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秘的情谊，小人物的担当

偶然的机会，淘到一本《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征求意见本（此书后于2013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张志功，曾经担任习仲勋的秘书长达二十年。此书是作者签赠本，作者不愧大秘出身，写得一手颇见功力的漂亮的毛笔字。

张志功从1950年3月开始担任习仲勋的秘书，当时习仲勋还在中共西北局工作，此时张志功仅23岁。该年习仲勋调入国务院，张志功也随之进京。1962年，习仲勋因“《刘志丹》案”被打为“反党分子”，身陷囹圄，张志功也被关押接受审查，期间，尽管饱受磨难，但他不齿反戈一击的做法，不但没有说任何对习仲勋不利的话，还为之辩护，两年后，被下放到山东。1978年，习仲勋复出，当年4月抵达广东，不久即出任广东省第一书记。到任广东两个月后，习仲勋即将张志功召回身边，继续担任秘书，可见对其能力、品格的器重与信任。

习仲勋对中共的历史贡献，怎么估量都不过分。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一路风尘到达陕北时，陕甘边区是当时中共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创始人，就是刘志丹、高岗与习仲勋。但习仲勋的政治生涯却充满磨难，其夫人齐心用“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八个字，评价自己丈夫一生的际遇。张志功无缘经历习仲勋于1935年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挫折，但却卷入其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政治灾难，由此体会到了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

在《二十年》中，张志功以贴身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习仲勋政治生涯的下半场。他认为，习仲勋一生中最辉煌的政治业绩，一是参与创建陕甘边区，对陷入险境的中共日后重镇旗鼓居功至伟；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参与特区政策的制定，使广东福建成为对外开放的先行者，为动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两个贡献，在习仲勋逝世后新华社播发的讣告中都得到了强调。

张志功笔下的习仲勋，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对党绝对忠诚，同时也是个有人情味有担当的领导，不整人，尽量不为了自保而去落井下石。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习仲勋刚刚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没几个月，因1947年延安保卫时他与彭德怀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加之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冒进风也很不以为然，他内心对彭德怀是认同与同情的。当意识到彭将彻底失势后，习仲勋一时颇感为难，一开始他想让张志功为他写一篇发言稿，后来作罢，说到时看情况随便说几句就算了。查阅有关庐山会议的历史记录，习仲勋在会上确实没有“亮眼”的表现。三年后，他成为“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迎来灭顶之灾，笔者悬揣，与他在庐山会议上表现不够积极未始没有一点关系。

整本书看下来，有三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是1958年春天，习仲勋陪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考察河南三门峡水库，考察中，他一直走在周与彭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在报道中突出自己。这一细节，可见其老道与低调的作风。二是主政广东的三年里，无论上下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习仲勋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省委给他配的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后来杨尚昆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同习仲勋一样坐小面包车。这种作风如今听来已似天方夜谭。

第三个细节最有意思。

习仲勋的陕西老乡孙作宾于1957年在青海省省长任上被打为右派，降职为省图书馆馆长，在习仲勋的坚持下，被保留了高干待遇。在孙作宾处境极为困难的1958年，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去青海视察工作，特意提出要见见孙作宾。两位老友在习仲勋下榻的西宁宾馆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书中张志功写道：“那次视察，看到各地违背规律搞的所谓大跃进，习书记（注：张志功全书中始终这样称呼习仲勋）很有看法，一路上心情郁闷，显得不那么愉快，唯独看到老朋友老战友，才多了几分高兴。临别时，习书记小声对孙作宾说：‘我视察个球！我到了青海，再忙也要看看你，你在难中嘛，你要多保重！’一番知心话使孙作宾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一细节，读来饶富风趣，颇见习仲勋虽老于宦场却不失性情的一面。

不过，《二十年》毕竟是出于秘书之手，因此难免有不必要的集誉避毁之瑕。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第二年，也即1979年1至5月份，广东全省爆发偷渡外逃潮。5个月里，11.9万人外逃，逃出2.9万人，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为了找到解决偷渡风的办法，习仲勋亲自到宝安县做调查。他看到对岸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夜间灯火通明，而这边却是大片土地荒芜，一些村庄十室九空，加之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路途上，习仲勋又看到被押解回来的群众以及收容所里恶劣的条件，不禁潸然泪下。他进而了解到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二十年》中写道，调研之后，习仲勋“以那一贯直率的语言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1978年8月，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图片来自《二十年》

深圳调查，是激发习仲勋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这一改革思路的催化剂，也是“特区”这一灵感产生的摇篮。《二十年》饱含深情追记了这一伟大创举诞生的初始情景，让人不能不为当年改革者们筚路蓝缕的努力而动容，并油然而生敬意。

不过，关于习仲勋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在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一书中，记述了一个显然被张志功忽略掉的精彩细节，而这个故事，在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在《邓小平时代》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中，这样写道：“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上任前刚刚摆脱了政治乌云，仍然沿袭着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夜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我早就不想干了。”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冲突的场景，可惜的是，傅高义先生没有写出这个直言犯上的地方干部的名字。

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务实精神。会后，他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改变了对偷渡者的看法，第二天，就在会上做出了公开检讨，同时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

显然，这个被忽略的故事，并不会有损习仲勋的形象，相反，会增加人们对改革开放复杂性的认识。

张志功跟随习仲勋二十年，二人之间，感情笃厚。写作《二十年》时，他已是85岁高龄。在《二十年》的引言的末尾，张志功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念之情，其中有“没齿难忘感栽培，一片真情诉笔端”之语。作为曾经的大秘，如此漫长的伴随，且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为尊者讳，也未尝不可以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史学家没有失职。在傅高义先生的史笔下，那个顶撞习仲勋的地方干部被留下了一笔。相对于封疆大吏，这个地方干部无疑是个小人物，但就是这个一介小人物，在特定时刻绽放出的耀眼的人格光辉，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样的富于担当的官员，在当下，弥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