。顾客饿着肚子来，我递上热腾腾的食物，他们满足、微笑、说谢谢。这些即时的反馈让我感觉自己“被需要”，也更贴近生活本身。这确实一度治愈了我，因为在研究所工作可没人跟你说谢谢，大家都是在做自己的一环，导师只有批评和表扬或是忽略，可没有“谢谢”。同时，我意识到我也在享受这种反差所带来的优越感——我的同事们惊叹我可以读到博士，我可以发表论文，这样的赞叹我在我平时的师生圈里可享受不到。在那里我就是普罗大众，大家都是博士生，都发文章，都在日常里聊风花雪月，从黑塞聊到荷尔德林和波德莱尔。

我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入了这份工作，并且又骄傲地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我真的是自主选择了这份工作，并热爱它带给我的“活人感”。在学术圈的朋友面前，我甚至会半开玩笑地说：“学术太虚了，面包才是真的。”然后接受他们“你活得真通透啊！”的赞叹。省下一大笔在外买咖啡的钱，天天拿着免费的咖啡进出研究所，我一时觉得自己真的在两边都获得了满足和赞美。

二

但没过多久，我开始意识到，这份“体力劳动的疗愈”或许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纯粹。每周只工作两天，却每次要站满八小时，脚底酸痛。有时清晨三点五十分就得起床，赶着去上早班，清洗烤盘、推货物、处理顾客的坏脾气，并不轻松。

两个月后的一天，面包店的空调和通风系统都坏了，一个顾客割伤了自己的手，来接班的同事晚到，种种因素导致我多站了一小时。当天晚上回家后，我的足底筋膜炎就犯了，疼得我龇牙咧嘴。在到处寻找筋膜枪和膏药的同时，突然一阵委屈涌上心头，我干嘛要去没苦硬吃啊！

我于是越来越怀疑，这份体力劳动的“解压”只是我包装出来的幻象。我曾经想象的是，早上5点到岗，下午两点下班之后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运动和读书，但实际上，下班之后我只想赶紧买菜回家，看一些不用脑子的社交媒体然后睡觉。我曾真心相信，体力劳动是减压的出口。离开文献数据库，离开会议室，走进面包香气弥漫的厨房，那种简单、线性的任务流程，那种类似于经营类小游戏一般的场景，仿佛真能带来心理上的清空。

但我并不是那些立志要换一种人生路径，脱下所谓孔乙己长衫的人。我的目标仍旧是完成博士学业。只是当我搬到慕尼黑，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拥挤的地铁、陌生的邻里关系，再加上博士研究所带来的极度孤独感和漫长的“无成果”状态，我突然意识到：我脑子里那口井快要干了。每天打开电脑写作业、构思论文提纲，我都像是在搅拌空气。连购物都提不起兴趣，只想躺着。我说服自己，打工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获得真实感和节奏的重建。这份工作的工资的确帮我解决了很多具体的焦虑：我可以更轻松地负担起房租，偶尔买点喜欢的奢侈品，给自己买点贵价礼物时也不那么犹豫。体力劳动不只是一种“疗愈”仪式，也是一种现实的过渡策略。但当我凌晨三点多醒来，披星戴月地出门时，我开始忍不住问自己：这真的是为了“真实感”吗？还是我在自欺欺人？

到店时是早上四点半，店长已经开始检查烤箱，两个兼职同事在贴当日菜单。我被分配到前台，任务是擦拭柜台、摆放新鲜出炉的面包、准备咖啡机。每一个步骤都看似简单，但第一次动手就让我手忙脚乱。吐司要对齐角度、蛋糕刀怎么切不会压塌蛋糕、抹布擦完后要叠成几层……这些都是“规矩”。在这之前，我从未意识到一块面包的摆放方式也能体现“职业素养”。

七点钟是高峰。慕尼黑人喜欢黑麦面包和热拿铁，节奏快、口味重。前台瞬间变得嘈杂，我的耳边是多种语言的混杂，顾客一波接一波地涌来，我拼命记住常客的偏好、微笑应对没睡醒的上班族，还得确保自己不要出错。订单打印出来，我一边接单一边做咖啡，拉花十次有三次失败，不到十分钟，在春寒里也生出了满背汗水。

“你德语很好诶。”一个顾客夸我。我回了个笑容，心里却在心虚，因为刚刚把他要的“拿铁”做成了“卡布奇诺”。

中午收工时，我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像灌了铅。坐在员工休息室的塑料椅上，我看着同事熟练地吃着三明治、刷着手机，而我只是想找个角落静静喘气。

比身体更累的是心理落差。

当我在窗口向客人微笑时，我常常想起自己在大学讲座上和教授争辩某个理论细节的样子。那时我说话可以带术语、讲体系、有引用，而现在，我需要压低语速，用最简单的德语表达“今天肉桂卷没货了”或“我们只收卡”。还因为听不懂客人们过快的语速里的日常俚语而被质疑说我德语差。我以前学过的那些高深的、冗长的学术词汇在这里全都一文不值，我第一天甚至没听懂同事让我帮他把脏衣篓放到洗衣房，只因为脏衣篓这个词以前从未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也许我不是在逃避学术内耗，而是在换一种方式继续耗自己。工作的时候，我也时常会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有一份高薪、轻松、可远程的脑力工作放在我面前，我还会选择现在这份要数面包、擦玻璃、凌晨出勤的“减压式劳动”吗？

答案是：不会。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也许我从一开始就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了。我不是在减压，我是在榨干自己。那种“劳动即真实”的叙述，在文学作品里也许动人，但在现实里，它也可能是苦涩的粉饰。每天收工回家，我不是精神放松，而是身体瘫痪；不是清空大脑，而是从一个空转的耗散走向另一个疲惫的极限。

的确，学术世界的时间是模糊而缓慢的。尤其是文科博士，很多时候你是在黑暗中探索，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节点来证明你的进展是否有意义。文献看了几百篇，写出来的东西却依旧不确定能不能通过评审。我曾在办公室里对着屏幕坐上一整天，只为了斟酌两个形容词是否合适。而面包店不一样。你递出一块面包，顾客露出满足的笑容，说一句“Danke”（德语：谢谢）。你能感受到被需要的即时性，那种满足感很直接，更“真实”。

所以，我把这种“对现实的需求”包装成“自我选择”，就像给一段不理想的感情起个浪漫的注脚，叫“彼此成全”。我并不是厌倦了脑力劳动，我只是暂时没能力从中获利。我不是“主动体验生活”，我只是被动寻找补偿。在无法立刻获得学术成就感的空白期，我用体力劳动来填补空档，但这种补偿不是没有代价的。它让我看起来“很能干”“接地气”“不矫情”，但也时常让我质疑：这是不是一种软性的逃避？每次我讲那些“面包比论文真实”的话，我嘴角会笑，心里却沉。因为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高学历者在无法确保胜利时，对自己说的“漂亮话”而已。

三

早班结束是下午一点左右，我通常会在店里吃午餐，赶去图书馆。路上我经常昏昏沉沉，从车窗的倒影里能看到自己的黑眼圈和泛红的眼睛。坐在图书馆的桌前，电脑亮着，我打开文档，看着前一晚留下的句子，却怎么都写不下去。脑子像被人掏空，逻辑的链条接不上，每一个要表达的想法都像是泡沫，刚浮现就碎了。

有一次，我盯着屏幕一整天，硬是没写出一句新话，只是反复修改前一天的段落。晚上回到家，我洗完澡瘫倒在床上，脑子还在想“结论章节到底怎么设计”，突然发现我那天根本没吃晚饭。

有时，工作和写作任务会撞车，比如临时加班，或者导师突然约线上会议，我就必须压缩休息时间，把事情挤进半夜。凌晨两点，我还坐在书桌前回导师的反馈意见，四点又要起床去工作。这种时间被撕裂的日子，每一小时都像在借贷未来的健康以维持现实。我渐渐发现，所谓“体力解压脑力”，在某种程度上只成立于想象中。在真实生活里，两者不是彼此缓冲，而是彼此打架。你以为换一种劳动方式可以恢复能量，结果只是在把自己切成两半，各自燃烧。

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专注于写作本身。阅读变得痛苦，思考效率下降，连最基础的逻辑都要停下来理顺半天。我怕自己丢掉了某种思考能力，却又不敢停下体力劳动。钱不够，精神也不够。你不能两样都失去，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那些“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日子，让我像一个随时要熄火的引擎，靠着惯性勉强前行。但最难受的，不是累，是那种不属于任何一边的感觉。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因为我的身份注定是临时的、周末的、带着逃避性质的。我也不是一个真正沉浸的学术人，因为我的专注被打工切碎、精力被现实削薄。我就这样卡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

我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更懂得包装：我们会把无奈说成选择，把焦虑说成成长，把打工说成体验。我们不愤怒，不怨天尤人，我们只是把失败换一种方式写成文字，显得从容而优雅。但我越来越清楚，这种优雅是勉强的，是疲惫的，是一点点从骨缝里挤出来的。

如今，我依然在博士研究中挣扎着推进，也开始准备下一轮的奖学金申请。生活的结构没有彻底改变，但我确实已经小小地经历过那道所谓的“孔乙己难题”：高学历到底是荣耀，还是某种身份的牢笼？体力劳动是选择，还是暂时的避难？

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现在的我，比几个月前的自己更知道如何在困顿中站稳脚跟，哪怕只是一点点。

而且，在面包店的这段时间里，我确实学会了一项实用又治愈的技能：我可以在一杯热拿铁上，用奶泡拉出一只小猫咪。

这不是什么成就，但它让我感到安静、具体、属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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