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到阜阳

公元前495年二月，楚灭胡，俘其国君而归。《左传·定公十五年》记:"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国君名豹，胡是国名，子是爵位，国君姓归（媿）。

胡国都城在阜阳市境内。两千五百年后，今天阜阳千余万户籍人口中，胡子豹族群的后裔占比已无从计算。

阜阳人家谱里反复出现三种祖籍说法：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枣林庄、苏州阊门，也都是听起来很真。

烧陶铸铜

阜阳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活动，是临泉王新庄遗址，经碳-14测年距今约6500—7200年，其他三处：太和倪邱集（约5000—6000年）、颍东岳家湖（约4500—5000年）、阜南台家寺（主体为商代，距今3300—3500年，有少量新石器晚期遗存）。

商代的阜南台家寺是一个高度文明的聚落。这里出土了龙虎尊是国家一级文物。一件商代铜器能在距当时商朝中心（郑州、安阳一带）约300—400公里的地方出土，至少说明：三千多年前的阜阳已与中原文明存在密切关联。

但这群烧陶铸铜的本地先民，与后到的胡国族群之间，目前尚缺少明确的考古或文献连续性证据。

姓归不姓妫

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1年4月22日发布的《历史篇》写：

“西周以后，在今阜阳境内即建立了妫姓的胡子国……”

维基百科“阜阳市”词条亦沿用此说。

但是，阜阳胡子国是归（媿）姓系统，而非陈国（河南淮阳）妫姓一支。

杜预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胡子：胡为归姓国，地在汝阴县。”
《通志·氏族略》（宋·郑樵）：“胡子国，归姓，为楚所灭。”
《路史·国名记己》（宋·罗泌）：“胡子国归姓。”
《汉书·地理志》：“汝阴，故胡国。”
《后汉书·郡国志》：“汝阴本胡国。”
《太平寰宇记》：胡城在汝阴县（今阜阳）西北二里处。

妫姓的“胡”指陈胡公满——舜帝后裔，妫姓，周武王封他于陈国（今河南淮阳），谥号“胡公”。陈胡公的后代后来以谥号“胡”为姓。

但陈国不在阜阳，在淮阳。妫姓的“胡”是个谥号，不是国号。归姓的“胡”才国名。

归、媿、妫在上古文献中确有通假交叉，个别文献偶有混用。但具体到阜阳的胡子国，主流文献的归姓判断是清晰的。

阜阳市政府网把陈国（淮阳）国君的谥号，安到了阜阳胡子国的国号上，把舜帝后裔妫满，装进胡子豹的家谱。这是把两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胡混”成了一个。

胡子豹族群可能不是中原土著。归（媿）姓被部分学者推为赤狄分支（此说尚有争议），从北方南迁、内嵌入周王朝边缘地带，做“以夷制夷”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太和存者不过二百户

1351年5月，颍州（今属界首）人刘福通与韩山童在颍上白鹿庄聚众三千，准备起义。事泄，韩山童被杀。刘福通率众提前起义，旋即攻克颍州城，头裹红巾。

1352年，元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率十万元军镇压。重点战场之一在太和。1980年代地方文史资料转引太和“人民死亡殆尽，存者不过二百户”——这一精确数字最早见于当代文史资料，可能存在传抄夸张，但在比例上并非孤悬：正德《颍州志》记洪武十四年（1381）颍州土著仅1700户。一州土著1700户，一县存者200户，数量级是匹配的。

千里长淮“民多流亡，十室九空”。

李胜筑阜阳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颍州卫指挥佥事李胜招辑流亡、促民复业，开启从外省迁入人口以实阜阳的进程。

洪武九年（1376），李胜启动颍州城墙的砖甃工程，在元代土城基础上进行砖砌加固。

李胜砖甃后的颍州北城城墙，高一丈八尺，环四里，设五门：北门“承恩”（近颍河）、东门“达淮”、西门“通汴”、鼓楼为旧南门、小西门“望湖”。这些城墙在抗战中拆除，地下夯土墙基保存下来。1938年4月底起，日军飞机连续轰炸阜阳。一次大轰炸炸塌烧毁房屋两万多间，炸死炸伤近千人。警报响起，市民只能从几个城门挤出去往乡下疏散，城门口最容易被炸到。

明朝，颍州到底从外面迁了多少人进来？正德《颍州志》给了一组数字：洪武十四年（1381），颍州土著1700户。正统七年（1442），增加流移客户338户。成化十八年（1482）：土居主户2544户，流移客户6356户。

1482年，颍州71%的户口是登记在册的移民。

这个数字以“户”为单位统计，不区分代际，代表的是人口来源结构而非当代迁徙行为。明中期存在大量为逃税而不登记的“隐户”，真实土著比例可能略高于官方统计。但即使打折扣，移民构成颍州人口的主体，这一点没有疑问。

三个祖籍三种传说

山西洪洞大槐树、山东枣林庄、苏州阊门。三个地名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它们与阜阳人真正祖籍之间的关系，远比家谱写得复杂。

第一个，山西洪洞大槐树——最常被援引，流传最广。

历史学者赵世瑜2006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研究指出：大槐树传说在地方志中系统记载较晚——最早载入《洪洞县志》的时间已是民国六年（1917），难以追溯至明初。再则，洪武至永乐年间，洪洞县户口下降很少，远不足以支撑后世口传的百万级移民。学界主流定论：大量自称“洪洞移民”是清代以后构造的祖先记忆。

后人为什么要冒称洪洞祖籍？原因有四：

一，冒籍保地：入清时投降明军可保留土地，普通农民冒称官方背景的洪洞军户移民，是赋税博弈中的政治避险——不是因为思乡，是因为生存。
二，留在中原的蒙古、色目等非汉族群，冒称汉族移民以避歧视。
三，修家谱时无材料，借同村别家始祖的故事。
四，流民冒称官方移民，防被早到的“土著”敌视。

四种动机叠加几百年，洪洞大槐树遂被数以千万计人奉为祖籍符号。

第二个，山东枣林庄——阜阳人最常说的一个。

枣林庄是真实地名，而且明初确实就叫枣林庄。葛剑雄、曹树基1997年《寻根》考证：“枣林庄”=今山东兖州区谷城乡安邱府村。地名沿革：明初本名枣林庄；明宣德十年（1435）安邱王分封于此，改名“安邱王府庄”；清康熙年间复名枣林庄；清末再改安邱府村，沿用至今。

也就是说，洪武年间从“枣林庄”迁出，地名是对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很多阜阳人的祖籍真的就在这里。

为什么？

第一，从明嘉靖到清末，《兖州志》和《滋阳县志》没有任何关于枣林庄外迁移民的官方记载。一个被几百万后裔奉为祖籍的地方，在它本应当所属的地方志里，没有任何外迁记录。学界（葛剑雄、曹树基）的判断：枣林庄是民间自发性移民的集合地，而非官方组织的移民出发点。集合点不等于祖籍——许多人不是从枣林庄出生，而是从枣林庄出发。

阜阳本地家谱里“枣林庄”的地名版本极不一致，可以佐证枣林庄只是山东出发地的论断。临泉县志记录：

• • 柴集倪氏：洪武五年从山东兖州枣林闸
• • 王化集王氏：洪武三年从山东峄县枣庄
• • 朱姓：洪武三年从山东滕县枣龙庄
• • 杨桥张氏：永乐四年从山东枣林庄
• • 老集于氏：从山东临淄县枣林庄
• • 颍上谢桥郑氏：从山东枣林庄

第三个，苏州阊门——这是较新近的一种说法。

《沉默的皖北》一书提到：朱元璋为了报复张士诚，迁了一批江南人到阜阳。

朱元璋打张士诚，围苏州城打了10个月才攻下。记仇。《明实录》：吴元年（1367）十月“克平江（苏州），执张士诚。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松嘉湖杭五府“无田产者”4000余户于临濠。洪武七年从江南迁去约14万人到凤阳府（据《明实录》《明史》，不同记载略有出入）。

颍州明朝属凤阳府（洪武六年并入）。这14万人里有一部分被分到了凤阳府治下的颍州——因此颍州确实接收了一批江南移民。

但“苏州阊门”也不是真正的祖籍。阊门是苏州城的西北门，紧邻京杭大运河，是江南移民出苏州向北的唯一水道——所有移民的最后回忆都集中在这里。葛剑雄的判断：“阊门或阊门外不可能是移民的真正故乡，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或出发地。”和枣林庄是一个逻辑。

洪洞大槐树：多为清代以后构造的祖先记忆，真实迁出占比有限。
枣林庄：地名真实，但官方移民记录阙如，口耳相传中地名版本走样。
苏州阊门：有真实的江南移民到凤阳府，但阊门是出发码头，不是村籍。

把祖籍记忆等同于真实起源，是一种过拟合。但反过来全部否定也不对。

阜阳人的真实来路，是一个由多源、多次、多路径的迁徙叠加出来的混合体。家谱里写“我祖来自某某某”，大概率指向的是一段记忆构造，而不是一个可靠的地理坐标。

闹念十六年

明清两朝，阜阳人口在缓慢恢复。然后又一次大出血······

1851年起，皖北大旱。
1852年，亳州人张乐行（后属涡阳张老家村）聚众万人，攻破河南永城。
1855年，黄河在开封东边决口，鲁南皖北苏北难民南逃，纷纷入捻。
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亳州雉河集（后属涡阳）会盟，张乐行为盟主，五旗军制，人数达十万。

捻军根据地涡阳、蒙城、亳州。“闹念子”造成的人口损失，《颍州府志》和《阜阳县志》没有系统统计。但分散的战役数字可以拼出量级。1862年10月起，僧格林沁部围攻雉河集与周边圩寨，下张桥被夷为平地，韩楼经40多天炮击失守。1863年3月雉河集失守，前后捻军2万多将士殉难。同月23日张村铺血战，张乐行率残部与僧格林沁决战，主力全军覆没。僧格林沁部进入蒙城、亳州后焚城屠民。1865年5月高楼寨之战，清军7000人被全歼。1867年2月尹隆河战役，东捻军一役折损2万余人。十六年，捻军加清军合计死亡据估算约20多万人（郭豫明《捻军史》）——这20万里，相当一部分是阜阳人。

家谱里“我祖来自洪洞大槐树”喊得越响，真祖籍记忆越稀薄。喊，是因为不喊就找不到自己从哪里来。

阜阳指的是这块地，地名不动，人不停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