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Yinuo

一诺X陈海贤:挥别旧自我后,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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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访谈《困境之下,长出答案》,全文共 3700字,整理人:煤炭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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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黑森林的英雄之旅:现代人的转变寓言

一诺:大家好,海贤老师好。今天海贤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讲述内心之旅的新书《走出黑森林》,这个书名让人一听就很好奇,你能给我们说说创作这本书的初衷吗?
陈海贤:我们的一生总是要面对很多重大的变化,一些追寻已久的东西、难以割舍的关系,甚至旧的自我可能都会在人生转角处失去。“折腾半生,重新出发”难免会让人感到失落、迷茫,看不清方向。我把这个过程比作一段离开熟悉的村庄,进入黑森林的冒险历程。黑森林里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妖怪,当然其间也藏着宝藏,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新的自己。
一诺:黑森林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让我想起约瑟夫・坎贝尔写的《千面英雄》,里面的主人公也经历了历险、考验、回归的历程,这是不是与你的观点有所见略同?
陈海贤:是的,坎贝尔在《千面英雄》里提到的英雄之旅是我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我常常想,若是那些神话里的英雄来到凡世,他们会怎么面对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难题呢?现代人经常会感到迷茫,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意义的缺失,我们失去了与神话故事之间的连接,总觉得古希腊的英雄与我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我们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正如俗话说:“世间道路千万条,归根到底同一条”。
一诺:说到意义,我前不久刚刚与未来学家Kevin Kelly,(也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 KK )进行了对谈。虽然身为名人,但他很反对那些在网上泛滥成灾的成功学言论,他的家里布置得就像一个魔幻乐园,塞满了乐高玩具,他认为自己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更内在的东西,即自己的兴趣所在,他认为这就是意义。
陈海贤:是的,以财富、地位、权力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其实与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是有差距的,有时候我们要抵御很多的诱惑,甚至放弃很多的东西,才能聚焦于自己的思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一直认为,人类的理性,尤其是商业化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此之外,一定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一诺:我们其实非常习惯一种“持续进步”的叙事,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科技会越来越发达,人类的思辨能力会越来越强……但很多时候,现实世界与我们的预期并不相符,甚至是相反的,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反思AI slope和Z世代的问题了。
陈海贤:除了你刚刚提到的电子泔水问题(AI slope),AI还带来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有一个人能随时随地给我们答案,但对于很多人生问题,我们应该是给出答案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无论挡在面前的是社会秩序、AI,还是所谓的权威,我们都要明白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这是一种真正的进步,当然我们需要经历很多才能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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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旧自我后,我是谁?

一诺:道理很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方法,面对个人的转变,我们应该怎么走?
陈海贤:我认为自我转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响应召唤、脱离旧我、踏上征程、获得新我。
响应召唤是说,当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问自己——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我想要的吗?有这个想法,就是自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等到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改变了,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脱离旧我。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可能刚一脱离“旧我”,马上就能迎来“新我”,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失去。当你失去了一个身份、一个头衔或一份稳定的工作时,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巨大的失落,然后不停怀念之前的模式。
我们就在这样的迷茫中踏上新的征程。首先要清点一下“旧的自我”留下的遗产?看看以前的身份带给我们什么有用的心得。最后就是第四个阶段——获得新我,从浅层说,新我可以指一份新工作、新关系,或是新的财富和身份。从深处说,则是我们开始有了新的信念,可以遵循自己内心行事,并把这一段曲折的经历变成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这些凡人的英雄之旅。
其实一诺,你离开麦肯锡后,这一路走来的感受一定更加生动且深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一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第二步——脱离旧自我,可能这也是大部分人要面对的困境。哪怕我们明知道当前环境和关系不好,甚至可以说是有毒的,但同时也贪恋着“旧自我”的馈赠,比如身份、安全感和人际关系。

我从麦肯锡离开时,还是为自己做了很多心理工作的。

首先,把那些放不下的东西列出来:麦肯锡的收入很好(我毕竟是合伙人,哈哈)、福利保障很好(全球看病报销)、同事也很好。然后再一条条拆解:离开后,收入虽有下降但足够生活; “全世界看病报销” 的福利,其实是希望永远用不上的保障;真正的朋友也不会因我离开公司而变得疏远。

在经过这样的拆解后,我发现很多恐惧是自己放大的——弥漫感往往让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时都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如果把这些事一一分解开,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件事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而当我从盖茨基金会离开后,也便彻底成为了“无业游民”,买保险这样的事都要亲力亲为了。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虽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但在很多问题上还是个“小白”,求教于身边的邻居时,才发现人家虽无显赫的光环傍身,却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其实这个社会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是我一直依附于平台,狭隘了。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要考虑,没有了工作以后,我是谁?之前的光环已经随着雇佣关系的结束消散了,我也要面对自我重建的过程。如何重建?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我想,第一步应该是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交结构,这可能也是全职妈妈们离开职场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的选择是学会用 “场景化身份” 介绍自己,我可以是一个翻译、是某人的朋友,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有180万粉丝的influencer,总之,我不再用一个特定的标签来定义自己了。

陈海贤:这种多元身份的灵活切换,正是转变后的成长的体现。就像你说的,大公司会带给我们一种优越感,但也带给我们很多限制,当这种限制消失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能做什么、想要什么,会有更清晰的感知,能活得更像我们自己。

一诺:是的,自我本来就有多个面相。有几年,我一个人要在美国带着三个孩子,难免有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们在球场上踢球时,我都会与身边看起来面容和善的家长们攀谈,希望他们在方便时可以帮一把我这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我最底层的身份,其余种种都是浮云。 

陈海贤:可以很坦然地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自我也是转变的成果。这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当我们走出黑森林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各种可能都会存在的。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曾说,无论是在一个坏的时代还是一个好的时代,人们都需要直面“我是谁”这个主题,都需要寻找自我。在坏的时代,往外寻求的路走不通了,我们反而更愿意沉下心来寻找自我成长、自我转变的道路。我觉得他是对的:变化越多,我们就越要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坚定,让智慧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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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与遗产:转变路上的两大法宝

一诺:这算不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你觉得,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

陈海贤:不同人在不同阶段,重要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正处在犹豫期,我觉得为自己塑造一个“容器”是最重要的,这里说的“容器”既可以是一个不能回头的理由,也可以是允许自己去尝试,让新的自我长出来的机会;如果是你已经做了转变的决定了,那告别已经失去的东西最重要;如果你正在迷茫期,也许“遗产”是最重要的——虽然你失去了前一个身份,但有些不被身份定义的东西还是留下来了,也许这些东西就藏在你最有成就感、最有力量感的瞬间里。

一诺老师克服重重困难也要转变,一定也有自己想要坚持的东西吧!这就是“遗产”,是谁也夺不走的,只是它有时会像埋在土壤里的种子那样,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变成一种新的经验,帮助我们获得新自我。

一诺:海贤老师提到的“容器”和“遗产”这两点特别好。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容器”的重要性,一想到改变,总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当然,一定程度上说,孤独是难免的,但我们周围的小环境其实也很重要,有时候一个愿意相信你的朋友,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社区就是启动转变的关键,但是我们很少可能去主动地构建这样的“容器”。

大家知道,教堂在美国社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每个教堂的门上都会写着 everybody welcome,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和牧师倾诉自己的烦恼,除了宗教色彩,教堂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容器”,而这往往是在中国社会中比较缺失的层面。

至于“遗产”,我觉得应该把它和“多元的自我”放在一起更好理解。拿我来说,我可以只是一个辛苦带娃的“单亲妈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前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没有用了。能够自由、自主、自如地介绍自己,是一种自我的多元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遗产”。我以前所有的经历都形成了我身上“产生能力的能力”,让我能去学习新的东西,能够理解别人的情感,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也可以透过复杂的事情看到本质。我觉得外在的松弛和内在的自信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自我。

陈海贤:说得太好了!如果大家在转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一无是处,不要慌,我们以往那些重要的经历,为之奋斗过的东西,一定留下了痕迹。或许它还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这一定是一颗沉睡的种子,会长出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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