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乌克兰女性：用"美人计"指引无人机猎杀俄罗斯军官

去年六月开始，一名35岁的乌克兰家庭主妇在 WhatsApp 上和一个俄罗斯的车臣指挥官聊天。她说婚姻冷淡，丈夫疏远，她孤独。指挥官叫阿赫马德（Achmad），驻在乌克兰南部被占区的某处。他们聊日常，聊失望，聊战争结束后想做什么。她问起前线。他都告诉她。

"发张照片给我，"她说，"我想看看你的生活。"

一天下午，他照做了。照片在兵营里拍的，他和另一个士兵冲镜头咧嘴笑。两人身后的墙上，钉着一张营地地图，标着部队的位置。

这名主妇并不存在。"她"是一名中年军官，名叫谢尔希（Serhiy），在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工作。

"谢尔希调情很在行，"他的指挥官说，"队里的人开始找他请教怎么追女孩。"阿赫马德发出那张照片后不久，照片暴露的坐标，被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

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肯·哈博（Ken Harbaugh）6月21日发表的文章，报道了在乌克兰被占领区这条杀伤链的最前端，站着的多半是女人。

战争初期的抵抗是公开的、象征性的。

人们挂国旗，放爱国歌曲。一个画面传遍全球：一位老奶奶把葵花籽塞进俄罗斯伞兵手里——"等你死在这儿，好长出向日葵。"

当俄军摆出长期占领的架势，这种公开反抗消失了。今天在被占区，只要表露一点亲乌立场，就可能被送进"地下室"——俄军刑讯室的代称。

抵抗者把俄方的镇压形容成一台机器。"它需要时间运转起来，"代号德米特罗（Dmytro）的赫尔松抵抗者说，"一旦转动，就有了自己的惯性。"

城市中心布满高清监控，能逐个街区追踪个人，戴不戴口罩都没用。审讯是日常。来自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抵抗者估计，当地近一半成年人接受过俄方安全机构的测谎。

2022和2023年，马里乌波尔的占领军实际上禁了蓝色和黄色——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居民收到的援助包裹里，连黄蓝两色的记号笔都被抽走。亲乌涂鸦可能要命。"即使乔装，你的行动轨迹也能被倒查，找到你住在哪，"逃出马里乌波尔、如今在当地遥控一个小组的彼得罗·安德留先科（Petro Andriushchenko）说。

于是，公众的象征性反抗，让位给了职业化的情报工作。针对被占区纵深目标的持续无人机攻势：防空、后勤枢纽、指挥所、人员。这条杀伤链上最关键的一环，是敌后忠于乌克兰的人提供的信息。

在被占区，女人是抵抗运动的骨架。

她们很多人就在俄方民政系统里任职——诊所、学校、政府办公室——同时向乌克兰情报部门报告。她们利用占领者的偏见：俄军士兵往往想不到女人会是战斗员。没几个人会怀疑，每天提着购物袋从兵营前经过的老太太，是一条杀伤链的第一环。

多数特工单线作业，唯一的联系是与上线的加密通信。代号"姐妹"（Sestra）的特工不知道自己周围的网络有多大，只知道它几乎每天都在杀俄国人。"你不知道的东西，"她说，"在审讯下就供不出来。"

"她们能去男人去不了的地方，做男人做不了的事，"在马里乌波尔指挥特工的安德留先科说，"而且，她们心狠。"

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占领者本身。在自由乌克兰，特工在网上和占领军士兵建立关系。多数操作者是女性，也有像谢尔希这样有天赋的男性。

不同对象，难度不同。俄罗斯本族士兵难搞，太功利。"他们头五分钟就问：'到底睡不睡？'"谢尔希的指挥官说。车臣人则"更想要一段真感情"，更容易操纵。

奥莱娜·别列茨卡（Olena Biletska）经营"乌克兰妇女卫队"，2014年俄罗斯首次入侵后成立，教女性如何在打击和占领下生存。到2022年，受训者超过6万，其中一些人留在了被占区。课程多讲基础自卫和求生，也有的直接服务于抵抗：一门教怎么骗过测谎仪，还有讲城市侦察和情报收集的。

至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学院，开了一门新课，要求学生在网上和真实的占领军士兵建立联系。一名要求匿名的教官不肯证实，却说："每个情报机构都这么干——包括你们的。"被追问那个传言——拿到目标坐标的学生分数最高——他笑了："那确实能拿高分。"

海外的乌克兰人，负责核实坐标。来自被占区的难民熟悉当地，为无人机打击提供细节。

一名化名罗克萨娜（Roksana）的女子，曾在赫尔松附近、第聂伯河被占南岸的一间诊所工作。她拒绝为俄军做事，九死一生才逃出来。如今身在国外，她帮乌克兰军事情报核实目标。"我了解我的村子——每条街、每个农场、每座仓库，"她说。

她逃亡时穿过33个俄军检查站，有几个周围躺着尸体，有些是女性，身上有她认定为性暴力的明显痕迹。在一个检查站，一名俄军士兵朝她停着的车后部开枪，打中了一名乘客的腿。士兵这么做，只是取乐。

但她活了下来。今天，如果能把俄军赶走，她毫不犹豫地为打击自己村庄的无人机指引坐标。"仓库可以重建，"她说，"可俄国人重建不了。"

对罗克萨娜和哈博接触到的一些女性操作者来说，摧毁占领的决心，源自黑暗的经历。"入侵后头几周，几乎每天都听说街上又多了一具尸体，"她说，"如果是女人，往往被施暴过。"

基辅一家大医院妇女中心的主任、医生塔季扬娜（Tetyana Kostyantynivna）说，2022和2023年，她那里持续接收来自被占区的性侵幸存者，年龄从4岁到75岁。"过去四年，"她说，"我们在妇科重建手术的新方法上，成了世界领先。"

好几位抵抗运动领袖，把麾下的女性特工称作 vidma。

这个词常见于乌克兰民间传说，最接近的翻译是"女巫"，但在这里意味完全不同。它源自 vidate，意思是"知道"。前乌克兰议会议员莱西娅·奥罗别茨（Lesia Orobets）解释："维德玛是智者。她们懂得周遭世界的秘密。在乌克兰，我们的维德玛因学识受人尊敬，而不是被烧死。"

这些"战巫"成了乌克兰最令人畏惧的情报资产，像影子一样穿行在被占区。

奥罗别茨常出国。有人问她："要是乌克兰把男人打光了怎么办？"

"小心你许的愿，"她说，"要是乌克兰的女人当家，一个俄国人都活不下来。"

占领初期，孩子也参与过抵抗。他们容易混过检查站，一学就会用加密软件，胆子大得惊人。可他们冒的风险，不比成年人小。一条发错的帖子，甚至只是给支持乌克兰的内容点了个赞，就够把一个孩子抓去审讯。

《大西洋月刊》采访过一个小女孩。村子被占时，她才11岁，因涉嫌"抵抗"被从家里拖走。谈话开始时，她为自己的口吃道歉。"我以前不这样，"她说，"直到俄国人把我带进地下室。"

抵抗运动说，现在绝对禁止孩子参与。"这不只是孩子的风险，"赫尔松旅的德米特罗说，"是整支队伍的风险。"一个孩子死在俄军手里，会摧毁士气。安德留先科讲了梅利托波尔（Melitopol）两个少年的事，他们被俄方安全机构审讯，尸体始终没被归还——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被折磨得太惨。"他们的死狠狠打击了我们，"他说。

禁令并非总能执行。在一座被占城市，少年们学会了绕开摄像头网络。他们曾在废弃楼房侧面喷乌克兰的颜色；如今带蓝黄油漆太危险，就改用粉笔或刻痕，在能下手的地方留下乌克兰字母 Ї——这个字母俄语里没有。

即便这样，抵抗领袖也劝阻。在马里乌波尔活动的"姐妹"说，"一处涂鸦，就可能让一个孩子被折磨、关地牢，或被遣送到俄罗斯，让一个家庭被捕，或被剥夺监护权。"

"不值得，"安德留先科说，"我们要的是情报，不是涂鸦。等他们满18岁，自会轮到他们。"

如果说抵抗者是杀伤链的第一环，无人机操作员就是最后一环。

呼号"公羊"（Ram）的耶戈尔·克拉夫琴科（Iegor Kravchenko），在乌克兰第426无人系统团指挥一个连。每天夜里，他的部队向被占区发射攻击无人机。"其中相当一部分任务，"他说，"靠的是抵抗运动提供的情报。"

这套被称作"中段打击"（middle-strike）的无人机攻势，如今是抵抗活动的主引擎，效率惊人。对一个高优先级目标——防空系统、指挥所、弹药库——从坐标传出到实施打击，短则15分钟，长不过几小时。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名操作者还在网上和某个士兵聊天，无人机已经命中了他的位置。

"我们的目标，"奥罗别茨说，"是让俄军士兵永远到不了前线。"

哈博问这些抵抗者，为什么愿意和记者谈，透露这场战争中最危险行动的隐秘细节。

她们告诉记者，是想给占领者递个话：你在这里被恨着。

"姐妹"说得更狠："我要每一个踏上我们土地的俄军士兵，都带着那种偏执——令人窒息、无休无止，每一秒。我要他看着市场上的老奶奶、公交司机、诊所的医生、街上随便一个路人——在每个人身上，都看见自己可能的毁灭。"

他们也想让外界人知道，乌克兰在为每一寸土地而战。问到乌克兰是否会接受割让占领区的和平协议，别列茨卡反问："你见过布查（Bucha）吗？赫尔松？马里乌波尔？那不是和平。"

至于那个暴露了自家兵营位置的车臣指挥官阿赫马德，安德留先科说得很直白："他在网上消失了。但我们猜，他到现在都没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在跟一个中年大叔调情。"

记者问他，担不担心曝光阿赫马德这个"信息源"。"不担心。我倒希望他的部队知道他干了什么，"安德留先科说，"然后，我希望他们把他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