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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遇见的人,在春末说再见 | 沈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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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三重奏,中为保罗老师

前年春天,我在巴塞罗那街头游荡,遇到了拉大提琴的保罗老师。他和两位拉小提琴的老朋友组成了三重奏乐队,在街头演出。三个小老头,琴拉得那么好,竟落魄到要上街卖艺,欧洲经济已经这么差了吗?我唏嘘不已。

我学过一点大提琴,还算识货,觉得保罗老师的气场很不一般,当即决定跟他学琴去,一来算是支持落魄音乐家,二来也是想学点真东西。

保罗老师每次一教就是一下午,也不看时间,一次只收30欧元。他教得特别认真,还常带我参加本地音乐人的活动,介绍老朋友们给我认识。于是我决定,每年春天,都要去巴塞罗那待一个月,跟他学琴。

第一年回国前,保罗老师给我组了个送行宴。街头三重奏的老伙计和家属们都来了,还有一些新面孔,有画家、建筑师、作家和诗人,他们都是他的老朋友。

酒过三巡,三重奏老伙计们提到,在疫情中,每家都失去了一些亲朋好友。聊到那些亲人,他们笑笑,耸耸肩,皱巴巴的脸上闪着泪水,“人总会死的,天命如此,怨不得别人”。我这才知道,保罗老师老家是荷兰的,另外两位老伙计,一位来自古巴,一位来自法国,他们喜欢巴塞罗那的音乐环境,在这里待了半辈子,都是受人尊重的元老级音乐家。经历了漫长又悲伤的疫情期后,他们厌倦了一本正经的音乐厅,决定上街演出去,让生活热闹一点。但他们时不时会接到别的演出任务,能凑到一起玩的机会并不多,恰好就让我遇到了。

那天晚上,保罗老师和他的妻子安娜教授喝了很多酒,俩人没怎么说话,安静地听着大家聊天,悄悄地掉着眼泪。散场时,保罗老师一手提着铁皮箱,一手背着大提琴。安娜教授挽着他的胳膊,拉着一个买菜的小拖车。他们住在山上,生活不方便,每次进城都要采购点酒水食物拖回家。那个铁皮箱看着不大,但特别沉,里面装着折叠谱架、琴谱和松香。保罗老师这样的大高个荷兰人,上街卖艺时,就拿这个箱子当凳子,竟坐得稳稳当当的,挥洒自如地演奏乐曲,我一直觉得很神奇。

他俩喝得东倒西歪的,相互扶持着,向我们挥手告别。我担心他们在路上丢东西,准备打车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伸手要帮老师提箱子。他朝我摆摆手,说自己能行,拉着安娜教授摇摇晃晃地往街角走去了。这个倔老头,总是说这箱子是他吃饭的家伙什儿,是自己的责任,从不让人帮忙拿。

那晚下着雨,地上湿漉漉的,昏黄的路灯下,看着他俩长长的背影,一种潮湿又酸楚的预感,从我心底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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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保罗老师的小画

那一年的冬天,我特别想念葡萄藤下的大提琴课,就用马克笔画了一幅小画,把老师蓝色的肖像画、绿色的窗棂、红色的窗帘,以及金灿灿的柠檬树都画了进去。保罗老师在脸书上看到了,特别喜欢,发信息来,问能不能卖给他。

保罗老师自小跟随法国名师学大提琴,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过爵士乐和影视编曲,在欧洲和美国的知名乐团工作过,还在音乐学院教过书。这样的大师,就收我那么点学费,这份人情有多重,我心里还是有点数的。

卖肯定是不能卖的。我回信说:“不要钱,可以送给您。”话虽说得很大方,但我拖拖拉拉,始终没有动作。老师催问了好几次,我实在不好意思了,这才把画寄了过去。

保罗老师很少谈及私事,我是个有边界感的人,也不多问。刚开始找他学琴时,只觉得他闷闷的,情绪不佳,一喝酒就掉眼泪。去年春天,我再度赴欧找他学琴时,他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环境跟前年相比,清爽了很多。我的那幅小画,只有明信片大小,被他夹在钢琴谱架上,一抬头就能看到。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三年。今年春天,我写了一系列打假文章,得罪了人。本打算等事情结束了再去找保罗老师学琴。等着等着,竟等到了他因为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

亦师亦友的老师走了。震惊之余,无论如何,我都想去现场送他最后一程。但事发突然,领事馆预约最早也要排到半个月之后,临时办签证,根本赶不上。

在给我饯行的那家老酒馆里,保罗老师的朋友们为他举办了一场告别仪式。万幸的是,去年我曾给保罗老师介绍过一位定居在巴塞罗那的中国学生,她去参加了告别仪式,给我打了视频电话,向我同步了现场情况。午夜1点,我强撑着精神,靠在床上,举着手机,向地球另一边的罗拉挥手致意。作为保罗老师的女儿,罗拉主持了这场活动。告别仪式上来了很多人,但安娜教授没有来,她去年丧父,今年丧夫,接连送走至亲挚爱,搁谁身上可能都承受不住。

罗拉的状态看起来还好。她是个心很大的女孩,总是迷迷糊糊、乐观开朗的样子。这些年,罗拉和保罗老师常搭档去各地演奏爵士乐,一个吹萨克斯风,一个作曲以及拉琴,既是父女,又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失去亲人就是这样的,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人怔怔的,看着一切如常的样子。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合作过的曲子、一起演出过的地方,会一遍一遍地让她回忆起父亲,就像钝刀子割肉,让人翻来覆去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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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仪式上的保罗老师画像

告别仪式的签到台上,立着一幅保罗老师的画像。就是我画里的那一幅。那是他的大伯在很多年前画的,当时老师还很年轻。只可惜画到一半,大伯突然去世了,画成了半成品。而如今,画中人也突然离开了。

这幅画以前放在老师的琴房里,挂在窗户左侧。绿色的窗棂,红色的窗帘。院子里种着一株病恹恹的老葡萄藤,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和一棵长在台阶下、石头缝中的柠檬树。老师有时会随手摘几个柠檬下来,让我带回去泡水喝。阳光明媚,春风送爽,树影婆娑,在这样的环境里学音乐,如梦似幻,让人不愿离去。但我在国内还有工作,出去久了也不行。每年最多待一两个月,就得回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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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老师家的桌上有个旧花瓶。老师住在Les Planes山上,那里物种丰富,他每天早上去后山散步,就顺手采些野花回来,插在花瓶里。每次去上课,总能见到不一样的花,有时是野百合,有时是接骨木。杂七杂八的野花和野草混着插在花瓶里,颇具野趣。有天课间休息,老师给我泡了壶黑茶,我们边喝茶边聊天。他指着红窗帘说,疫情期间,他的母亲在法国去世了。当时两国都封了城,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让他抑郁了很久。后来,为了纪念母亲,他亲手制作了这幅窗帘。红色是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看到它,保罗老师就会觉得母亲的灵魂还在这里。

罗拉是个萨克斯乐手,她和父亲一样,一直在租房子生活,漂泊不定。保罗老师去世后,我考虑了一番,给她发了条消息:“我们中国人常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不灭,会附在生前常用的器物上。如果你哪天经济上遇到困难,可以把老师的大提琴交给我保管,我按市场价给你钱,等需要了,你还可以把它赎回去。我相信,只要老师的琴还在,他的灵魂就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罗拉开始收拾保罗老师的房子。房东敬佩保罗老师的人品,三十年来都没有涨过房租,一直是600欧元/月。但罗拉喜欢住在城里,所以老师去世后,房子自然是要腾出来的。二楼书房曾是罗拉的卧室,梵高色的墙壁是老师亲手涂的,罗拉的童年是在这个可爱的小房间里度过的。我在这里借住过,前年离开时,曾留下几本书请老师代为保管,去年再去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不过是个来自异乡的过客,老师对我留下来的东西不太上心,这也正常。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结果,罗拉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就是那几本书:“这是爸爸留给你的,我会保管好的,你一定要再来巴塞罗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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