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把伊朗人聚拢，散场后重新回到分裂

正

林炜鑫2026年07月09日约 21 分钟

一群无法再轻易共享同一个国家象征的人，被美加墨世界杯带到同一个看台上。

两面旗帜

首先出现的是旗帜。一面面旗帜填满了看台的每个角落，在灯光下疯狂地舞动，像咆哮的野兽。

当地时间6月15日傍晚，在美国洛杉矶，伊朗队迎来了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涌进索菲体育场的70108名观众，仅有数千名新西兰球迷，而超过90%的球票被伊朗人抢购一空。许多球迷高举着伊朗国旗，表达对Team Melli（波斯语“国家队”之意）的支持。在伊朗国旗的旁边，或是更远处，有另一面与之相似的旗帜，同样由绿、白、红三种条纹组成，只是用狮子与太阳的图案替代了国旗上的伊斯兰国徽与阿拉伯语铭文。

这面旗帜是1979年革命前，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象征，经常出现在伊朗的抗议示威现场。尽管国际足联表示要在世界杯上禁止展示这面狮子太阳旗，但等到比赛正式开始，依然有大量伊朗裔美国人掏出了这面旗帜，用力地挥舞着。

伊朗与新西兰的比赛，被安排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刘骁骞 / 摄

驻外记者刘骁骞报道过三届世界杯，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去参加伊朗队的新闻发布会时，他路过球场，抬头看到正在测试的大屏幕里反复出现伊朗国旗，感到说不出的怪异——在世界杯历史上，伊朗是第一个来到正在交战的敌国领土参赛的国家。

在他看来，球迷高举的两面旗帜就像是两个伊朗。一个伊朗仍然属于现在的国歌和球员胸前的徽章，另一个则属于革命前遥远的记忆和那些出走的反对者。它们出现在同一片看台上，彼此相隔不远，有时只隔着几排座椅。

分歧早在赛前就显现出来。

索菲体育场外，有人把狮子太阳旗披在肩上，有人把图案印在T恤上，有人举着写有口号的标语。大约200名抗议者聚集在入口附近，不断高呼反对口号。他们认为，这支球队不是普通伊朗人的球队，而是政府的球队。一些人对着入场的球迷喊话，质问他们为什么还要支持这支队伍。

在西侧入口，一名手持扩音器的抗议者朝过路人喊了几个小时。他反复说，伊朗队是革命卫队的工具，无法代表伊朗人民。东侧入口则聚集了更多人，狮子太阳旗在他们身后飘动。人群不断从他们身边经过，有人快步走开，有人停下来争辩，也有人拿出手机拍摄。

刘骁骞碰到一个举着“MIGA”标语的人——那是“Make Iran Great Again”的缩写——他好奇地上前询问，对方告诉他，感谢特朗普。有一个没买到球票的伊朗女子站在入场队伍旁边。她戴着一顶“MIGA”的红色帽子，手里举着一面巨大的狮子太阳旗。她说自己来到这里，一方面是担心这面旗帜无法被带进球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反对伊朗国家队。“他们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她说，“都是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不支持他们。”

但在她身边不远处，另一些人正兴奋地等待入场。他们穿着伊朗队球衣，脸上画着红白绿三色，手里拿着围巾。伊朗队在世界杯来到洛杉矶，或许是他们此生唯一一次有机会在家门口看见国家队踢球。

赛前，伊朗球迷在索菲体育场外等待。王继成 / 摄

安保人员站在入口处，检查每一个人带进球场的东西。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带有政治信息的物品不能进入体育场。在比赛当天上午，洛杉矶当地法院宣布支持国际足联关于禁止展示狮子太阳旗的决定。但执行并不彻底。一些人被拦下，失去了旗帜。另一些人把旗帜藏在包里，或卷在衣服下面，则顺利通过安检，等进入看台再展开。

球场外的小贩很快发现了风向。一个卖纪念品的人原本摊位上摆着伊朗官方国旗，后来又把它们收了起来，转而展示狮子太阳旗。

一个从瑞典飞来的伊朗人对刘骁骞说，他不仅来看比赛，也要看望洛杉矶的朋友。一个从乔治亚州赶来的伊朗球迷随身带了两面旗，一面是狮子太阳旗，另一面是现在的伊朗国旗。他不想在入口处被拦下，也不想陷入争论。“我是个球迷，”他说，“我只想去看足球。”

这句话在那个傍晚更像是一种逃避，在索菲体育场，足球已经很难只是足球。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支持的是哪个伊朗。

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有两场都被安排在洛杉矶进行。洛杉矶是拥有伊朗侨民最多的城市，其中大部分人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为了逃避宗教和政治迫害，来到这座城市。如今，大约有50万名伊朗裔美国人生活在洛杉矶。这里的伊朗社区被称为“德黑兰格里斯”（Tehrangeles），街道上有波斯餐馆、超市、书店和卫星电视台。对很多移民家庭来说，足球是他们与故土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

在伍德兰希尔斯（洛杉矶的社区），一群伊朗裔美国人组建了一支叫“Arya FC”的球队，每周日参加业余联赛。世界杯开始前，许多人说自己会支持伊朗队，但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心情已经不再纯粹。“伊朗现在发生了很多事，心情很复杂，”一名球员对媒体说，他计划去看一场伊朗队的比赛，“作为球迷你不可能对世界杯不激动。我会为看到我的国家队感到兴奋吗？今年我的心情很矛盾。”

在看台上，两面相似的伊朗旗帜只隔了一排。刘骁骞 / 摄

这种矛盾在国歌奏响时被放大了。球员们站成一排，镜头从他们脸上扫过。看台上有欢呼声，也有嘘声。“非常大的嘘声。”刘骁骞说。介绍球员时，有了更统一的欢呼声。然而这种共识并不持久，在比赛过程中，伊朗球迷又开始争吵起来。

在一个角落里，两个男人因为一件印有狮子太阳图案的衬衫发生冲突。有人开始辱骂，有人试图上前阻止，手机镜头立刻围了过来。坐在刘骁骞前排的两个球迷，几乎吵个不停。他听不懂他们用波斯语喊出的口号，只能从表情、手势和周围人的反应里判断，那些话显然是在戳彼此的痛处。对许多伊朗人来说，今天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新西兰队，还有彼此。

球迷之间的举报，也成为了比赛的一部分。刘骁骞注意到，有人会去找安保，指着另一群球迷手里的旗，说他们代表恐怖主义，说那是不被允许的。另一边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反击。

九十分钟的比赛无法解决争论。在一些人眼中，伊朗国家队仍然象征着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是童年、语言、家庭和故乡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支球队已经无法和现在的政权分开。吊诡的是，这两类人都坐在索菲体育场的看台上，挥舞着相似颜色的旗帜，用不同的声音呼喊同一个国家的名字。

足球没有让他们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它只是把他们带到同一个现场，让那道裂痕变得清晰可见。

伊朗，兄弟，你现在是墨西哥人了

美国在1994年主办过世界杯，32年之后，这个国家再次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足球迷。对大多数外国球迷来说，这一个多月，世界杯提供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假期——假装世界是安全的，大家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看球，仅此而已。

成千上万名外国球迷涌入美国，记住了麦当劳里的免费续杯，沃尔玛货架上夸张的糖果包装，达拉斯郊区那些宽敞的Airbnb。有人第一次走进Buc-ee’s（美国超大型公路旅行消费中心），被里面的加油站、零食、纪念品和卫生间规模震住。有人在堪萨斯城吃烧烤，惊讶于一份肉的分量足够两个人分享。

美国的一切都“超大”——从披萨到私人草坪，再到摩天大厦。一个日本球迷说，麦当劳的中杯饮料，比日本餐厅的大杯还要大，在达拉斯街头遇见的大型宠物狗也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普通美国人也比想象中更热情，陌生人愿意搭话、指路，还祝他们玩得开心。

伊朗队是那个格格不入的存在。这一点美国人知道，伊朗人更是心知肚明。美国于他们而言仍是敌对国家，办理签证总是更困难一点。美国的球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更好的灯光、草皮、大屏幕与冷气系统，还有混乱、矛盾和充满火药味的看台——那是一场谁都可以假装忘记，唯独他们不被允许忘记的战争。

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朗能否顺利参加这届世界杯，不只是一个体育问题。美伊战争爆发后，曾经有过关于伊朗是否会被取消参赛资格的传闻。临近世界杯，美国允许部分伊朗球员入境比赛，但拒绝了多名随队官员和工作人员的签证。最初有15人被拒签，后来减少到11人。

第一场比赛前，伊朗队员在球场上热身。刘骁骞 / 摄

球队的行程从一开始就不正常。伊朗原本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备战，那里有满足一支世界杯球队使用的训练基地。后来计划改变，他们被迫把营地搬到了墨西哥的蒂华纳。他们要在这里训练，比赛前等待被允许进入美国，赛后还要立即回到墨西哥。

伊朗队住在蒂华纳一家戒备森严的酒店里，酒店入口设了路障，两侧站着警察和墨西哥国民警卫队。训练场附近也有武装人员巡逻。证件被反复检查，训练时间和拍摄区域都受到限制。

蒂华纳是一座边境小城，美国的存在感几乎无处不在。最近几年，边境、移民和贸易问题不断地在两个国家之间制造新的摩擦。因此，尽管这里的伊朗社区只有20人左右，但伊朗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很多蒂华纳人只是本能地同情被美国挡在门外的一方，他们用西班牙语唱道：“伊朗，兄弟，你现在是墨西哥人了。”

当地俱乐部把训练场开放给他们。酒店外常有球迷聚集，有些是伊朗人，有些只是附近的本地居民。一个孩子抱着世界杯贴纸册，希望得到签名。一些球迷从洛杉矶、圣何塞、迈阿密等地专程赶来。他们在酒店外守候了很久，当球队出现时，人群开始欢呼。有人高喊“Team Melli”，有人挥舞伊朗国旗。球员们穿过大厅，向人群挥手，停下来签名。上车前，有球员低头亲吻《古兰经》，然后把额头贴上去。那是一个很短的动作，在人群的喧闹中显得格外安静。

从地图上看，蒂华纳与加州之间只隔着一道边境，距离索菲体育场不过两百多公里。可是，真正的距离是由签证、海关和临时政策决定的。最初，美国只允许他们在洛杉矶比赛前大约24小时入境。第一场小组赛结束后，伊朗队被告知必须立即离开。这让伊朗主教练加莱诺伊非常不满。一场比赛结束后的几个小时，球员需要治疗、放松、补水、睡眠，但他们只能匆忙收拾行李，赶往机场。

规定也并非一成不变。前两场安排在洛杉矶的比赛，伊朗曾申请提前两天进入美国，以便适应场地，但最初没有得到允许，等到小组赛最后一场要去西雅图时，美国又突然同意了。伊朗队真正感受到的，是一种随时可能改变的处境。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来，明天或许提前两天，今天赛后必须马上走，下一次可能被允许多停留一会。

刘骁骞参加了伊朗队在洛杉矶的赛前发布会。发布会和公开训练通常很早就会出现在国际足联的媒体系统里，然而伊朗队的新闻发布会迟迟没有音信，直到很晚才定了下来。当他赶到现场时，台下已经坐了一百多名记者。

第二场小组赛之前，伊朗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刘骁骞 / 摄

伊朗发布会刚开始，来自国际足联的新闻官就提醒大家，希望问题尽量和足球有关，不要涉及政治。这句话没有起到作用。记者们的问题很快绕开了阵型、首发和对手，他们更关心伊朗队的签证、进入美国的时间、赛后的行程，还有人直接问球队如何看待观众席上的抗议。

刘骁骞也获得了提问的机会——

“如果伊朗队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是足球本身，还是球场之外的因素？”

“是场外因素。”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伊说，伊朗队来这里是为了踢球，为了代表伊朗人民，无论这些人生活在伊朗国内，还是在海外。他反复强调，球员不是政治人物，足球应该和政治分开。不过，面对记者轮番的提问，他也忍不住开始讲述球队遭遇的不公对待。

有一场比赛的前两天，国际足联通知他们，球队也许可以当天晚上六点出发去美国。这对伊朗队来说是个好消息。提前两晚抵达意味着可以适应环境，可以训练，球员得到更多休息。他们收拾好行李，等到了晚上六点。没有消息。又等到七点，还是没有。

类似情况不止一次发生。有时候训练进行到一半，他们突然接到消息，说可以提前去美国。于是有人开始准备行李，调整安排，等待出发。过一会儿，又被告知暂时不行。队伍只能回到基地，继续等待下一次通知。

一名长期跑足球的同行后来告诉刘骁骞，职业球队会尽量把所有不确定因素压到最低，比赛前几个小时喝多少水，补剂里放什么，什么时候吃饭、休息、坐车去球场，都有精确计划。运动员的身体被细致地管理，每一个环节都服务于比赛。伊朗队却连什么时候出发都不能完全确定。

“这届世界杯最清楚的问题，是身份。”刘骁骞说。世界杯像一个放大镜，不会凭空制造问题，却会把原本存在的问题照得更清楚。前不久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世界杯的新书《门外：边境、锈带与好莱坞》，书里记录了一场特殊的足球赛。有两支分别属于美国和墨西哥的小俱乐部，仅有一河之隔，他们都说西班牙语，许多居民也有相近的拉美背景，但只要跨过边境，事情就复杂起来。边境墙、检查站和不断变化的执法尺度，不断影响着两支队伍的“边境德比”。墨西哥球员担心入境美国时被盘查，因为他们队中有球员害怕在边检站遇到麻烦。现在，同样的问题被世界杯放大到了伊朗队身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个记者问加莱诺伊，其他四十七支球队里，有没有哪支球队向伊朗表达过支持。

主教练说，没有。没有一支球队公开声援他们。只有新西兰队的主教练，他发了一条简单的问候短信。

国家队代表谁

中国球迷彭飞第一次在世界杯现场见到伊朗队，是在2018年的俄罗斯。那年夏天，他从中国出发去看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就是伊朗对阵摩洛哥。比赛在圣彼得堡体育场举行。他提前两个小时赶到球场，被长长的检票队伍堵在外面，等进入看台时，比赛已经开始了。

补时阶段，摩洛哥球员打进乌龙球，伊朗1比0获胜。伊朗时隔20年拿下世界杯决赛圈胜利，也是队史世界杯第二场胜利。彭飞说，伊朗球迷“非常狂热”，陷入了狂欢。赛后，他和朋友搭乘火车从圣彼得堡去莫斯科，在车厢里，他们遇到了一对伊朗夫妇。起初，双方都有些拘谨。大家只是点头、微笑。后来有人试着打招呼，发现彼此都能说英语。伊朗男人很快把一个亲戚也叫了过来——这里有三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一起聊聊。

中国人对伊朗好奇，伊朗人也对中国好奇。

在那之前，彭飞对伊朗的认识很有限。在很多中国人的想象里，伊朗是个相对封闭的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大多来自新闻频道，战争、制裁、宗教、女性头巾，以及剑拔弩张的国际政治摩擦，其实很少知道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伊朗夫妇也想知道中国的情况。彭飞向他们介绍中国的电商——只要在手机上挑选商品、付款，过两天东西就寄到家，不喜欢还可以退回去。伊朗人很惊讶，脱口而出的问题是，钱已经付出去了，怎么确定对方真的会把东西寄来？

彭飞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伊朗电影，讲一群伊朗女球迷想去现场看国家队比赛。然而伊朗不允许女性进入男子足球比赛现场，她们只好女扮男装，试图混进球场，最后还是被发现，没能看成比赛。

对一些伊朗女人来说，支持国家队，本身就意味着出走，在别人的国家里，获得一种在自己国家未必拥有的自由。这么多年来，彭飞在球赛现场见到许多伊朗女球迷。她们大多会说英语，几乎很少戴头巾，受教育程度很高。她们穿着国家队球衣，出现在看台、火车、大巴和球场外的人群里。她们和男性球迷一样，带着鼓、旗帜、围巾和成套装备，跟随国家队远行。

一群小学生在德黑兰公园踢足球。车怡岑 / 摄

伊朗已故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过一部电影，故事发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一对父子前往一个遭遇地震灾害的村庄。儿子急着想看阿根廷对巴西的比赛，途中他们发现，一个刚刚失去数名亲人的村民，仍然在调试电视天线，只为看上那场南美球队之间的较量。

基亚罗斯塔米说，电影那一幕来自他在地震灾区旅行时见到的真实情景。一个男人左臂打着石膏，赤着上身，用右手把石头敲在天线底座上，试图把它固定住。灾难发生后，伊朗人仍然要想办法看球。

在伊朗，足球是人们在沉重现实里短暂透气的方式。1997年秋天，伊朗通过与澳大利亚的两回合附加赛，拿到了法国世界杯入场券。德黑兰和许多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汽车鸣笛，年轻人跳舞，人们喊着国家队球星的名字，一直庆祝到深夜。那是自发涌上街头的狂欢，平时被纪念、哀悼和政治口号占据的公共空间，回到了普通人手中。

那时，热爱伊朗国家队，还没有被等同于支持某一个政权。一年后，1998年6月21日，法国里昂，伊朗对阵美国。那是两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人质危机之后，最公开的一次体育交锋。比赛因此被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以至于足球本身几乎无法承受。赛前，伊朗球员向美国球员赠送白色玫瑰花，两队球员握手、合影。看台外，美国球迷和伊朗球迷也互相拍照，有人披着对方的国旗，有人把红白蓝和红绿白的颜色抹在脸上。

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前伊朗队向对手美国队献花，是足坛经典的和平名场面。AFP / Getty Images

伊朗最终2比1战胜美国，拿到队史世界杯首胜，也把美国队淘汰出局。进球之后，伊朗球员亲吻草皮，看台上的伊朗球迷爆发出巨大的欢呼。这个长期被制裁、敌视和误解的国家，总算在世界面前，踢出了一场漂亮的比赛。那天夜里，德黑兰又有人走上街头庆祝。政府试图控制欢庆的规模，但是越来越多人走出了家门。一些女性摘下了头巾。海外的伊朗人也倍感振奋，一个在旧金山生活的伊朗人对媒体说，政府剥夺了伊朗人太多快乐，而这场胜利说明他们仍然活着，仍然是人。他的孩子们过去以说自己是伊朗人为耻，现在开始为此感到骄傲。

国家队承载了许多特殊的意义，它被理解为某种超越政权的东西，不同立场的伊朗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支球队。哪怕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伊朗足球，但很多人愿意相信，国家队可以暂时把这些分歧压在下面，至少在九十分钟的比赛里，人们还能为同一个名字欢呼。

2009年，伊朗爆发绿潮运动。街头抗议选举结果，示威者遭到镇压。同一年，在伊朗对韩国的一场比赛中，几名球员戴上了绿色臂章。很多伊朗人读懂了它。他们不期待国家队站出来表态——这既不公平，也不现实——但是，穿上国家队球衣的人，是带着普通人的记忆、创伤、希望和快乐上场的。球员的一个小动作，就能被视作他们看到了社会的痛苦，与大众站在一起。

到了2022年，伊朗社会已经不再轻易接受模凌两可的地带。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彭飞再次买到了伊朗队比赛的球票。那天他从球迷村坐大巴去哈利法国际体育场，路上遇到一个伊朗女孩。两个人聊了一路，很快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伊朗女性能不能在国内进球场看球。

女孩摇了摇头，现在依然不行。

那时，伊朗国内正在经历“女人、生命、自由”运动。一名22岁的伊朗女性玛莎·阿米尼因头巾问题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在羁押途中昏迷送医，随后不治身亡，引发了全国抗议。愤怒从街头蔓延到大学、家庭和社交媒体，然后是足球场。女孩告诉彭飞，伊朗球迷准备在这场比赛第22分钟，一起喊出玛莎的名字。

比赛过程中，现场非常嘈杂，彭飞没能听见看台上传出玛莎的名字，但他深深地记得，赛前的国歌环节，伊朗球员集体没有开口唱国歌。球员的沉默被许多伊朗人理解为一种表态。沉默像是在告诉看台上的人，也告诉电视机前的人，他们知道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但沉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在那场比赛里，伊朗以2比6的比分，惨败给英格兰。几天后，对阵威尔士时，伊朗球员又重新唱起了国歌。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伊朗队输给美国队，无缘淘汰赛，赛后美国队球员上前安慰。AFP / Getty Images

一些人感到失望，认为国家队已经从一支曾经代表人民的队伍，变成了政权宣传的一部分。也有人表示了谅解，球员也许是受到了来自伊朗足协和官方机构的压力，外人不能轻易要求他们承担自己承担不了的风险。

现居法国的伊朗社会学家萨义德·皮翁迪表示，足球在伊朗已经从体育竞技转变为政治与民族的挑战，结果是，球员陷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两难境地——他们既不想被看作脱离了大众，也不想激怒掌权者。四年过去，这种尴尬与撕裂被带到了洛杉矶。有人仍然为国家队欢呼，有人则将这种欢呼视为对痛苦的背叛。

伊朗专栏作家瓦希德·普拉斯塔德写道：“也许2026年国家队的问题不是说人们应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问题在于，伊朗政府已经做了太多事，连让伊朗人民感到快乐都变得不容易。”

90分钟决定不了的事

国歌结束，嘘声还没有完全散去，裁判吹响了开场哨。传球，冲刺，回追，每一次伊朗球员攻向新西兰队的禁区，都会让看台上的声音变得更大一点。新西兰两次取得领先，伊朗两次扳平。

球迷们兴奋地拥抱身边的人。有人手里拿着国旗，有人身上穿着带有狮子太阳图案的衣服，但在那几秒钟里，他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吼叫。第88分钟，为了争取最后的制胜球，伊朗球员转身向看台挥舞手臂，引导球迷制造更大的声浪。他们得到了回应。

距离索菲体育场大约九英里外，有一家波斯风味的咖啡馆，凭借特色的拉瓦沙克奶昔（波斯国民怀旧零食）而出名。世界杯期间，这里变成伊朗球迷的据点之一。伊朗与新西兰的比赛还没到下半场，屋里就已经没有空位了。

伊朗进攻时，人群向电视机靠近。新西兰带球推进时，店里会突然安静。球进的瞬间，咖啡馆像被人推了一下，所有人一起呐喊。有人举起手机录像，有人转身拥抱朋友，有人对着屏幕大叫球员名字。那些喊声穿过墙壁，传到隔壁的健身中心。正在锻炼的人忍不住停下来，把脸贴到玻璃门上，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过去半年，伊朗人因为战争、抗议等一系列事件而焦虑不安。咖啡馆老板沙欣·菲尔多西曾在店内组织活动，为自己的同胞创造一个互相支持的空间。世界杯开始之后，他希望这里至少能成为一个可以庆祝的地方。

一个观众看着电视上的国家队球员，坦承那些人就像“我们的表亲，我们的兄弟”。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知道这不是一届普通的世界杯，国家队被外部环境压得快喘不过气，他们也清楚洛杉矶的伊朗社区内部，有许多不能轻易弥合的裂痕。但当球员们把比分一次次扳平，他们还是会下意识地起身欢呼。

欢呼声停在了洛杉矶，它没有越过海洋，也没有回到德黑兰的街头。在伊朗国内，世界杯要安静得多。

在德黑兰一家水烟馆，电视里播放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画面。车怡岑 / 摄

这是纪录片导演车怡岑的观察。他与朋友在经营一个名叫“即刻出发”的自媒体栏目，飞往全球各地记录真实的现场，今年6月初，他们出发前往伊朗。临行前有个朋友问是不是该带防弹衣和头盔，这让车怡岑紧张了起来。当飞机滑过德黑兰的天空，他甚至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突然有一枚导弹把客机打下来。

落地之后，车怡岑注意到机场大厅里，有一小块区域展出了米纳卜小学遇难学生的书包和遗物。那些物品将他一下子拉回战争现场。但从机场出来，进入德黑兰，城市又显得异常正常。车流在路上移动，店铺正常营业，大巴扎里人来人往，男人和女人在买菜、做生意、逛街。车怡岑站在那里，觉得眼前不像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或者说，战争并没有以他想象的方式覆盖这座城市。

战争的痕迹，就嵌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在德黑兰，车怡岑有时会偶遇一栋被导弹击中的楼，再往前走，居民楼、商铺和街道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年轻人在公园跑步，碰上一场短暂的过云雨，停下来，等雨过去，又继续往前跑。

当地人告诉他，战争刚打响时，大家也害怕。后来就习惯了。有一次，车怡岑正在德黑兰一家疫苗研究中心拍摄，远处突然传来缓慢、清晰的爆炸声——“嘣”——他问，是不是又来了？对方说，是，赶紧走。他以为接下来会被带去防空洞，没想到当地人把他们带去吃冰淇淋。

研究机构可能是打击的目标，但冰淇淋店不会是目标，这是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只要远离政府大楼、军事设施和科研机构，生活就能继续下去。

这个夏天，德黑兰没有特别浓烈的世界杯氛围。车怡岑说，街头看不到大规模的海报，公共空间里也很少有人聚在一起看球。一个老司机告诉他，重要的比赛也许会有人出来看，但大多数时候，因为时差的缘故，大家更多是在家里看球。伊朗的公共场合禁止饮酒，没有去酒吧看球的传统，年轻人会去咖啡馆聊天，但世界杯不是他们关心的首要话题。

“这届世界杯对我来说无足轻重、缺乏激情，部分原因是与战争相关的问题、经济状况以及过去一年的种种艰难。”一个年轻人对媒体说。

今年初，因为抗议事件，伊朗一度切断了国内的互联网。车怡岑到达德黑兰时，网络虽然早就恢复，但网速慢得像是倒退回很多年前。“在1.5G到2.5G之间，我感觉都没有到3G，就是很慢，”他说，发个定位很困难，传一张图片也要等很久。

即便如此，一些球迷仍然关心着国家队。那个老司机承认，伊朗人还是希望国家队能走得远一点，如果有一天，伊朗在世界杯再次与美国交手，所有人都会走上街头支持球队。他也知道在这届世界杯里，伊朗队不能像其他球队那样在美国训练和休息。“这对球员太不公平了。”老司机说。

在伊朗街头遇到的老司机，是个资深的国家队球迷。车怡岑 / 摄

车怡岑后来一路向南，到了阿巴斯港。那里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在全球新闻里反复出现的地方。外面的世界不厌其烦地谈论航道、油轮、导弹和冲突，但在码头上，渔民们忙着打鱼、卖鱼、搬运货物，仿佛一切如常。阿巴斯港的海鲜很好，有天，他们买了新鲜的海鱼，去一个伊朗朋友家里吃饭。一群人盘腿坐在地毯上，一边聊天，一边收看世界杯转播。电视里传出了他听不懂的波斯语解说。

差一点，伊朗队就在美国本土创造了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小组赛第二场，面对欧洲老牌劲旅比利时，伊朗门将阿利雷扎·贝兰万德做出关键扑救，把比利时的威胁挡在门线前。双方0比0战平。第三场仍是类似的剧本，伊朗顽强地逼平了拥有球星萨拉赫的埃及。三场平局，拿下三分，让伊朗人看到了第一次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的希望。

伊朗队已经踢完了自己的比赛，只能等待另一座球场上的人替他们决定结果。按照世界杯的规则，伊朗能否出线，取决于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的那场小组赛——只要不是平局，伊朗就将晋级淘汰赛。但命运再次给他们开了玩笑。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两队以3比3的比分打平，携手晋级，伊朗则遭到淘汰。

一些伊朗球迷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正如过去许多年，他们时不时被推到历史的前线，等待别人的决定落到自己身上。6月28日，属于伊朗人的世界杯结束了。

在德黑兰街头，车怡岑不断遇见一张巨幅海报——一个男孩坐在伊朗门将贝兰万德的肩上，微笑着，举起国旗。那是一张AI生成的合照，因为男孩已经在米纳卜小学的轰炸中去世了。比起世界杯，在国内的伊朗人更关心这场造成168人遇难的惨案。“我们一问，（伊朗人）他们都知道他叫马坎。”车怡岑说。马坎·纳西里，今年7岁，在米纳卜小学读一年级，是遇难者中唯一没有找到遗体的孩子。后来，车怡岑在米纳卜见到马坎生前的好友。那个男孩现在每周去陵园三四次。他说自己跟马坎都喜欢C罗。放学后，他们经常一起踢球，踢到天黑，直到父母喊他们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