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光的书缘 | 黄显功

本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藏书票之话》（[日]斋藤昌三著、黄贺强译）中译本序，标题系编者所拟。

凡是了解中日藏书票历史的读者，大都知道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此书不仅是亚洲第一本系统介绍藏书票的专著，在读书界享有“东方藏书票圣经”之誉，还因为在中国被鲁迅、叶灵凤等名人收藏而备受瞩目，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藏书票艺术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当代的藏书票爱好者从鲁迅的日记，叶灵凤、陈子善、黄俊东、吴兴文的文章中了解到《藏书票之话》的片段信息时，自然十分期待本书的完整翻译出版，著名出版家范用等人对此书的翻译也一直念兹在兹。自1984年“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成立以来，藏书票收藏群体不断扩大，对藏书票专业书籍的阅读需求也随之增长。如今，旅日藏书票专家黄贺强的《藏书票之话》新译本的出版，续写了中日藏书票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应译者之邀为此书撰序，之前有几位学者已写过此书的相关文章，在“崔颢题诗”之下，我就略述出版过程和中日藏书票的交流往事与自己的回忆吧。

对于中日两国，藏书票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东亚汉文化圈，历史上的藏书习俗沿袭了中国的传统，主要采用藏书印。日本著名古籍专家尾崎康教授在《日本藏书印》序中说：“自古以来，日本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汉籍来学习各种知识，故藏书印可从一个侧面展示日本接受、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和实态。”（林申清编著《日本藏书印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序第3—4页）日本明治维新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西洋藏书票虽是细小之物，但因与书籍的关联也受到日本人的关注。随着欧风东渐，藏书票在日本的一些个人和机构中渐被接受和使用。经1900年《明星》杂志对藏书票的推介，加之明星人物夏目漱石等人的使用，藏书票在日本的影响逐渐扩大，参与藏书票创作、使用与交流的人群不断增长，年轻的斋藤昌三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通过参加“千社札”的交换活动推广藏书票。1922年，斋藤昌三和丰仲清成立了日本第一个藏书票组织“日本藏票会”，同年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交流大会，斋藤昌三等人出版了《日本藏票会第一次藏书票作品集》之后，连续几年组织了全国交流大会和作品集的出版。1928年因人员之间的分歧，“日本藏票会”遂中止活动，第二年他的《藏书票之话》经历了五年的蹉跎后，才在8月6日由东京文艺市场社出版。

左：本文作者收藏的斋藤昌三的名片。右：斋藤昌三在书房

作者的好友梅原北明在此书内文纸的选用上极具匠心，全书按图文对象的不同一共使用了十二种纸，在版权页上特别标注了九种特种纸，如法国纯云石（花纹）纸、奥地利黑色罗纱纸、西班牙安达鲁纸、英国和德国的纯质纸、日本和纸等。此书16开精装，有米色卡纸函套，封面全皮装帧，封面与书脊文字烫金。

关于此书的印数与版本，不仅书上的记录前后不一，中日学者的讨论也莫衷一是。初版版权页的记载为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为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编号发行。而作者的自序中说五百部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其余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这两个数字的差异是自序完成在先所致，自序写于4月，而版权页是在7月29日书正式出版前夕定稿的，之前的计划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微调。《藏书票之话》初版四年后，斋藤昌三在1933年9月16日写的《藏书票私言》（收录于1933年12月出版的《闲板书国巡礼记》，译文由黄贺强提供）一文中说：

梅原北明最初出版的《藏书票之话》实际上有三种版本。一般常见的是茶色皮革装帧的版本，但由于背面的“EX.LIBRIS”字样有误，所以贴上了日文题字，这个是主要流通的版本。此外，还有二十部是用橄榄色皮革装帧，以上是初版的五百部。当时，手里有外国藏书票二十余张，有些是出版检阅时很难过关的，自感“不合时宜”，因此没有放入上述限量版中。但我觉得就这样放在手里白白埋没了实在可惜，于是增补制作了十部特别版。这些特别版使用了纯白的小牛皮装帧，仅仅皮革的成本每本就高达八日元。这就是所谓的特制版。售价为二十日元，制作完成后，一册被警方敛走了，作者保留了一号，所以最终市面上流通的只有八册。

从斋藤昌三事后所写的此文看，实际上初版本印数应该是五百一十部，因为文中用了“增补”两字，这部增补的特别版至今已难以寻觅。虽然人们对于此书的印数与版本问题各执一说，但并不有碍《藏书票之话》固有的价值和影响力。

本文作者收藏的日文原版《藏书票之话》和编号版权页

这部装帧精美的艺术书出版后不到一年，在1930年4月由日本展望社出版了改订增补版，又加印了五百部普及版。此书再版一方面是深受读者喜爱而短时间内售缺，另一方面是书脊烫金的“EX.LIBRIS”错印为“EX.LIBLIS”，须通过新版予以改正。《藏书票之话》的问世，在读书界不仅以其豪华的装帧而引人瞩目，更以它的开创性独特内容在读书人心中获得了认同。此书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洋藏书票，对日本藏书票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总结，汇总了日本历年的藏书票文献目录，选录了一批外国藏书票和当时日本藏书票的代表作。斋藤昌三作为日本现代藏书票活动的先驱，他的这部著作集理论性、文献性与作品图录为一体，在日本藏书票发展史上被公认为经典文献，在中日藏书票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成为东亚国家中的藏书票先行者。最具标志性的是日本文部省于1872年创立的国家公共图书馆——东京书籍馆，在1875年，正式使用了永井九一郎设计的铜版藏书票。1900年10月，《明星》杂志第一期发表的《Ex·libris》（藏书票）是日本报刊首次刊登的藏书票文章与作品图片。斋藤昌三除《藏书票之话》外，还著有《日本的古藏票》《日本好色藏票史》，他的“藏书票三书”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藏书票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日本先后成立的藏书票组织与不断问世的藏书票出版物，对推动日本藏书票的普及产生了积极效果。到了30年代，其影响在一批中国人中产生了回应。如鲁迅、叶灵凤在《藏书票之话》出版后不久也收藏了此书。鲁迅在1930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夜往内山书店买《藏书票之话》一本。”据叶灵凤自述：“1933年前后，我因为搜集藏书票和有关的文献，与日本许多的藏书票收集者开始了通信和交换。”（《忘忧草——叶灵凤随笔合集之一》，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其中就有斋藤昌三，并得到了他赠送的《藏书票之话》一书。他们之间的交往，谱写了中日藏书票交流史的开篇，在此过程中，叶灵凤发表了我国第一篇藏书票文章《藏书票之话》（《现代》，1933年12月4卷2期）后，又写了《现代日本藏书票》（《万象》画报1934年5月1期）等文。他设计的自用藏书票是具有标志性的中国风格的藏书票作品，是我国已知的第一款对外交换的藏书票，在中外藏书票交流史上有着特殊意义。与斋藤昌三等人的交往使叶灵凤被日本同道称为“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1962年9月13日《新晚报》），因其“个人几次的介绍，中国读书界也多少知道了一点‘藏书票’是什么东西”（叶灵凤《完璧的藏书票》，1942年8月《新东亚月刊》创刊号）。

本文作者的藏品：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原著收录的一张奥地利艺术家拜劳斯为著名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设计制作的藏书票，技法为照相腐蚀版，具有强烈的洛可可艺术风格。

中国藏书票界的两位重要先驱李桦、李平凡均是深受日本艺术影响的版画家。李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1934年，他组织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与日本“白与黑”版画团体建立了联系，彼此交换手拓木刻的会刊。他在看到《白与黑》上的藏书票后，也开始试刻藏书票。在1935年5月出版的《现代版画》第九集上发表了“中国版画家刻制的、有作品可考的第一批藏书票”（李桦《李桦藏书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第7页）。这本“藏书票特辑”是我国第一本藏书票作品集，除了与日本交换外，还寄给了鲁迅先生。由此可见，我国现代藏书票创作明显受到日本藏书票的影响。

李平凡先生曾对我讲过他的藏书票创作经历。他1937年自学木刻后，在外国美术刊物上见识了藏书票，1939年开始刻制，直到1943年到日本留学时，才真正进行藏书票的创作，共刻制了数十种。二战后，他与日本书票协会创始人志茂太郎取得联系，相互交换作品。在日期间，李平凡与日本版画家川西英、栋方志功、恩地孝四郎等人交换收藏了二百余幅日本藏书票。1950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和出版工作，1952年应江丰之邀在杭州举办日本版画展，同时陈列了藏书票，这“是日本藏书票首次在我国公开展出”（李平凡、周燕丽《藏书票夜话》，中国香港东方艺术中心，2002年，第185页）。相距29年再次访日时，他看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成就突出的藏书票大国，与我国对比鲜明”后，对他“震动很大”。此行成为他与梁栋“特别关注藏书票的一大原因”（李平凡《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在参与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之后的一个月，李平凡赴日开展中日版画与藏书票交流活动，促成了1985年10月在北京、重庆、上海举办的规模空前的中日藏书票展览。随着以日本文化出版局局长今井田勋为团长的日本版画文化友好代表团一行25 人访华，以及《日本版画藏书票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和《中日藏书票作品选》（重庆出版社，1987年）的出版，日本藏书票在国内近二十个城市作了巡回展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藏书票的发展，扩大了藏书票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在祖国大陆默默无闻多年的《藏书票之话》再次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我于2000年参加了在波士顿举办的第28届世界藏书票大会，我获赠的第一张外国藏书票是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会长片野孝志先生的作品。这位对华友善的艺术家与夫人、日中女子版画会会长片野节子女士，多年来以多种方式支持中日版画与藏书票的合作交流。片野先生还是纸张研究专家，成功复制了平安时代的料纸（彩笺），以此印制的藏书票具有独特的美。与之相识后，我们多次在藏书票活动中见面，当我在2006年的第31届世界藏书票大会上与他商议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日本藏书票时，他当即同意。第二年，片野夫妇联合日本国会图书馆的石原香津，共同捐赠了四百余张自藏的日本藏书票，其中不乏名家作品，这是我国图书馆获赠国外藏书票数量最多的一次。上海图书馆为此在2007年举办了捐赠展览。

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票爱好者，我对异国同行先辈斋藤昌三先生怀有特殊的敬意。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斋藤先生从东京搬到了神奈川的茅崎，每天坐火车往返于茅崎与东京新桥站，每天的路程达一百多公里，耗时两个小时。正是在这段时期，斋藤先生在1924年开始策划出版《藏书票之话》，也许在通勤的火车上，他反复思忖哪张藏书票应收入书中。我二十多年前从陈子善老师的文章中知道了这本书后，也在思忖如何收藏此书，几经周折，终于在扬州从一位藏家手中得到了转让。而扬州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东渡日本的启航地，在此地获得此书，可谓我的奇遇，赋予了藏书别样的纪念意义。不久前，当译者给我发来他收藏的斋藤昌三担任茅崎市立图书馆馆长名片的图像，看到名片上印着图书馆和他的书房“少雨庄”的地址、电话时，我感到了强烈的共鸣。2024年，在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出版百年之际，我与出版社策划了此书新译本的出版，并约请旅日学者黄贺强来翻译。译者走访了作者当年的多处遗迹，回归历史的场域，在跨越时空的共情中精心翻译，同时，译者对这部经典涉及的很多内容做了尽可能的详尽考证，纠正了一些谬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译者凭借自身的日本藏书票研究基础和丰富的斋藤昌三著作收藏，专业而准确地向中国读者重现了这部经典著作的魅力。我则给出版社提供了自藏的第359号初版《藏书票之话》，用以参考、复制，表达了图书馆人宣传推广藏书票的共同愿望。

《藏书票之话》所演绎的藏书票之缘，正是中日藏书票交流的历史写照。

感谢日本藏书票协会会长内田市五郎先生、日本内山书店社长内山深和著名藏书票艺术家浜西胜则先生的联袂推荐。

译者黄贺强为《藏书票之话》中译本珍藏版设计制作的木刻藏书票。作品以斋藤昌三书房为背景，以他的人像剪影为图案，右边的书名为斋藤先生的手迹。

补记：

当我读完黄贺强翻译的《藏书票之话》中文书稿后，请译者帮我向日本藏书票协会会长内田市五郎先生发了一封邮件，告知了斋藤昌三的名著将在中国以复刻形式出版中译本的消息。内田先生十分高兴，为此书特写了推荐语：“很高兴成为中国版《藏书票之话》 的推荐人，这是我的荣幸。那本书至今仍是关于日本藏书票的基本文献，它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对日本藏书票界来说是个好消息。”

我与内田市五郎夫妇相识于2000 年，2008年在北京我持呈他所著的《现代书票情报事典》求签名时，在他夫人内田晶子的翻译下，我们谈到了中日藏书票交流的相关往事。他得知片野孝志夫妇和石原香津的藏书票捐赠之事后，也颇为高兴。

译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就书中个别词语的表达曾与东京内山书店的朋友进行过探讨和请教。当他们得知九十多年前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买过《藏书票之话》的往事时，惊讶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内山书店社长内山深先生表示：内山书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摆渡者，鲁迅当年在内山书店购藏了日文版《藏书票之话》，如今，此书的中文版将在东京内山书店推荐给日本读者。因此，我与出版方约定，当中文版出版后，让我们回到鲁迅当年买书的地方，在上海内山书店旧址举行首发活动，一起纪念这份跨越时光的书缘。

今年5月10日，我应邀在巴金图书馆参加了“回归上海——叶灵凤120周年诞辰纪念展和座谈会”，有幸看到了叶灵凤子女捐赠的其父所收藏的中外藏书票，其中有多张叶灵凤得之于斋藤昌三的藏书票，虽然部分票主为“少雨庄”的藏书票已经破残，但它承载的岁月沧桑，令我们从中走进了这段始于上海的中日藏书票交流的历史之中。我在会上由衷地感慨，叶灵凤不仅是有史可查的我国第一位与斋藤昌三交往的作家，是中日藏书票交流的开创者，也是中外藏书票交换的先驱。在今年出版《藏书票之话》中译本正是对叶灵凤诞辰的一份特别纪念。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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