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有很多个家

我奶奶，刘储氏，1912年生，娘家姓储。在共产党的成分里，她是地主婆。我爷爷是阜阳城里贩盐的商人，从蚌埠贩盐到阜阳，再把阜阳的土产运回蚌埠，一来一回，挣下一百多亩地。1949年之后，一大家子人要吃饭，没有进项，奶奶把家里的金砖、金银首饰一件件变卖，养着这一大家子。

大姑记得，奶奶会种棉、收棉、纺棉、弹棉、纺线、织布、染线，全套的活。家里五六个孩子穿的衣服和鞋，都是她织的染的；大伯家、舅舅家的女孩，也都跟她学针线。

1956年起，奶奶跟着大姑一家在北京，带大姑的三个孩子。

大表姐说：姐妹三个一年四季的衣服、冬天的棉鞋、夏天的凉鞋，都密密缀着奶奶的针脚。她出嫁时穿的丝绵袄也是奶奶缝的，袄上的蝴蝶盘扣，她逢人就显摆。姥姥烙的麻酱饼、卷的麦芽糖、炒的软溜里脊，是记了一辈子的味道。

文革初期，中央开始清理“投亲靠友的地富反坏右”。奶奶属于被清理的那一类，被迫离开北京，回阜阳农村。回乡后，奶奶分到了地。奶奶当然不会在农村长待。这块地后来一直转赠于老家的至亲。我揣测，老家对爷爷奶奶的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和我爷爷是工商业兼地主，买的地，一茬庄家没收有关。

1974年，我妹妹刘静出生，我妈得了肾炎、哮喘，家里要有人帮着带孩子。我爸一封接一封给大伯写信，请奶奶从安庆回来。1970年，大伯儿子刘志军出生，奶奶从阜阳去了安庆，帮大伯带孩子。

奶奶裹过脚，那双脚小得变了形。1974年回阜阳，她已六十二岁，还去挑水。脚太小，挑着一担水，小脚咚咚地戳在地上。

奶奶一回阜阳，就爱走亲戚，常带着我。走的都是她娘家储家的亲戚，我在他们各自的家里都住过一段。每家都不一样，让我开始养成追求新奇人和环境的习惯。

奶奶最喜欢去的那家男人是她外甥，叫储继先。储继先学中医的钱，是我爷爷奶奶供的。后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我小时候胃口不好，还吃过他开的药。

奶奶喜欢储继先媳妇的针线活。她每次去，两个人就坐在床上缝被子，针脚比别人的细，走线比别人的直，一缝就是大半天。

储家还有个外甥，做生意，家境不错，奶奶常带我去坐，在院子里一聊就是半天。奶奶还把老家一个她最喜欢的外甥女带去北京，安顿在大姑家做事。

1975年，我五岁，刚跟小伙伴学会摔跤、使绊子。没有可试手的人，我就拿奶奶练。有一次出门，我冷不丁给她使了个绊子，把她绊倒在地。好在奶奶身体还硬朗。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搭理我。

冬天，我常给奶奶暖被窝。老人认定小男孩火气旺、身上热。

我是长孙，奶奶疼我，可做人做事上，她从不护短。有一回，我对我爸的徒弟没礼貌，骂了人家。奶奶抄起拐棍打我，把拐棍打断了。那根拐棍是大伯上庐山给她买的，她很喜欢。等我爸回来，她还让我爸赔她一根。我那会儿只担心一件事：我爸会不会再揍我一顿。后来，大伯又从庐山给她带了一根，可她还是喜欢修好的那根。

上初一，我成绩不好，班主任找上门告状。那天我爸不在，是奶奶接待的老师。我一直盼望奶奶别跟我爸说，但奶奶还是原原本本告诉了我爸。

奶奶不识字。有一天，她跟我爸说，三沟，吃了一沟——迟疑了一下，她说，三分之一。我很诧异，她竟能猜到三分之一。姥姥能看《红楼梦》，但奶奶的判断力丝毫不比姥姥差。

1985年，大姑父、大姑、二姑、四姑都回了阜阳。那是我们刘家最大的一次团聚，院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大姑父是个将军，从总政转去了总参，奶奶张罗着把储家的亲戚引荐给他，想盘下部队淘汰的旧吉普车，做点生意。团聚过后，奶奶跟大姑去了南京，又去了北京，主要住四姑家。奶奶总说：四姑父人和气。

奶奶从北京回来，给我带回好些表哥穿过、用过的东西，我都稀罕。有一件冬天的棉袄，带帽子，北京叫“棉猴”，阜阳没有，还有一件能防雨雪的外套，很时兴，为了试试防雪的效果，那个冬天，我总盼望下雪。

1986年，大表姐江林在南京见到奶奶。她的腰已经弯成九十度，拄着拐棍。江林问她腰怎么伤的，她说，是端洗衣盆，压坏的。江林给她买了一个电褥子，她高兴得不得了，说好多年没睡得这么舒坦。

我爸常说一句话：“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爸是奶奶最小的儿子，我是奶奶的长孙。

1994年我结婚。婚礼前，奶奶坚持要我穿大红大绿。我妈来问我的意思，怕我不答应。我其实怎么都行，但已经买了新西装，最后折中，披了一块大红绸子。行礼那天，奶奶坐在中间，我和我老婆给她磕头。我抬头，看见她笑得合不拢嘴。可惜，她没能看到重孙。

1995年，奶奶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她主动提出，要搬去大伯家。那时大伯刘敏已经搬回阜阳，在铁路医院做检验科主任。

她一再说，不能死在我家。她怕死在我家，吓着我妈。我妈年轻时住的地方，文革里有人在那儿上吊，她落下了病根，害怕死人。

所以，奶奶执意搬去了大伯家。

三姑说，奶奶在最后的日子里皈依了基督，走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