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录“亡天下”的痛史

“史无前例”爆发时，梅振才是北大学生。同宋彬彬们一样，他也经历了老师的非正常死亡，而老师的死，成为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并影响了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与事业。

那是1968年夏，梅振才和同班同学贺国安、尹旭一起，在颐和园散心，碰上了龚维泰老师和他的妻子。龚维泰曾留学苏联，俄语极佳，人品、人缘好，深受同事的尊重、学生的欢迎。他的妻子是医生，当时正怀孕，挺着大肚子，他们已结婚五年，是公认的男才女貌、幸福的一对。

见到自己的学生，龚老师提议给梅振才三人拍一幅“三人行”。一个星期后，他把三人的合影送给了三个人。

不久，“史无前例”进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北大的教职员被集中在学校里的指定地点住宿。俄语系的老师住在“第一教学楼”，当时，教学楼里整天“鬼哭狼嚎”，斗人者的吼叫与被斗者的哀号交织在一起，成为人间地狱。

龚维泰被打为“叛徒”，饱受折磨。11月7日夜，躺在“一教”的地板上，他用剃须片静静地杀死了自己。在流血的过程中，没有呻吟，没有响声，以致守在身边的监视者竟没有察觉。当时，龚老师年仅36岁，他未能见到自己孩子的降生。

老师之死，成为梅振才刻骨铭心的记忆。

“史无前例”爆发后的前两年，梅振才与同学一道，全身心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他目睹了江青、陈伯达等“红人”在北大的表现，在天安门广场目击了接见红卫兵的狂热场面，经历了北大的“破四旧”、“大批判”、“文攻武卫”，参加了“革命大串联”、“经风雨，见世面”，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

1968年，梅振才到渤海之滨的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因为有海外亲属关系，他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使他的各种美好理想渐趋破灭。1981年，乘“洋插队”的东风，梅振才来到美国。故国的惊涛骇浪化为如烟往事，他以为，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会永远沉落在记忆深处。

然而，历史不肯遗忘。

梅振才是古典诗词爱好者，在编写《百年情景诗词选析》一书的过程中，他陆续读到一些写于“史无前例”时期的诗词。他发现，即令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史无前例”时期，也留下了浩繁的诗词作品。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写得比较粗糙，但这些写于特殊年代的作品，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许多诗的背后，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

中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即使是最黑暗的年代，也无法彻底斩断文化的香火。相反，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的泛滥，却带来了“愤怒出诗人”的效果。梅振才举遇罗克用血泪写成的临刑诗说明这一点：

神州火似荼，炼狱何足论。

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他认为，这是苦难年代里中华儿女的神曲！

梅振才将“史无前例”诗词按照这样的分类进行整理：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作家、学者、文人的诗词作品；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分子的诗词作品；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可教子女”的诗词作品。

这种按照群体划分的方式，与“史无前例”时期的实际社会划分吻合，可以使人清晰了解当时不同群体的精神状况。我以为，可以再增加一个海外华人的单元。神州板荡之际，许多海外华人心系故国，写下了不少寄托忧思与关切的诗词，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版图的一部分。比如香港著名学者劳思光与著名记者高旅，“史无前例”期间都有诗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具臻相当的高度，值得留存。

梅振才对“史无前例”诗词的搜集、整理工作，开辟了“史无前例”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将其评价为“中国诗史传统的现代化身”，他并认为，梅振才在继承传统之中还有创新，比如《“史无前例”诗词钩沉》选择的标准以“史无前例”所造成的惨痛人生为主题，这与历史上诗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州集》《列朝诗集》的未设主题而整体地包罗一代之诗与一代之史有所不同。由于必须凸出主题的缘故，梅振才必须采取精简原则，每一作者仅以一诗一词为限，这样主题才能得到最集中的呈现。

这对梅振才的眼光和功力是个挑战。在余英时看来，梅振才成功经受住了挑战。他认为，梅振才对“史无前例”诗词的搜集、整理，达到了整理者挖掘和保存即将被湮没的诗篇，为“史无前例”的历史留下见证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余英时先生还从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之辩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梅振才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议论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余英时对顾炎武的这个议论的阐释是：王朝更替、政权转移是“亡国”，影响所及主要是在统治阶层内部，与一般庶民关系不大。“亡天下”则是指维系文明生活方式的价值系统的大崩溃。他的结论是，“史无前例”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亡天下”之祸。理由很简单：1966-1976这十年间，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近百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价值都为之一扫而尽。在这个意义上，梅振才对“史无前例”诗词的钩沉，与“亡国”无关，却折射出比“亡国”更惨痛的“亡天下”经验。

梅振才搜集、整理及研究的“文革”诗词中，有一类诗，记录了小人物的觉醒与反抗，罕见地超越了“史无前例”诗词中普遍的对自身痛苦的记录，成为黑暗年代中闪耀的精神磷火，护卫着人性的尊严。比如，当时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在红卫兵视被接见为“最大幸福”之时，却写下这样的诗篇：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

人山人海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这首题为《接见》的诗，比一般“史无前例”诗词所表达的意涵要丰富、复杂，其中既有对革命蜕化的洞见，也有对“史无前例”中一般参与者的反思与质疑。

同一个作者，下乡期间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

诗中流贯的，不是一己的苦难，而是对荒芜现实、荒诞政治的洞察。

梅振才用八个“史无前例”概括这些诗词内容方面的时代特色：史无前例的残暴；史无前例的惨酷；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史无前例的冤案；史无前例的冤狱；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史无前例的无耻。这些沉重的“史无前例”，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遗产。

对于梅振才的工作，企业家中，“大中电器”的创始人张大中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激励。2008年，梅振才的老友、作家刘心武给他打电话，说张大中在北京设下饭局恭候他。梅振才不胜惊讶，因为他与这位富豪素昧平生。刘心武告诉他，是因为张大中欣赏其在网上的一篇有关“史无前例”诗词的文章。见面后，席上，张大中向其讲述了母亲王佩英的故事。

原来，1970年，张大中才20岁，母亲就因为“书写反革命标语和反动诗词”之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遇罗克等被判死刑。“史无前例”后王佩英被平反，但其诗作已经湮没难寻。对于梅振才当时正在编写《史无前例诗词钩沉》一书，张大中表示：“翘首以待！”

忘记历史是一个共同体的愚蠢自戕。梅振才记录的这些“亡天下”的诗篇，应当永远在民族记忆中保留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