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一生没办大一家公司

陈春先,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2004年8月9日卒于北京,享年70岁。

1997年冬天,我去他家里采访他——《知识英雄》第一次进被采访者的家,因为他的家就是他的公司办公室。华夏硅谷最好的时候,资产有好几千万,在天津盖了办公大楼。"都卖掉还账了。"他三言两语讲完自己最辉煌的三年,把大量时间用来谈失败。我请他从相册里任意挑照片,看到一张蓄了胡子的,问他什么时候蓄起了胡子。他语调变了:"我因为公司间的纠纷被人绑架过两次,那张照片是从南京回来的路上拍的。"他不说"因为办公司被绑架"——那样传达的是艰辛;他说"公司间的纠纷"——那样传达的是恩怨。他连修饰苦难的机会都放过。

七年后,2004年8月9日凌晨4时52分,他因心脏病在北京辞世。死讯由他一手创建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三天前,他刚过完70岁生日。

在1980年以前,他的人生一路向上:1934年生于成都,18岁入党,19岁留苏,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1974年建成中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1978年,与陈景润等不到十名科技人员一起破格晋升研究员,同年出席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物理学家郝柏林后来算过一笔账:他身边成长起四位院士,他自己第一个下了海。

1997年,思科神秘,它生产的路由器是整个互联网的核心,人人觉得高深莫测。63岁的他对我说:"路由器就是一台计算机。"这句科普,我记到今天。

下海从一次发言开始。1980年10月23日,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他在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讲硅谷:"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两个月后,12月23日,北京市科协借给他200元在银行开户,以他为首的15名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当时还没有公司的概念,服务部没做工商注册。第一年收入二三万元。第二年,每月十几元的津贴惹来非议: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手下人陆续辞职。他没有检讨。1983年1月,新华社内参把服务部签下的27个合同送到中央,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政策随之放宽,京海、四通、信通、科海接踵而起,1984年底,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他把功劳往外推:"不是我们这几个科技人员有多大影响,而是中央肯定了这个方向。"

两间木板房

服务部最早的家当,是中关村两间木板房。他在那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当时整个中关村没有一个竞争者。此后十几年,先发优势一件一件漏掉:数据录入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信息加工生意,100多名操作员,1000个字符挣0.4元,赚的钱全买了昂贵设备,项目滞缓,商机延误;888排版系统在1983年印出世界广告大会的全部文稿,营销不行,落在了方正后面;华夏硅谷集团的分公司开到全国,又相继关张。1986年,他为办公司离开科学院,从此没有劳保,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常年为债务发愁。"有人对我说,你如果不去做企业,一定是院士。我觉得他说的也不过分。"

别人安慰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他顶回去:"搞企业就是要以成败论英雄,怎么可能不以成败论英雄呢?联想如果不是做到一百多个亿的营业额,大家能承认柳传志吗?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他在美国的孙子12岁,能为他想出12种筹集资金的办法;他64岁,承认自己在商场上始终没有运用自如。中关村每年几百亿产值,高楼林立,他的公司在自己家里。问他失落不失落,他说不会:"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的,那我肯定是应该很欣慰才对。"

回看下海,他不用"选择"这个词:"我其实是一步一步就走到水里面去了,最后不游泳也不行了,不游泳就会沉到水底下面去了。"他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晚年他推"D计划",想用网络的冗余让大多数人分享文化和财富。做公司的人承认想法很好,但商业要把钱投到有钱赚的地方,"D计划"一直没有拿到钱。他有精力就工作,工作不动了就躺下,起来接着干。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02年前后,在四通打字机发明人王缉志家里。送他出门时,他已经拄上了拐棍。1997年采访时,他还精力旺盛。68岁,他成立"陈春先工作室",给中关村的创业者当顾问。70岁生日聚会上,他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1997年那个冬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这种人可能只有进了棺材,才可能没有了新的想法。"

陈春先 ■ 1934年8月6日生于成都 ■ 2004年8月9日卒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