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浓浓的豆花香里

文 | 丑丑

我的家乡在凉山州安宁河边的永安街。

我在永安街出生，长大。永安街的人都爱吃豆花。我也爱吃。

豆花不是花，是豆腐的一种形态，介于豆腐脑和豆腐之间。必须躺在淡黄色的窖水（豆腐水）里的嫩豆腐才能叫豆花。

永安街四百多米长的街上，就有四五家豆花饭庄。

一碗冒尖的米饭，一海碗豆花，再打一个熟油海椒蘸水，撒点葱花，夏天吃得满脸汗，冬天吃得浑身暖，通气又过瘾。

也有专门卖豆花的店，其他什么都不卖，只卖豆花。

和我家隔着两个门牌号就有一家。

卖豆花的叫王婆婆。王婆婆快八十了。常年戴一顶挺刮的黑丝绒帽子，头发挽起来藏在帽子下面。藏青色的偏襟衣服，藏青色的围裙。

王婆婆牙齿掉光了，嘴巴扁扁的，看起来永远是笑眯眯的样子。

早年，她家是地主，老街这一片都是她家的房子，解放后房子田地都被没收了，老公儿子被枪毙。她独自把孙子带大。孙子结婚后，她一个人住，开始卖豆花。

王婆婆住的这一小间房，是政府后来还给她的。

门口挂了一个牌子：王婆婆豆花。黑色的毛笔字，是永安街的王秀才写的。

因为爷爷特别爱吃豆花，中午吃饭前，母亲常常会吩咐我去端一碗豆花回来给爷爷吃。

我拿着海碗，跨进王婆婆家的门槛。

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靠墙有个一眼锅的灶台，锅里的豆花冒着热气。屋中央有一张小方桌。

看到我来，王婆婆停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大部分时候她都坐在小方桌前用小筛子捡黄豆。

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笑眯眯地接过我手里的碗。她有一双金莲小脚。

王婆婆把碗放在灶台上，用一把长木柄的铜勺，从锅里轻轻地把豆花舀起来，盛进碗里。三块豆花，再加一勺淡黄色的窖水。然后才接过我递给她的两毛钱。

我两只手紧紧地端着碗，一路小心翼翼地端回家。

那时候的我，十岁左右。

永安街上，最爱吃豆花的，就数我家了。尤其是爷爷，对豆花的热爱，是出了名的。街坊邻居谁家要是磨豆花吃，都会趁热专门给爷爷端一碗来。

家里再穷，黄豆也是不能断的。爷爷要求，自家种的黄豆一颗都不能卖，全部要留着磨豆花吃。

磨豆花是个大工程。

头天晚上，母亲用筛子把坏豆一粒粒捡干净，把黄豆洗干净，用大盆泡上。

第二天吃过早饭，把石磨架上灶台里侧那口二尺二的大锅，开始磨豆子。

大部分时候，都是父亲或者母亲推磨，我负责添豆。

我站在灶前，紧盯着转动的磨眼。看着豆子一粒粒从磨眼里滑下去，消失，赶紧添一勺豆子进磨眼。

豆渣和豆浆源源不断地从石磨的缝隙间淌下来，流到锅里。

差不多要磨一个多小时，才能把一盆黄豆磨完。锅里的豆浆连豆渣有大半锅。

母亲准备滤豆渣的工具，我负责往灶孔里点火添柴煮豆浆。

等锅里的豆浆煮开，母亲已经把豆腐架架在外侧那口两尺宽的锅上了。豆腐架上搁了一个大筲箕，筲箕里展开一块很大的纱布。

母亲把煮好的豆浆连同豆渣，用水瓢一瓢瓢舀进纱布。

舀完后，将纱布四个角收拢拧紧扎好，就可以把筲箕拿走了。包满豆渣和豆浆的纱布直接放在豆腐架中间。

母亲拿来一根扁担，压在豆腐包上，她在灶后，我在灶前，一人按住一头一起往下压扁担。

白色的豆浆哗哗溢出纱布，流进锅里。一直到再也压不出豆浆才停下。

母亲把纱布里的豆渣倒进潲水（泔水）桶里。我塞一点柴火进灶膛，将豆浆再次煮开。

锅里是纯纯的豆浆，表面很快浮起一层厚厚的豆腐皮，母亲用筷子一挑，就是一大张。

这是我专属的福利，吃到嘴里，豆香四溢。

接下来，父亲开始用石膏点豆花。点豆花的技术，父亲得自爷爷的真传。

豆花的品质，取决于点豆花的人。“点”是动词，用专门的卤水或者石膏水搅进烧开后静止的豆浆，让豆浆凝固成豆腐的这个动作叫“点”豆花。

上好的豆花必须要嫩，嫩而不软，韧而不硬，吃的时候刚刚好能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又必须得小心翼翼才不会夹碎。

倒石膏水的时候，父亲用锅铲一边搅一边观察，轻轻对着豆浆吹口气，就能判断是老是嫩。

刚点好的豆花，和豆腐脑差不多，还不能算真正的豆花。还须用筲箕轻轻地压一遍，每个角落都要压到，力道不大不小。

筲箕一压，淡黄色的窖水从豆腐里分离出来，原本松软的豆腐脑变成结实的一整块，就成了豆花。

用菜刀横竖划几下，方方正正一块一块雪白的豆花躺在淡黄色的窖水里，就大功告成了。

刚点好还未压的豆花

豆花做好了，打蘸水也是一门学问。如果蘸水不好吃，那就辜负一锅好豆花了。

我把小葱洗干净切成葱花。母亲用石臼捣花椒粉。父亲煎熟油辣椒。

配料备齐后，全家一人一个蘸水碟灶台上排好，父亲负责打蘸水。熟油辣椒、花椒粉、盐、酱油、葱花，缺一样不可。

父亲在打蘸水的时候，母亲已经炒好两个蔬菜，可以开饭了。

中午的大菜是豆花，就算是待客，那也是很隆重的菜品了。

八仙桌中间一大盆豆花，还要专门盛一碗，放在爷爷面前。当然，爷爷的蘸水碟也要特别大一些。

豆花要吃得烫。两支筷子轻轻夹起一块豆花，往蘸水里一裹，豆花便吸饱了蘸水的汤汁，麻辣鲜香，顺着喉咙一路滑入胃里。

农忙的时候通常没什么时间磨豆花吃，但插秧的时候例外，是一定要磨豆花的。

轮到我家插秧那天，会有七八个乡亲来帮忙。还要另外请一个人和母亲一起烧午餐，磨豆花。

秧田在安宁河边，走路要四十分钟，一般早上去上工，要傍晚才回来。所以，中午这顿饭只能送到田里吃。

装在大桶里的豆花能保温，不容易凉，好吃，又下饭。

送饭的人，挑两个大箩筐，一个箩筐装碗筷和一桶米饭。另一个箩筐装一大桶豆花，一大瓶调好的蘸水，再配点咸菜。

挑到秧田边，找一块稍微宽阔的田埂放下，摆好。干活的人看见饭送来了，从田里上岸来，小溪里洗个手，一人捧个碗，舀了米饭，再舀豆花，一勺蘸水浇在上面，蹲在田埂上，吃得香喷喷。

吃完，再喝一碗热腾腾的窖水，就像充满了电，大家说说笑笑继续下田插秧。

插秧的时候学校会放农忙假，我最喜欢跟着去送饭，和大人们一起蹲在田埂上，晒着春天的暖阳，吃豆花饭。

后来离家上学，只有寒假和暑假才能回家。假期里，父亲母亲总要专门做几次豆花给我吃。

那时候做豆花已经不再用石磨了，家里买了大型的豆浆机放在厨房，一桶豆子，几分钟就可以变成细腻的豆浆。

吃豆花变得很容易，想吃随时都能吃到。遗憾的是，爷爷已经不在了。

整个永安街的人做豆花，都是用水桶挑着泡好的黄豆来我家打豆浆。冬月里做豆腐乳，腊月里捂毛豆腐，做豆腐干的时候，来打豆浆的人要排长队。

再后来，我离家千里，定居杭州，难得回家。豆花变成了我的乡愁，想吃吃不到。

有一年冬天，我需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母亲坐了两天的绿皮火车赶来杭州陪我。

她重重的行李箱里，装了一大袋磨好的黄豆粉。她用那袋黄豆粉，为我做了好几次豆花吃。

那个阴冷潮湿的冬天也因此变得温暖，又热气腾腾。

如今，杭州菜市场和超市里到处都能买到一盒一盒的嫩豆腐，我买了来吃，和真正的豆花还是差点意思。

公公婆婆卖了半辈子的豆腐和油泡，先生木木从小耳濡目染，点豆腐的技能早就刻在他的基因里。

他从临海老家带来点豆腐的卤水，网上买了小豆腐匣和纱布袋。我自己做熟油辣椒、磨花椒粉。

我们用破壁机打豆浆。豆浆煮开的时候，上面会凝结一层厚厚的豆腐皮。先生用筷子一挑，就是一大张，这依然是我的专属福利。

先喝豆浆。先生喜欢喝咸豆浆、儿子喜欢喝甜豆浆，我只喝原味豆浆。那浓郁醇厚的豆香味，让我想起小时候和父亲母亲一起磨豆腐的美好时光。

吃过豆浆，再吃豆花。先生的蘸水没有辣椒只有花椒，我吃微辣加麻，儿子吃中辣不麻。

各吃各的口味，都很满足。

现在，我们三天两头都会在家里做豆花吃。吃不完的，就用豆腐匣压成豆腐，捂成臭豆腐，做成豆腐乳，一条龙吃下去。

在烟火味的厨房里，幸福和富足变得轻而易举，唾手可得。

在杭州，我也能做出正宗的豆腐乳了

永安街最爱吃豆花的我爷爷，以及专卖豆花的王婆婆都已经走了几十年了。那几家豆花饭庄，即使后来增加了五花八门的菜单，还是先后倒闭了。

2021年，永安老街也拆迁了。老街变成了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大马路。老街上的人都住进了小区里的高楼公寓。

我们家爱吃豆花的传统依然还在，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在小小的公寓里做一大锅豆花欢迎我们。

而我，即使远在杭州，也能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出正宗故乡味道的豆花。

我的故乡，就在这浓浓的豆花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