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X马国川：现代化大考——走出1840年延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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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自《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全文共4200字，整理人：煤炭愚蠢）

一诺：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很开心能请到一位老朋友——马国川老师，来谈谈他的新书《明治维新 20 讲：国家的抉择》。

我们在学习世界近代史时可能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端的时代背景很相似，但在改革进行了几十年之后，两个国家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学者马勇老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总结了三个核心原因——社会整合、现代教育、近代价值观重构。

马老师，关于日本的话题你已经写了好几本书，请问这次为什么要再提明治维新？你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看到什么？

“成败参半” 的明治维新

马国川：谢谢一诺。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在听过我的课后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明治维新发生在中国，甲午战争我们就能打败日本，或许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我们就能成为第一个打败白种人的黄种人国家，就不会有后来的屈辱历史了。” 

这番话让我特别受触动——我当年读中学时，也有过类似想法——或许身边很多人都有这种认知呢！

这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明治维新？它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打败邻国、成为列强吗？在我看来，明治维新不是一个完全成功的改革，而是 “成败参半” 的现代化故事。而我写这本书的核心动力就是想全方位审视这段历史，纠正一些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

一诺：是的，中日两国在被动地应对历史变局时反应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分别于1840年与1853年对西方打开了国门，区别在于，对于清朝来说是闭关锁国被打破；而日本面对强敌则选择主动坐下来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屈辱感。这两种不同的开放方式是不是对后来两国的现代化路径影响特别大？

马国川：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中国的国门是被英国军队用鸦片战争打开的，统治阶层一直 “心有不甘” ，觉得这是被迫签订 “城下之盟”，并因一提到那段历史就觉得耻辱，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接受现代世界的法则，推进现代化时总是半推半就、拖延推诿。这种“屈辱史观”后来变成了一种全民认知，当然，这件事肯定有屈辱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从未打开国门，今天的中国又会怎么样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开展呢？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选择打不过就谈，他们觉得条约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没有那么强的屈辱感，这种心态让他们学习西方时没有太多纠结，进程特别快，人家的东西好就直接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有个 “路径依赖” 理论，即一开始的选择会影响后续的发展方向。中日两国打开国门的方式不同，就决定了它们对现代世界的态度不同：清朝始终对西方的制度、文化抱有抵触情绪，而日本则是主动拥抱，这为明治维新的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诺：马勇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还提到，清末是 “四民社会”，等级分明，农民和工人占人口大多数，但财富占比少到可以忽略；士商阶层虽然富有，但总人口却很少，这种社会结构，必然导致中西方贸易失衡，也限制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推进。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关注很少一部分人相对优渥的“橱窗生活”，而没有看到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是无法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马国川：没错，马勇老师的观察特别敏锐。当时欧洲人觉得 “中国有几亿人，每人买一双鞋，我们就能发财”，但他们不知道，中国南方很多人成年后都是赤脚，根本没能力买鞋。这种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平，在清末和日本江户时代末期都存在——社会生产力已经到了极值，财富无法再扩大，只能在边际效益几乎为零的基础上重复劳动。日本甚至出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15 世纪前民间还有不少节省人力的发明，但18、19 世纪后，几乎所有的发明都消失了，连牲畜都用得很少。这是因为牲畜比人还贵，人越来越不值钱，只有开启现代化，才能打破这种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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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现代化，卡在了“洛克时刻”

一诺：清朝后来的走向我们大概都知道了，但是明治维新留下了什么问题呢？你既然说它成败参半，那能不能说说它不成功的一方面。

马国川：清华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三个历史时刻” 理论中说，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一定要经历三个历史时刻。

第一个时刻是 “马基雅维利时刻”，核心是建立统一国家。明治维新前，日本还保持在江户时代的分封制状态中，全国有 200 多个藩国，天皇当得有名无实，实权则在幕府将军手里，将军管大名，大名管武士；反过来，武士只对大名负责，不对将军负责——也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藩国之间设卡收税，统一大市场在这种状况下根本建立不起来。1868 年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建立新政府，完成了国家统一，这是它的 “成”。

第二个时刻是 “霍布斯时刻”，旨在建立强大的国家。明治政府通过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快速提升国家实力，比如派岩仓使团去欧美考察，学习西方的工业、军事制度，日本很快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变成了有强大国力的近代国家，这也是它的 “成”。

但是走过了前两个时刻，也仅仅能让国家成为强大的利维坦，成为现代国家的关键——“洛克时刻”，明治维新没完成 —— 洛克时刻要求国家权力在法治范围内运作，保障民众的合法权利，让国家从 “压制性力量” 变成 “保护民众权利的力量”，而明治维新恰恰卡在了这里，这就是它的 “败”。

我们如何走出历史的延长线？

一诺：如果只有天赋皇权，没有天赋人权，国家很容易就变成集权机器，这也是后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根源。你在书里提到明治时期女性的处境艰难，是不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国川：对，女性的权益是人权最直观的体现。当时占日本人口半数的女性地位极低：没结婚时，婚姻由父亲决定，言听计从；结婚后，要完全服从丈夫，哪怕被家暴，也不能离婚；丈夫去世后，还要服从长子的安排。一辈子都活在 “父权、夫权、子权” 的控制下，没有任何独立权利，和清朝女性的处境几乎一样。

离谱的是，当时很多外国人不了解日本，还夸日本女性 “温顺独立”，牧师田村直臣实在看不下去，就用英文写了《日本新娘》一文，揭露日本女性的悲惨处境。结果呢，他的做法遭到日本社会的强烈抵制，有人说这是 “家丑不能外扬”，把问题说给外国人是 “丢国家的脸”；还有人说 “这是日本文化特色，不用改”，女性就该服从男性......最后田村直臣还被日本基督教协会开除了。

更可惜的是，当时日本正在修改民法，本来打算参照《拿破仑法典》，把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财产平等条款写入法案，结果因为 “日本新娘” 事件再加上保守势力的反对，民法最终倒退，保留了 “户主制度”，女性的权益还是没得到保障。

所以在日本，女性的地位一直很低，大家可以看看日本二战前的电影或明治、昭和以及大正前期的老照片——女性，尤其中老年女性的悲惨生活可见一斑。直到1947年《和平宪法》开始实施，男女地位在法律上才获得了真正的平等。

“日本新娘”事件从根本上说是日本社会转向保守的一个信号——从原来的开放学习，变成了固守 “特色”，拒绝真正的现代化转型。

我每次读到明治维新的这段历史时，总是为许多彼此矛盾的案例而感到五味杂陈。比如，1871年，出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中已经有五个女留学生了，其中就包括当时年仅六岁的津田梅子——这位女性教育先驱的头像现在还被印在日本的纸币上。这个时间比清朝留美幼童的时间还略早，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日本人就在以一种开明的态度和世界接轨了，后来为什么又转向了呢？

我认为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来说，最重要的挑战往往发生在现代化将成未成的时候。资源有了、技术有了、国家强大了，民族自豪感在这时候最容易变异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一些糟粕会被当成民族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我们还很难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形成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

中日韩三国历史上都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走到一定程度就止步不前，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想把国家往回拉，明治维新的后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天皇变成了“神”，公民又变成了臣民，是历史的巨大倒退。

当年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日本订立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国策。但问题是，一个国家若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最后就很有可能陷入霍布斯陷阱，变成一个可恶的、狰狞的利维坦——虽然看起来挺强大，但是实际上它是以成千上万的民众的尊严、生活水平甚至生命为代价建立起来的。

如果按照启蒙运动的路径，人们最后会问到：国家到底是什么？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正如福泽谕吉所在回忆录中所写——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国家的人民？但很遗憾，明治维新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走向了另一方向，把所有的民众都当成了代价。

19 世纪后期，日本要搞工业化，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就把女性当作 “商品”卖到海外赚钱。到20 世纪初，日本的纺织女工有6 万人，但合法娼妓就有 5 万人，她们在海外受尽屈辱，被污名化，死后连回家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背向祖国下葬。上世纪7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群体的故事。

我们说，要求民众去死的国家，是不该存在的，如果从这样角度去理解的话，那么1900年的日本，就是一个不义的国家。 

我们今天再去回望那段历史，应该用现代的眼光从中找到启示意义。今天的日本已经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延长线；但是我们，仍然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能否走出去，取决于我们能否完成很多观念的现代性的转换——比如搞清楚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公民”。另外，明治维新初期的教育强调 “启蒙”，后来却变成了 “洗脑”，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

一诺：谢谢马老师。我们读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以前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看清事物的发展方向，不要陷入逻辑谬误，只看到事情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就像只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无视这个过程中的代价。 

马国川：是的，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句话说 “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对统治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改写历史来控制未来，但对老百姓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 “读懂过去，看清现在，把握未来”。比如读明治维新的历史，我们要看到它的成功，也要看到它的失败，更要思考：这些成败对我们当下的改革、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启示？

一诺：我特别认同你说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有三件事：第一，保持身体健康，这是基础；第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不被谬误裹挟；第三，构建同温层，和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相互支持。哪怕只有 5% 的人能做到这三点，这个世界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