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女性：面对“孝道约束”和“追寻爱”的挣扎

相亲是解决单身困境的有效方式吗？

父母安排相亲是传统父权文化使然还是对女儿的真切关心？

年轻女性单身是源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坚持自我的女儿”“有条件的孝顺”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何种转变？

新女性在应对择偶困境的过程中展现了哪些新女性特质？

在大众讨论中，对“剩女”的负面和讽刺性描述要比正面和客观评论多得多，她们总是被冠以“过于挑剔”等刻板印象，背负了很多的误解。《相亲》是一部以新女性为主角的非虚构纪实作品，讲述了36位新女性的相亲故事，带领读者走进她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青年学者郑静在广州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以相亲择偶经历为主题，对36位新女性做了深度访谈，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倾听她们的故事，共情她们的经历，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最终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在《相亲》这本书中。

通过这些新女性的故事，本书展现新一代女性在婚育意愿、爱情观念、独立意识和生活策略上的选择。透过“相亲”这一棱镜，我们看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在寻爱路上的坚持与妥协、力量与挣扎。通过商业平台、亲友介绍等相亲方式，新女性努力寻爱，表现出务实的理想主义：她们既有通过婚姻寻求更好生活的实用主义考虑，又有对爱的追求和坚持。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的掌控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本书突出女性的主观表达和具体生活经验，展现她们最鲜活和真实的想法，为理解当代新女性提供一个更理性客观的视角。作者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形式，以强大的共情能力，结合与理论对话的思考，呈现出新女性力量的丰富内涵。

作者以女性学者的细腻，将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表达了出来，并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探讨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务实与理想主义并存

务实的理想主义是新女性在选择伴侣过程中采取的生活策略。在与对个体有限制的文化和结构力量进行斡旋时，她们灵活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各种调整，以期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参与不同的相亲活动时，想法和做法都是务实的。该实用主义可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政策、“民众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的复苏”以及相关的传媒力量助推下物质主义的崛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在部分年轻一代的生活哲学中， 甚至弥漫着一种“物质主义的胜利”。具体到择偶和婚姻问题，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择偶实践中倾向于遵循物质主义的逻辑。纵观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实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其一，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继续对女性的独立身份和职业追求造成一定的性别限制；其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存在部分权利的享有需以已婚身份为前提的情况，因而限制了单身女性在人生选择中的议价权；其三，独生子女一代的成年女儿面临着独立承担孝道义务、实现父母期望的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代中国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确实频繁遇到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务实是她们应对困境的策略。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她们参与各种相亲活动时积极主动甚至是当仁不让的态度。在不同的相亲场合，很多受访者不会或根本无法被传统的被动性别角色束缚。从商业化的新式相亲到旧式的父母介绍相亲，她们热切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寻找潜在的伴侣，努力使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收益最大化。即使这种努力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但通过积极参与这些相亲活动来安抚焦虑的父母，她们也会感到有所收获。这个过程也衍生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趋势：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控制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们同时又殷切地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如果确信某样东西是有意义的，她们甚至愿意放弃实际的利益去追随。“乖女儿的浪漫叛逆”“无爱不婚”等就是典型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在本书的故事集里是有限的，也相对不那么显眼，但它们有助于揭示现代女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在现有文献的讨论中是缺失的。在当今社会，在个体化以及对个体生活的制度性支持逐渐式微的背景下， 代际中更多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ity）和“协商式亲密关系”有了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一些女性会在一系列生活事件（包括择偶问题）上愿意让父母知情，与他们商量，甚至在父母安排的相亲活动中全程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展现“乖女儿”形象，她们也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划定界限，捍卫自己的领地。她们的故事表明，当代际互动涉及女儿的择偶议题时，尽管“协商式亲密关系”是总基调，但“爱”往往是“无法协商”的核心问题。就算面对“孝道约束”的压力，对爱情的追求和坚持也是女儿们的“内在需求”和“底线”，在这个问题上的拒绝让步，是她们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家文化”的传统话语的影响下努力构建“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的重要实践。

虽然在调研中直接表达这种心态的受访者并不多，但大多数受访者在择偶时都表达了对情感需求的坚持，加上前面章节中提及的“无爱不婚”现象，这些趋势促使我们对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主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产生疑问。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透过当代中国女性践行“实用主义”的表象，对她们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以本书的发现为例，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如何驱使她们突破在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中被动顺从的角色定位，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女性、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良好起点。尽管对爱情的追寻不一定有完满的结局，但这个过程中积蓄的“欲望能量”（erotic energy）也会给她们带来希望，让她们拥有超越平淡日常生活的更多的勇气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单身女性仍需面对一定污名的社会语境下，这股能量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与制度和文化的宏观力量展开斡旋， 把握自己的各种生活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