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新书

洪蔚琳2025年08月20日约 7 分钟

去年10月，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作者哈迪亚（Khadija Haidary）以通信形式讲述了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稿件发布后，一家名叫“有光”的图书出版品牌联系到哈迪亚。

经过十个月的合作，现在，有个好消息：哈迪亚的第一本书——同名短篇小说集《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已译成中文，将在中国出版。

我与哈迪亚是在去年九月相识的。那时，我看到一则新闻：塔利班颁布新法，全面剥夺女性的权利——不能上学、工作、进入公共场所，不能独自乘车......最骇人的是：不能在家以外的地方发出声音。

我想起曾遇到的阿富汗女性：Zahra Nader。2021年塔利班接管后，她创办了由女性主导的媒体Zan Times，报道阿富汗人，尤其是女性的遭遇。她很快流亡到加拿大，我在2023年的海外活动中见过她。我问她能否介绍还在阿富汗的女记者，谈谈现状。她推荐了哈迪亚。

于是，我和哈迪亚开始通信。起初只能用邮件，不能视频、打电话，甚至不能加好友，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于是，我们把邮件当成了微信用。32封邮件中，许多只有短短几个词，两分钟就回复一次。

哈迪亚有时写下塔利班接管以来的日常，有时按我提供的访谈提纲作答。她用波斯语写，我用AI翻译。我渐渐了解了她的生活：她34岁，毕业于阿富汗最好的大学，曾在政府任地方治理专家，却在塔利班到来后，与全国女性一同失去工作，逐步丧失自由。

她提到女性必须穿包裹全身的黑袍，只能透过眼前的小块网纱向外看，走路时甚至看不清地面；必须时刻注意“遮住全身”，哪怕露出头发、脚踝的一点皮肤，都可能被巡逻的塔利班逮捕。

新法颁布后，她很少出门，很少大声说话。女性不能进入健身房、公园、游乐园，不能没有MAHRAM（男性监护人）出行超过72公里。一天，她的孩子生病需要远行就医，丈夫恰巧有事，不得不委托司机假扮亲戚。途中，她发现车上有塔利班成员，吓得双手发麻，还没到家就跳下车。她想起为安抚哭闹的孩子，她曾让司机播放音乐——音乐也是塔利班禁止的。她担心塔利班知道她的住址，半夜闯入，“以没有亲友陪伴、与非亲友交谈，以及要求司机播放音乐的罪名把我关进监狱”。

但在这种境况下，她依然坚持写作，用笔名为Zan Times供稿，已近三年。她写自己和其他女性的遭遇，赚取微薄的稿酬。这笔钱不足以维生，但写作是她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在为自己和其他成千上万女性的权利而战。”

这些内容最终整理成文章《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我想起选题通过时的难题：为什么中国读者要关心阿富汗女性的处境？有多少人会关心？塔利班新法的颁布曾给出答案——2024年，竟还有如此压迫女性的明文规定。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人们开始讨论新法落实的可能性和阿富汗女性的未来。

但在我与哈迪亚合作完成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到距离在消弭——不需要即时、刺激性的新闻背景，人可以跨越国界，天然地关心另一个人的命运，而这对一个绝望中的人很可能确有意义。她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感受到这一点，她写道：

“昨晚我不记得是几点，Zahra给我发消息说：‘一位中国作者想访谈一位阿富汗女记者。’我们几乎忘记了，甚至忘记了一个访谈，或一个来自国外的地址会让我们多么兴奋。我欣然接受了，并暗自高兴和充满希望。”

三周后，文章接近完成，哈迪亚让我加她的Whatsapp。她发来许多她和家人、朋友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一个比我大5岁，在塔利班到来前会穿彩色衣裳、微笑露齿的美丽女性。我们开始闲聊，谈喜欢的书。她说喜欢村上春树，盼着他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也为韩江获奖感到高兴，“这意味着我们亚洲女性终于被看到了”。我突然感到这些话击溃了我——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此相似，但她却生活在一个女性连发声都是违法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如何能承受这种分裂。我曾在通信中问：中国读者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她回答：“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能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现在我体会到“知道”的分量。

哈迪亚和她的小姨、妹妹、儿子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发布后，结果远超预期：近40万人“知道”了她的状况，其中四位向她捐款，共计1001美元，这笔钱和稿费帮助她渡过难关——临近文章发布前，她和家人成功逃出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重建生活。

接下来就是这本书。文章的传播促使许多家出版社联系哈迪亚，想在中国出版她的作品集。6月拿到样书，我仿佛重回一年前的通信时光。但我没有想到，即便“知道”了许多，读这本书时，我仍感到她的生命故事远超我想象的范畴。

在自序中，她写下童年的片段：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孩子们以商店的这些半烧毁物品为玩具，而这个烟雾弥漫、被烧毁的城市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偶尔有几个孩子因为发现未爆炸的地雷而受伤或死亡......在学校里，我们接受了关于如何识别未爆炸地雷、各种地雷类型以及如何应对地雷的培训。那些地雷清除员用粉笔画出的白线，对我这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来说充满了诱惑。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踩在那些白线和红色警告标志上，看看会发生什么。 ”

2017年战争再次爆发，她已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但世界依然残酷：

“人的碎肉在空中四散，伴随着烟雾和风一起消失......2013年我在喀布尔时，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内听到任何猛烈的关门声都会被吓得跳起来。那天我本来要去参加一场工作面试，和我一起的还有另一个女孩。我拉着她的手，拼命地跑，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逃。五分钟后，爆炸的烟雾渐渐消失，喀布尔其他地区的人甚至不知道那里刚刚发生过剧烈的爆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血腥和爆炸，甚至麻木了。他们假装看不见，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

之后的18个短篇中，她讲述了更多塔利班到来前的日常，其中潜藏着阿富汗社会的深刻背景：除了战火，女性还需面对强制婚姻、一夫多妻、处女被作为迎娶标准......塔利班加重阴影。她感叹：“人的一生总会结束，可是多么遗憾，在我们的国家，很多女性甚至连一天真正幸福的日子都没有过。”她笔下的一位女性用诗一般的句子描述自己的生活：“要知道我们的痛苦，就去烧一只蝎子吧。”

但她的故事中，女性并非完全被动。她写一位历经失败婚姻、承受流言的女性，最终靠加入国民军找回自尊；另一位女性会在某天突然谈起逝去的爱情，“她的黑色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个人的眼神曾照亮了她的眼睛”。

如她在自序中写，“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阿富汗女性的生命里，并非只有被压迫。

你能明显读出哈迪亚对这些女性的情感。讲完一个女孩被男人辜负的故事后，她克制地写：“我在脸书上删掉了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她写一个被丈夫逼迫卖淫而声名狼藉的女性。这名女性是她的亲戚，她为在众人面前否认了这一点而懊悔不安。她无法忘记那位女性看她的眼神——“我永远无法摆脱她的注视，她会一直跟随我，直到永远......她是我的姐妹，我将永远背负着她的苦难。”

描述这样一本书是困难的——任何语言都难以匹配、评价哈迪亚的写作，因为她写的是自己的生命。

最后，我想引用哈迪亚写给中国读者的话，作为文章结尾，也邀请你走近这位阿富汗女性的真实生活——

“说实话，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中国的读者读到这些故事。既然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亲爱的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你花时间阅读一个来自阿富汗的女人胡写的文字。在这个以男人而非男女共同构成的国家。我希望您能接受：人类跨越国界高墙，本质上是如此相似。他们感同身受，同样为一个孩子在被迫沦为妓院的地方出生而心痛，为孩子母亲那破碎的心流下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