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异国生活里的婚姻实验

家庭合作社模式

陈其钢和黎耘是少年恋人。1960年代，陈其钢和黎耘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黎耘为人侠义，196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在陈遇到困境时挺身而出。1970年代两人结婚后一起到浙江歌舞团工作，在杭州度过了8年甜蜜时光。1970年代末，陈其钢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黎耘在第二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专业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并多次代表国家出国参赛。

1980年代，两个人先后到巴黎，开始了“家庭合作实验”。1982年，陈其钢获得公派留学机会，赴巴黎深造，很幸运的成为了著名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学生。1983年，黎耘也到了巴黎，做钢琴老师。陈其钢和黎耘在巴黎分别租住两套公寓，儿子跟黎耘居住。孩子小时候，陈其钢负责接孩子放学，陪写作业，直到吃完晚餐，他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他自己打理自己的工作和日常杂事 。

两个人形成了既自由又合作的关系。陈其钢在巴黎有事业，黎耘同样有。黎耘做钢琴老师，做得很好。陈其钢在巴黎并非一帆风顺，作曲要获得认可要历经漫长努力，他曾一度为自己“40岁而不立”痛苦。后来陈其钢逐渐站稳脚跟，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会在工作室一起接待双方的朋友。两人各自的朋友，两人分别接待，彼此也不过问。

这种家庭合作模式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互助联盟。2012年陈其钢因为肺部疾病，开车在巴黎街头咳血不止，停下车立刻打电话给黎耘。黎耘风风火火在课间赶到，一脸焦急，带来些吃的东西，陪了他一个小时。是真替他着急。

陈其钢在书里感慨：“无论我在感情的旅程中走得多远，也无论她自己经历了什么，我们的关系往往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手势就完好如初。尽管性格极端不同，爱好也大相径庭，但40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和生命，其他的力量尽管强大都未能与其抗衡。”（p.251）

陈其钢 《悲喜同源》

很少见到当代开放式夫妇关系的细节，陈其钢的描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囿于见识不多，除了一些传统母系社会的故事，譬如走婚，女儿国的故事，我从未见过类似故事。异国生活不易，两个人依靠彼此编织互助网，将孩子抚养长大；两个人又是独立自由的个体，他们形成了属于两个人认同的规范，不为彼此捆绑，而是为了更好的个体化发展。陈其钢说，和黎耘几十年的默契是牢不可破的，是其他任何关系都无法打倒的。

这种异国家庭合作模式是优势群体才有条件形成的：两个人都是独立有本事的人。我不认可黎耘成为陈其钢附庸的观点。看过一些说辞，认为黎耘带儿子去巴黎后就折断了自己的臂膀。这种说辞是在矮化她。她天性活泼热烈，会享受生活。陈表达，2012年9月，两个人的独子陈雨黎在瑞士驾车去世。陈久久走不出来，而黎耘走了出来，仍然享受着生命里的快乐与美好。

视角缺乏

可惜这个故事只有男性视角，不知道女性这边又会说出怎样的故事。黎耘从未主动开口说话。譬如她在巴黎过着她享受的生活吗？同样是做钢琴老师，在中国和在巴黎又有何不同呢？异乡生活里，除了家庭，她还有没有编织出属于自己的社会网络和人际网络呢？

陈其钢在书中提到法国社会开放又包容，私人关系是多元化的，社会和公众并不会对他人所建立的私人关系指摘。婚姻完全可以是是两个人认同，而无需公众认同的契约规范。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确实也看到法国社会里，存在的多角共存的关系。

前人的例子里，提供了过女性视角。萨特和波伏娃在1929年提出的著名协议：两年契约”（又名“两年协议”），后发展为终身关系，直至1980年代萨特去世。其核心内容是双方承诺在“私人领域”保持绝对的独立和自由，各自拥有独立的性爱生活与伴侣，但他们是“本质的伴侣”，在精神、创作和生活上是永远的唯一与核心。他们保留了思想的优先权，写作和思想交流都以对方为最优先。这种关系后来被形容为知识分子订立的存在主义爱情试验。

但契约实验的过程是活生生一日复一日的生活啊。这段关系里，萨特拥有过更多情人，一度给波伏娃带来痛苦。作家海泽尔·罗利在《萨特与波伏娃：他们的爱情与时代》 (Tête-à-Tête)中通过大量未公开信件，揭露了契约背后的暗伤。波伏娃写出了，萨特的情人，使她产生面目全非的妒忌和焦虑，一度只能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

波伏娃自己也有过很好的情人。39岁那年，波伏娃结识美国作家艾格林。两个人通过越洋书信沟通，有《越洋书信》这本书出版。可最终，艾格林向往的是传统的，排他的婚姻关系，他希望波伏娃搬到美国芝加哥生活，波伏娃拒绝了。

有人认为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只是一场爱情骗局，欺骗世人几十年之久。法国作家奥德·朗瑟兰和玛丽·勒莫尼耶在书籍《哲学家与爱》（Les Philosophes et l'amour : Aimer de Socrate à Simone de Beauvoir）当中，阐述认为两人之间论述为爱情关系存疑。他们从未缔结婚姻关系，也存在对年轻女性的剥削压榨：波伏娃和萨特的晚年，收养了各自的情人为养女（波伏娃是双性恋，波伏娃收养了Sylvie Le Bon，萨特收养了Arlette Elkaïm）。两人一生没有生育，也没有同居。

另一个哲学家罗素跟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莱克也保持过开放式的婚姻关系，结局有些啼笑皆非。多拉和她的情人，美国记者格里芬·巴里（Griffin Barry）生了两个孩子，放在她和罗素居住的家里养，这击溃了罗素。他们因此而不体面的离婚。为了婚姻内的财产，两人从1932年打官司到1935年，一起创办的学校成为了财产分割的焦点。看似先锋另类，仍无法避免传统婚姻的一地鸡毛。

中国式的合作实验

回头审视陈与黎的关系，会发现这场实验有着不可复制的限定条件。他们极其幸运，在少年时代就建立了从友谊到爱情的深厚羁绊。更关键的是，这种关系的平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黎耘的侠义底色——她是这段关系中的“定海神针”：1960年代做中学同学时期，黎耘仗义为人，为他出头，1970年代随他离开北京到杭州生活，到2010年代，他生病还愿意照顾他。更难得的是，黎耘很豁达看得开。她是个值得信赖，又可堪托负的人。陈其钢的“我的标准”极具个人主义特色，另一方也达成了这样的契约。

两个人的事业也都发展不错。能在异国他乡各自靠自己站稳脚跟并不容易，陈和黎在法国多年，两人的事业发展是主线，没一个人落入情情爱爱的主线纠葛生活，黎耘更是不逊于他的，非常出色的钢琴老师。更务实地说，尽管双方在关系上保持开放，但这种开放并非放纵，而是建立在各自拥有独立精神世界和事业追求的基础之上。

我也惊异于陈其钢行文的坦诚。自传中，他极少在叙事中掩饰自己的缺点，是个很真实的人。优渥的家境，家人的疼爱让他一直有少爷心性，事业上运气长虹也让他清高自负，和他相处，得“捧着他”。可同时，也能感觉他没什么算计，不会主动害人。

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它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挣扎向前的人，一个有缺点，自负，有些任性，有运气，也有遗憾的灵魂。

参考资料：

1. 陈其钢和黎耘的图片来自《悲喜同源》书籍内页翻拍

7. 婚姻合作社模式一词来自小红书用户苁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