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湖布医

围棋书话2:问秋吟社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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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秋吟社弈评》大概是大二或大三暑假结束后上学,在九江等候上船时买的,系清末民初中国最高水平棋手之一汪云丰所著,共收录日本高部道平五段访华期间与中国高手对弈的棋局共50局。
清末之中国民生凋敝,国力孱弱,围棋自最后一位国手周小松(1810年-1891年)去世后也堕落到极点。但当时的棋界并不自知,直到与访华的日本二三流棋手高部道平四段接触后才大受震动。
据胡煜清、陈祖源《晚清中日围棋水平对比研究》,高部道平访华对局共三次。一次是1909年在保定,中国最高水平的汪云丰、张乐山完全不能抵挡,均被打到让2子,而酷爱围棋的北洋军阀段祺瑞则被让5子(原文如此,怀疑记录有误,因为段祺瑞不会容忍别人让他5子,即使对秀哉名人也只愿意被让2子)。但保定棋谱国内没有留下记录。
两次是1909-1910在南京,本书辑录的是南京棋战。共50局,分别是让2子对段芝泉12局、段骏良2局、伊耀卿13局、汪云丰16局;让3子对王佑宸2局、朱叔庄1;让4子对刘玉堂1局、朱叔文1局、张力仁2局。书中大部分对局没有标明胜负,要统计必须打谱后才知道。
为写此文,我把高部让2子对段芝泉的12局都打了一遍,结果是段赢了5局,难怪王伯恭(清国子监学正,翁同龢得意门生,曾出使朝鲜为国王聘客)在序中说中国棋手“受以二子胜负相当”。
但是,对任何数据,都需要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才行。
段芝泉就是大名鼎鼎的段祺瑞,他如果只被职业五段让2子,那至少有业余6段的水平,则当时国内的顶尖棋手水平更高,与日本的差距或许并不大。
高部道平来华对弈其实与段直接相关。当初段祺瑞在保定,与日本商人中的围棋爱好者对弈常胜之,后来不敌一位业余棋手,招中国最高手汪云丰、张乐山才堪堪敌住。而高部道平是那位业余棋手的朋友,正好来华,被请来助拳,结果张、汪两位“国手”被碾压到让2子。后来高部告诉段祺瑞,他在日本只是普通棋手,名人秀哉才是最厉害的,甚至还可以让他2子。段心里一百个不信,1919年,通过高部道平居中牵线,段祺瑞花大钱请到号称“不败名人”的秀哉到访北京,首先和濑越宪作(吴清源的师傅)来了一场表演赛,二人如枯僧坐禅,整整三天才下了百余手。中国棋界想象不出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在想些什么,大受震撼。
有这样的顶尖高手,段祺瑞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要和秀哉平手下几盘。要知道,他平时与府中清客们对局即使对一流高手也要让人家子,平手已经很给秀哉面子了。但秀哉是当时的天下第一人,坚持必须让子,段拗不过,勉强接受让2子,秀哉毫不留情,连赢老段3局。没想到段恼羞成怒,竟然输了不给对局费。秀哉无奈,托人说项,最后让了一局,才拿到3000大洋的对局费。
本书辑录的12局是不是段对高部的全部对局,不得而知。但从对局内容看,高部明显放水。
如书中第二局如图局面,黑144置超级大龙的死活不顾,去抢144位的官子,高部如果不理,直接于150上一位扳住就杀了。149封杀,150跨也根本没棋,高部硬是不杀,转为151位收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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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右上角和右下角收官子,167也可以不补,直接170断吃大龙就结束了。在高部的一再放水下,段总理终于170位安全连回了大龙,最后赢了这一局。从144手开始,高部道平坚持20多手不杀段的大龙,让得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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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显然,高部道平对段祺瑞下了假棋。那么,他对其他人是不是也会下假棋?这就难说得很了。毕竟,连秀哉也不得不为3000大洋下假棋。
也正是基于此,我对胡煜清、陈祖源一文中对高部道平和周小松棋力的分析是不以为然的。他们的推理是:高部对75岁的丁礼民让2子一胜一负,但丁年轻时被周小松让2子几乎不能还手,所以,高部可能不及周小松。这种推理的逻辑漏洞在于,它忽略了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的对局往往具有不可比性。
周小松和年轻的丁礼民之间的对局可能是双方鼎盛时期的全力以赴,高部对垂垂老矣的丁礼民是否也有同样的意志和激情,是完全不得而知的。
这正如,段祺瑞曾经让中国最高水平的过惕生3子而大胜(有棋谱存世),而陈祖德在1962年全国围棋赛中还输过近60岁的过惕生,你不能因此推断陈祖德围棋不如段祺瑞。
高部道平1909-1910年横扫中国高手的事实带给中国棋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巨大的差距,也直接促成传承一千多年的座子制的消亡;再悠久的传统,如果不能赢棋,也要断然舍弃。
更带给中国棋界和知识界的反思,国运盛,棋运才盛。
把国运和棋运联系起来其实更早就由大国手周小松提出来了,王伯恭在《问秋吟社弈评》序中言,“昔周君小松有言:棋虽小道,恒视国运为盛衰”。
这也是汪云丰著此书的原因,他自序云,“乃犹印以饷世,非欲抑己扬人,盖深愿造国者倡斯道,励勇武之精神,挽颓孱之末俗,是则鄙人所馨香祷祝也夫。”
落后不可怕,怕的是不正视差距,还自以为遥遥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