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升即走”下的枪声：哈佛女博士因终身教职被拒，枪杀三名同事

2025年1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一名服刑女囚的上诉申请。

这名女人在监狱里待了十五年，一直在写上诉状。她声称自己当年枪杀三名同事，是因为服用过敏类固醇药物引发了"幻觉和昏厥"，对自己的行为毫不知情，因此不应承担刑责。

2012年，毕晓普上庭接受审判

法院驳回了她。

女子叫艾米·毕晓普（Amy Bishop Anderson）。她是哈佛大学遗传学博士，神经生物学家，四个孩子的母亲。

2010年2月12日，她在一场例行教职会议上，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9毫米口径鲁格半自动手枪，朝在座同事连续开枪。

三人死亡，三人受伤。

她开枪的理由，只有一个：终身教职申请，被拒了。

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下午3点整。

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谢尔比科技中心三楼，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

生物系十三名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落座，系主任戈皮·波迪拉（Gopi Podila）分发了印好的议程。这是一次普通的例行系务会议，议题主要是下学期的教学安排。

艾米·毕晓普坐在波迪拉身旁，背靠那扇唯一的门，手提包放在腿上。

在接下来的五十分钟里，她一言不发。

平时，毕晓普是系里最爱发言的人之一。但那天，她只是枯坐在那里，神情阴郁，双眼空洞。

原因不难猜到：一年前，系里否决了她的终身教职申请，此后她多次上诉，全部失败。这个学期结束，她就要离开学校另外找工作。议程上讨论的都是下学期的事情——她用不着认真听。

对面坐着生物化学家黛布拉·莫里亚蒂（Debra Moriarity）。两人曾是朋友，经常互聊家庭：毕晓普有四个孩子，大女儿正在亨茨维尔上大学；莫里亚蒂刚刚升级成了外婆。

莫里亚蒂自己投票反对给毕晓普终身教职，毕晓普也知道，但两人表面上依然和睦。毕晓普曾对她说过："我的人生完了。"莫里亚蒂安慰她，一定能找到别的职位的。会议快结束时，莫里亚蒂心里想着，待会儿问问她找工作的进展。

会议进行到第五十分钟，即将散场。

毕晓普站起来，从包里取出手枪，朝波迪拉头部扣动了扳机。

枪声震耳欲聋。

她然后击中行政助理斯蒂芬妮·蒙蒂乔洛，再转向细胞生物学家阿德里尔·约翰逊（Adriel Johnson）。人们尖叫着躲避，但毕晓普堵在唯一的出口。

莫里亚蒂眼见枪口对准同事玛丽亚·拉格兰·戴维斯（Maria Ragland Davis），她扑倒在地，双臂死死抱住毕晓普的双腿，仰头大喊："艾米，不要这样！想想我的女儿！想想我的外孙！"

毕晓普低头望了她一眼，把枪口对准了她。

咔嗒。

莫里亚蒂瞪着那把枪，浑身颤抖。

咔嗒。

枪卡壳了。

莫里亚蒂从她身边爬过，奔入走廊；毕晓普追出来，一遍遍扣动扳机。趁她清除枪支卡壳的间隙，莫里亚蒂滚回会议室，另一名同事死死堵住了门。

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六人中枪，三人死亡。

艾米·毕晓普1965年出生于波士顿郊区布伦特里镇，父亲是东北大学艺术系教授，母亲是镇上颇有声望的公众人物。她从小被称为"天才女孩"——三年级学小提琴，少年时因哮喘立志攻克呼吸系统疾病，在一个以运动文化为主导的小镇里，她是彻头彻尾的学术型异类。

1993年，她拿到了哈佛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

多名同学和同事告诉《纽约客》杂志，毕晓普对哈佛背景极度执着。在一个业余写作小组里，她频繁提及自己的哈佛博士学位和与著名小说家约翰·欧文的远亲关系，以证明自己是"严肃的作家"。

一次在连锁餐厅IHOP与另一名顾客发生口角，她冲对方大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艾米·毕晓普博士！"然后一拳打向对方头部，以轻罪结案。

2003年，毕晓普入职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生物系，担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神经回路和运动神经元，致力于让活体神经细胞在生物芯片上生长，在帕金森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颇具前景。丈夫和四个孩子也随之迁居亨茨维尔。

她以为，接下来的终身教职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终身教职申请在2009年3月被系里否决。

在美国高校，助理教授通常以六年合同入职。

这六年，是整个学术生涯压力最大的阶段：必须发表足量的高质量论文，申请到科研经费，建立学术声誉，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在系里的人际关系中小心周旋。

六年期满，学校对这名教师进行综合评审。通过，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从此职位稳固，几乎无法被解雇；失败，则必须离开——不管你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不管你是否已经在这座城市安了家，买了房，供孩子上了学。

这就是美国学术界的"Up or Out"——非升即走。

毕晓普的问题，主要出在论文上。她多次被提醒需要发表更多论文，但她把精力大量投入在申请专利上——这在工业界是硬通货，在学术评审里却几乎不算数。最终，论文数量不达标，评审未能通过。

被拒之后，她没有接受现实，而是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上诉之路：向系主任申诉，向院长申诉，向校长申诉，向校董会申诉，最终聘请律师，声称评审程序存在性别歧视，要求撤销裁定。一次又一次，全部失败。

与此同时，她在同事眼中的形象也在悄悄崩塌。多名教职人员私下形容她"奇怪"、"疯狂"，说她在会议上发言"毫无章法"，"脱离现实"。一名参与评审的同事不留情面地说："她是个疯子，我说过很多次，现在依然坚持这个判断。"

绝望在她身上一点点累积。

"我的人生完了。"她反复对莫里亚蒂说。

然后，是那个星期五下午。

枪声停下之后，毕晓普走进一楼女厕所，用自来水冲洗了手枪，把枪和沾满鲜血的格子外套一起塞进垃圾桶，走进附近实验室，向一名学生借了手机，拨通了丈夫吉米的电话。

她只说了两个字："我做完了。"

随后她从大楼后方的装卸区走出，被守候在外的警方副警长当场制服。

2012年9月，毕晓普认罪，以一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检察官原本寻求死刑，但部分受害者家属明确反对，检方最终接受认罪协议。陪审团在不到三十分钟内作出有罪裁定。

宣判当天，毕晓普脚戴镣铐，身穿红色囚服，面无表情。辩护律师罗伊·米勒说："她已心碎，无以复加。"

此后多年，毕晓普一再提起上诉：声称自己精神失常，称认罪时神志不清，指控辩护律师渎职，以精神分裂症为由申请推翻定罪，又援引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声称长期服用过敏类固醇会改变脑化学反应，导致她在案发时陷入"幻觉和昏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她在一份长达50页的申诉文件中亲笔写道："一次晕厥之后，我被告知2010年2月的罪行，并以谋杀罪被捕……"

幸存者、被子弹击中头部的微生物学教授约瑟夫·利希（Joseph Leahy）回应说："毕晓普博士已经在我的世界里不存在了。"他因弹伤失去了一只眼的视力，落下永久性脑损伤。"你觉得她是真的道歉吗？我认为她真正想要的，是出狱。"

2025年1月，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再次驳回上诉。

如今，毕晓普已年届60，在图特韦勒女子监狱的开放宿舍里度日。她的四个孩子都已成年，其中一人成了教师。

这场枪击案发生在2010年，判决在2012年。就在美国舆论对"终身教职制度"的反思最为密集的那几年，大洋的另一边，中国高校悄悄启动了一场制度移植。

清华大学早在2003年就开始试水类似机制，但大规模推广是在2010年代中期之后。北大、复旦、上交大、浙大陆续建立"预聘—长聘"制度，合同期满评审，不达标者不续约。2020年前后，教育部和人社部相继发文，鼓励全国高校推行岗位聘用制改革，"非升即走"从头部高校的自选动作，演变为席卷更大范围的普遍政策。

就这样，一套在美国引发过血案、引发过全国性反思的制度，在中国进入了它的高速扩张期。

美国版本的终身教职制度，有多年积累的配套文化、相对完善的学术就业市场，以及成体系的心理援助机制。中国的移植，发生得很快——快到配套支持还没跟上，快到许多学校把"走"变成了常态，快到那些被拒绝的人，有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毕晓普的案子是极端中的极端。她早在学术压力之前就已是危险人物，只是每一次都被人护着，被系统放过，最终无人能拦。但她的故事所揭示的那个问题——当高强度竞争制度遇上没有出口的人，当警报一次次被忽视，当心理援助系统形同虚设。这种人，不仅仅存在于美国。

《高等教育纪事报》在案发后发文，标题直接追问："终身教职，究竟是不是生死攸关的事？"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正在推行或正在经历这套制度的人，认真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