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到南昌、瑞金、井冈山，十名高中生走了三个月 丨 张梦新：大串联琐忆

（内容摘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66届高中生毕业60周年。我们高三乙班，即将在本月下旬举行同学会。当年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而如今已是两鬓染霜的耄耋老人。

🔘我们正式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竟然走了整整三个月。

🔘当1967年元旦的朝阳普照大地时，我们这支队伍只剩下6个人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南昌市的大街上。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大家都已饥寒交迫，疲惫不堪。

🔘离别之际，房东大娘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问毛主席：“主席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三五年就回来！”毛主席和红军走了之后，蒋匪军来了，瑞金老百姓的日子苦啊……三年过去了，毛主席和红军没有回来。五年过去了，毛主席和红军还是没有回来。

🔘1967年2月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停止大串联、红卫兵返回原地继续革命的通知。

（正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66届高中生毕业60周年。我们高三乙班，即将在本月下旬举行同学会。当年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而如今已是两鬓染霜的耄耋老人。

故此我写下这篇小文，回忆当年我们曾经经历的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小小“长征”，作为对昔日青葱岁月的纪念，与老同学们分享。

毛泽东思想长征队
由十名高中生组成

当1966年“大串联”开始后，我和几位杭大附中的同学先后组队，坐火车去了长沙、韶山、武汉、北京等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并于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对红卫兵的大检阅后，于11月初经南京返回杭州。

火车大串联之后，中央领导建议徒步进行大串联，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也本着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追随革命前辈、重走长征路的想法，我与高三乙班的同班同学任继长、王宝全、花卫民、朱小音、虞蓓蓓、朱再琴、褚玉仙，还有高一年级的颜立成、张幸人共10人，又组成了“杭大附中毛泽东思想长征队”。

我们的队旗上，除了“杭大附中毛泽东思想长征队”12个大字外，还印上了“杭州、井冈山、瑞金、韶山、延安、北京”六个地名，那是我们这支长征队的始发地和要到达的目的地。

一群十八、九岁的中学生，怀揣革命理想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热爱与崇敬，雄心勃勃地准备沿着当年的长征路，步行二万五千里。

大家推选任继长为队长，还从杭州市革委会开具了徒步串联介绍信。当时，革委会十分支持红卫兵的步行串联行动，不仅给我们发放了军帽、绿色的绑腿布以及背包带，还在介绍信上注明“希沿途各县（市）、公社、生产队给予方便” 。

我们参观了上饶集中营，走过了毛主席早年搞过调查的兴国县长岗乡，毛主席诗词中写到的广昌路上、大柏地、宁都、吉安，到了当年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红都瑞金，在那里搜集并刻印了毛主席在瑞金的革命历史故事，还到了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南昌和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一共历时三个月。

这是本人保存了60年的1966年杭州市革委会出具的第434号介绍信，上面布满了沿途经过的多处接待站的接待印章：

这是本人保存的长征队用于宣传的“老三篇”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本小册子，封面上盖有的毛主席在兴国召开五千人群众大会和参观兴国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印章以及当时的一些纪念章：

由于时隔久远，许多细节已经淡忘，这里只是记下若干片段，聊以作为对青葱岁月的点滴回忆。

第一天穿越杭州城
中午才走到六和塔

1966年11月中旬一个初冬的早上，我们“杭大附中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10名队员，各自背着背包和行李，来到了文三街的杭大附中校园。

因为要徒步追随革命前辈重走长征路，大家的心里既兴奋又激动，充满了对长征的憧憬。

我的背包里是一条四斤重的小棉被，以及棉毛衣裤和几件替换衣服，背包的两边还各插了一只解放鞋，拴着毛巾和牙杯，这都是向解放军战士学来的。

背包里放着一刀白纸、一罐油墨、一块刻字钢板和几支刻字笔，以及笔记本和钢笔等文具。因为我们打算沿途要宣传毛泽东思想。

看了看几个男同学的背包和行李都差不多，比较精干，而几位女同学则除了铺盖，还带着大包小包。

约上午8点，我们举着“杭大附中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红旗，离开学校，开始了我们的徒步大串联。

说说容易做做难，背着铺盖和背包，从北而南几乎穿过了整个杭州城，直到中午我们才走到六和塔。

下午，我们先来到了钱塘江大桥蔡永祥烈士牺牲处。

蔡永祥是安微肥东人，1966年参军，成为解放军浙江军区驻杭某部战士，负责守卫钱塘江大桥。1966年10月10日凌晨，他在钱塘江大桥执勤时，发现前面40余米处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

此时，一列旅客列车正飞驶而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蔡永祥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拼尽全力将木头掀出轨道。列车和乘客都安全了，而蔡永祥却壮烈牺牲，年仅18岁。

1966年的我们，也正是18岁上下，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烈士牺牲处庄严宣誓：要向蔡永祥烈士学习，勇敢前行！ 

当时正是傍晚，火红的夕阳映照着钱塘江大桥和我们10名长征队员年轻的身影。

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六和塔旁边的浙江大学三分部。大家在晚饭后开会进行交流，并进一步清理行装，减轻负担。

第二天早上，花卫民的哥哥花拯民，踏来一辆三轮车，把我们精简下来的旅行包、小箱子等大包小包装了一车运了回去。

一天一夜强行军110公里
一瘸一拐走进南昌城

长征队在12月30日到达了江西余江县。

对余江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中学语文课学过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二首。该诗序中曰：“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在余江我们听其他长征队的红卫兵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元旦要在南昌接见红卫兵，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查地图，从余江到南昌还有220里地，而离元旦只剩下一天时间了。

到底是否要在元旦赶到南昌？队员中有着不同意见，但是经过商量，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一致决定强行军赶赴南昌。

于是31号清晨4点，我们就起床出发了。

因为次日便是元旦，时令已是冬至，路边的草地铺满了白霜， 走在乡间小道上，我不由想起了毛主席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我觉得脚下生风，走路更有劲了。很快，我们走完了30里，吃了早餐。早饭后约7点半，大家一路奋勇向前。

我和花卫民两人负责打前站，这也是我们在步行串联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即每次有较为重要的行程时，都派两人走在队伍的前面，负责探路和联系前一站的接待站（文革期间，各地都设有接待站，负责对持有介绍信的红卫兵的接待和食宿问题），等后续队伍到达时，就能马上吃上饭。

这样，到中午1点稍过吃午饭前，我们已经过了东乡，又走了50里。而当我们7点吃晚饭时，已经走了120里路，到达了进贤县境内。

但是当地距离南昌还有整整100里地，而此刻的我们己经颇感疲惫，可是想到明天就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大家就觉得浑身是劲。

于是我们紧了紧绑腿布，理了理背包带，继续向目的地南昌出发。

正当我们在夜色中列队前行时，突然一辆大卡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

一位青年司机走了下来，当他得知我们是来自杭州的红卫兵，并且正赶往南昌时，再三邀请我们搭他的车，说他的车不到南昌，但可以把我们带到离南昌只有50里路的向塘。

如果搭车，就可少走40多里路，这似乎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尽管我们已又累又乏，但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位热心司机的美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长征队，是步行大串联的；而且我们的长征队队旗上，有“杭大附中毛泽东思想长征队”12个大字，我们要为母校争光，要展现杭大附中高中生的风采。

我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枚金黄色的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送给了这位司机，然后我们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歌曲，继续步行走向南昌。

此时夜色笼罩大地，阵阵晚风吹来，白天急行军时出的热汗已被冷风吹干，身上微觉凉意。毕竟已经走了一百几十里路，大家的步子已越来越慢，渐渐的队伍也拉开了。

王宝全、任继长、虞蓓蓓三人因身体不适，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褚玉仙留下来看护陪伴他们，其他人则继续前行。

凌晨4点来钟，筋疲力竭的我们在铁道旁见到一个无人的扳道房，就进去小憩了一会。

当1967年元旦的朝阳普照大地时，我们这支队伍只剩下6个人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南昌市的大街上。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大家都已饥寒交迫，疲惫不堪。

前往市中心红卫兵接待站的10里路，我一瘸一拐，拄着一根小木棍硬撑着，拼尽全力花了2个小时才走完。

当时的我，背上除了自己的被褥铺盖，还有另外同学的一副铺盖和书包，而我的胸前还挂着自己装有刻字钢板、蜡纸、一罐油墨罐和宣传资料的人造革大书包。所以每迈一次腿，只能前行三十来公分的一小步。

南昌市的很多行人对我高声念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来予以鼓励。

我也在心里默念着，咬牙坚持着。凭着青春的体力和50来天步行串联的锻炼，更凭着意志和坚持，终于顺利到达了红卫兵接待站。

这次一昼夜220余里的超强度行军，使我们长征队增添了几名伤病员，但是在体力和意志上，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锤炼和考验，使我们懂得了要勇敢地面对困难，坚持就是胜利。这次超强度的长途行军成为了我们长征队每个队员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南昌我们停留了十来天作休整，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还去南昌糖果厂学工并宣传毛泽东思想。工间休息时，我们还给工人们表演节目，集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

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朱小音的女声独唱和花卫民的笛子独奏。朱小音可是正宗的女高音，声音高亢悦耳，而花卫民的笛子独奏几乎达到了专业水平，他俩都是杭大附中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长征队的表演博得了工人们的大声喝彩。

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前，我们长征队全体队员头戴军帽，腿上打着绑腿，左臂带着红袖章，拍下了一张集体合影，照片中的每个人都精神抖擞，英姿飒爽，青春洋溢的脸上挂满微笑。这张照片有幸被学军中学校史馆收藏并展出：

前排左起：朱小音、褚玉仙、虞蓓蓓、朱再琴；
后排左起：花卫民、张梦新、颜立成、王宝全、任继长、张幸人。

“三五年就回来！”
毛主席的话深藏玄机

1967年1月中旬，我们长征队来到了瑞金。瑞金位于江西省南部，武夷山脉南段西麓。据传唐朝于大祐元年（904）在此置瑞金监，因掘地得金，而金为瑞，故得名。

而至二十世纪，瑞金更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被誉为“红都”。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红色的热土。

1930年4月，瑞金境内农民暴动成功，推翻了民国县政府。同年6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嗣后，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

“红都”这个光荣的称谓就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瑞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和红色政权建设探索的光荣历史。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酝酿了近两年时间，并经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精心筹备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隆重召开，大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因此，瑞金也正式成为了红都。

我们在瑞金进行了多次采访活动，访问了多位老赤卫队员和革命老人，了解到许多感人的事迹。新中国的第一、二代领导人，共和国十位开国元帅中的九位，十位大将中的七位，以及数以百计的开国将军，当年都在瑞金战斗、工作、生活过。

苏区人民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奉献了一切。当年仅24万人的瑞金，先后共有11万人参加红军，5万多人为革命英勇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多达17166名。

光荣的苏区历史为瑞金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旧址和精神遗产，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红军广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井等国家级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红井在瑞金城外的沙洲坝，毛主席当年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的水是水塘里的水，很浑浊，想吃干净的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

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劳动了十几天，挖成了一口井。从此，乡亲们就喝上了甘洌的井水。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这口井，就被称为“红井”。

我们长征队全体队员，在红井旁留下了又一张合影，四位女同学也留下了她们在长征途中唯一的合影。

在瑞金我们逗留了好几天，一是因为这里红色资源丰富，革命遗址多，值得好好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二是我们通过学习和访问，想把瑞金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毛主席当年在瑞金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我们动手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并通过刻蜡纸和一页页的油印，最后编成了一本名为《毛主席在瑞金的故事》的小册子。封面上，是毛主席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一幅画像。

这本小册子印了几十本，很受欢迎，宣传分发之余，当时我自己留存了一本，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是在文革时期，1969年我又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所以后来就找不到了。但是我仍然记得其中我写的一篇《三五年就回来》的短文。

这篇短文是讲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就要离开瑞金时，房东大娘和毛主席对话的小故事。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和蔼可亲。

房东大娘舍不得红军走，舍不得毛主席离开。但是国民党军队即将大兵压境，大娘和乡亲们也知道毛主席和红军必须离开瑞金。

毛主席和红军走了，走得很远很远，乡亲们也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得很远很远。

离别之际，房东大娘依依不舍地含着眼泪问毛主席：“主席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三五年就回来！”

毛主席和红军走了之后，蒋匪军来了，瑞金老百姓的日子苦啊，他们吃不上饭，还要饱受压迫和毒打，许多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家庭，更是遭到残酷的迫害。

乡亲们度日如年，但是他们心里有着希望：毛主席说过，三五年就会回来。

但是三年过去了，毛主席和红军没有回来。

乡亲们等啊，等啊，五年过去了，毛主席和红军还是没有回来。房东大娘的头发更白了，脸上的皱纹更多了，但是她和瑞金的老百姓们依然怀着希望，盼望着，坚持着，就像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

一直到了1949年10月1日，瑞金的乡亲们听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

当年10月，党中央派往苏区的慰问团就来到了瑞金，向乡亲们带上了毛主席的亲切问候。

满头白发的房东老大娘哽咽着说：“毛主席说过，三五年就回来了。原来主席说的不是三年，也不是五年，而是三五一十五年啊！”

是的，从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49年10月毛主席、党中央派往苏区的慰问团来到瑞金，正好是整整十五年，原来毛主席的讲话中深藏玄机啊！

 集体作案偷拿感冒药
事后面红耳赤心有余悸     

1967年1月下旬，我们到达了永新县。

听说当时井冈山已集聚了众多红卫兵，并正流行病毒性感冒，中央已劝阻各地的红卫兵不要再去井冈山。

但想到井冈山是我们长征队应该到达的重要一站，绝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前往井冈山。

这时盛传中央即将下达文件通知全国红卫兵停止大串联，为了有备无患，我们决定备一些治疗感冒发烧类的药。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些现在看来很是普通的药物也是很难配到的。

于是我们几位男生就围着一名医务室的男医生七嘴八舌地提问和聊天，而两名女同学就在我们的掩护下，在医生背后的药柜里，分别偷拿了二十来粒阿司匹林和长效磺胺。

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集体“作案”，两名女同学在事后说起此事时还免不了面红耳赤和心有余悸。

又经过了二天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井冈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

由于井冈山严格控制大串联的红卫兵人数，我们在井冈山一共只住了三个晚上。

第一天是住在茨坪。

茨坪的革命遗址很多，我们瞻仰了革命烈士陵园，参观了附近的红四军军部旧址、红四军军械处旧址。又到西面的大井村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到小井村参观了红军医院旧址。

当晚的食物很特别，有红米饭、南瓜汤，这可是当年红军经常性的主食啊。

第二天我们步行了30多公里到了井冈山中部的茅坪。

茅坪是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后勤机关所在地，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旧居，中共井冈山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旧址都在这里。其中，毛主席曾在八角楼的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第三天我们去了黄洋界哨口旧址。

黄洋界位于茨坪西北的17公里处，海拔1340余米，四周群山巍峨，峰峦叠嶂，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1928年，国民党军队围攻井冈山，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成功地击退敌军，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在黄洋界保卫战后，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一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首词我们在语文课中学过，此时此刻，置身黄洋界上，我们仿佛听到了当年激战的枪炮声，看见了硝烟中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身影，听到了毛主席“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乐观豪迈的鞺鞑之声。

1967年2月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停止大串联、红卫兵返回原地继续革命的通知。

于是在2月上旬，我们终止了步行串联，从江西省的吉安市乘火车返杭，并回到杭大附中复课闹革命。

这次步行串联，为时三个月，历经浙江、江西两省的40多个县市，其中许多是革命老区，行程达数千公里。让我们经受了长途跋涉、风霜雨雪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考验，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见识，见到了山区和贫困地区的真实面貌，也锻炼了体魄、锤炼了意志，补上了在校园学不到的一堂社会大课。

南昌、瑞金、井冈山这些英雄之城和革命圣地，也让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这一经历也使我们能较为坦然地对待不久后面临的上山下乡和人生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成为我们人生中永远珍贵的记忆和财富。（全文完）

2026年4月
张梦新改于杭州紫桂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