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耶鲁往事：我的老屋（上）
老万约 13 分钟～～ 引子 ～～
我的老屋，我的回忆，
我初恋的情人，她就住在我的隔壁。
我的欢笑，我的伤心，
在这里出现又在这里忘记。
-- 郁冬歌曲《老屋》
人呐，总是有个爱回头瞅的毛病。
几十年前待过的地方，哪怕平庸得像一捧晒干的狗尾巴草，在记忆那层厚厚的滤镜下，也能镀上一层金边，摇身一变，仿佛成了什么人间圣地。要是你旧地重游，你走过的街角，从前摸过的破烂物件，都会变成把往事从泥土里钩出来的钩子。那些你以为早就消失在记忆里的故友，那些本该随着尘土一道湮灭的趣事，齐齐冒出来，向你证明你不枉此生。
可时间向来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他只管全速前进，从不肯为了谁停下来歇口气。于是今天变成昨天，昨天变成前天，今年变成去年，去年变成前年，少年熬成了老头，青春化作一堆不怎么值钱的白发。
这正是时间最迷人的地方 -- 要是一切都能重来，那我们谁也不会去珍惜手头这点残羹冷炙。
所以我对自己那间再也回不去的老屋难免生出几分眷恋。
今年夏天，我得了一个机会回到阔别 24 年的耶鲁校园。那儿的景致依旧，只是路人耳朵里塞着的 AirPods 和几栋新盖的大楼冷冰冰地提醒我，现在可不是我刚到美国的那个没有手机，听歌靠磁带的时代了。
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朋友，如果你也有兴致，不妨跟我一起穿越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代留学生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 家〇 ～～
耶鲁大学名气倒是不小，可它在哪个城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敢打赌，十个人有九个搞不清纽黑文在哪个州。
自打接到了耶鲁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和 I-20 表（办学生签证要用的材料），我就开始琢磨从北京到耶鲁咋走。研究来研究去，得出一个结论：那地方贼远了，跟中国不光隔了一个太平洋，还要再搭上一整个北美大陆的距离，远到飞机一趟都飞不拢。更要命的是，去纽黑文的机票贵得吓死人，真正是在割我的肉。
现实的做法是：飞机先在日本刹一脚，喝饱油再飞纽约。下了飞机再折腾去纽黑文。
纽约离纽黑文有一百多公里，是走着去还是爬着去？这个问题的难度对第一次出国的我来说超过了 GRE。
还好有张老奶张老倌。
我老爸最好的朋友一家有个妹妹，早两年去了美国而且就在耶鲁。她就是张老奶。张老奶找了个老公，也就是张老倌。他们两个是活菩萨，听到朋友的儿子要来耶鲁，马上就把到机场接机的活揽了过去。
就连我的机票也是张老倌在美国垫钱买好寄来的。那时候用的还是纸质票。北京到纽约单程价 600 多美元。这是多大一笔钱呢？我这么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我在北京读硕士研究生时每个月工资 300 多元人民币，这张机票就是我一年的生活费。那时候有规定，每读一年研究生，出国的时候就要给国家赔偿 4000 元人民币，差不多就是把研究生工资又给还回去了。
出发那天，太太和父母在首都机场送我上飞机，场面有点像煽情的二流电影。我这个人泪点低，差点当场决定扛着行李毅然回国。
我坐的是全日空的航班，先飞到东京成田机场过了一夜。那酒店管住不管饭。我揣着那点可怜的美元（凭出国证明换的），顺着食品柜台挨个看标价。第一个，太贵。第二个，还是贵。第三个，更贵。雅可比猜想都有反例，我在日本酒店里遍历了三遍也没有找到日本万物皆贵律的反例。
最后狠心买了一小块羊羹 -- 自己马上就要留洋了，先开个羊荤吧。哪知道我刚出国门就着了道，那玩意挂着羊头，里面半点狗肉也没有，全是掺了糖的豆沙，咬一小口就把我齁过去了。
和物质食粮的质次高价相比，酒店里的精神食粮量大管饱：两大摞印刷精美的《圣经·新约全书》放在前台大家随便取 -- 我亲眼看见有人拿了就走，服务员没有在后面追捕。这书既有英文版又有中文版，我一样取了一本。听黄夏留教授说，伟大领袖对照看德文版和中文版《金瓶梅》学习德文，再啃原版的《资本论》。我也要学习伟大领袖，对照两个版本的圣经学英文，到了美国好读原版的《花花公子》。
第二天，上飞机去纽约。十多个小时后，飞机落地。美国，我来了！
我取了行李 -- 塞得满满当当的两只大皮箱，过关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生怕美国人听不懂我的英文把我当场遣返。结果流程太快，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已经出关了，脑子里一时还不能适应已经身在美国的现实。那年头有个爆火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我感觉自己就是姜文演的王启明，在遍地黄金的花花世界找不着北。
一个青年男子向我打招呼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才意识到他就是来接我的人。在那之前，我没有见过张老倌，对他的长相全凭想象。我知道他出国前在西南师范大学（如果没记错）教书，早几年到耶鲁天文系读博士。于是我脑补出一个仰望星空、目光坚毅的伟人形象。
眼前的青年看样子比我大了不少岁数，留着小胡子。这和我想象的形象不说是南辕北辙，起码也是声东击西。在我看过的电影里，上进男青年郭凯敏和唐国强都是把脸刮得寸草不生的，小胡子青年是需要被教育感化的。
因为胡子，我认定此人是个青工（要么钳工，要么电工，不然就是锻工）。不过，这个青工能叫出我的名字，我额头上也没有贴名片，用排除法判断，他是张老倌的概率大于他是图财害命的劫匪的概率。
我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除了跟疑似仿冒的张老倌走，也想不出来啥高招。于是硬着头皮跟着他推行李去了停车场。
这个张老倌（存疑）手里还捏着一本书，中文的《蒋介石大传》。看来在美国还是有中文书的。我出国前担心到了美国读不到汉字，在皮箱里塞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和杂文集、我们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文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王蒙点评的《红楼梦》等等，搞得几乎超重。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去耶鲁读东亚文学系了。
张老倌的二手车拐上了 95 号高速公路，向东北开去。一边开，老倌一边讲在美国生活的观感。他的口才不可谓不出众，内容不可谓不精彩。只是美国的白天正好是中国的黑夜，我困得睁不开眼，只记住了美国树多这一个知识点。
不知不觉间，汽车拐下高速，进入了纽黑文市区。我被张老倌带到他们家。因为他帮我租的公寓还没有准备好，我先要在他家借宿两个星期。
老倌住的是耶鲁给有娃的研究生安排的公寓，叫做 Whitehall，老中留学生们称之为“白宫”。这些楼明明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他们偏叫它白宫，可见知识分子撒起谎来，脸皮厚度完全不亚于政客。
老倌帮我把行李搬到他们住的二楼，张老奶开门迎客，端上来香菇鸡汤面。我这才觉得饿了（羊羹这东西真的不顶事），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干完了一大碗面条。刚闲扯了两句，眼皮就开始打架。他们便把我让到客房去休息。
从客房的窗户看得见楼下的儿童游乐场，有旋转滑梯，还有大树。树上的乌鸦不时发出呱呱的叫声。这种场景是我在国内不曾见过的，那里乌鸦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几乎被猎杀殆尽。鲁迅的小说《奔月》里，嫦娥吃腻了乌鸦炸酱面，于是自己偷服灵药飞天。要是有香菇鸡汤面，后羿也不会丢老婆。可见，中国乌鸦的归宿是炸酱面，哪里有机会自由歌唱？
乌鸦的叫声虽然不甚婉转，但是我喜欢它们敢于表达自我。这很摇滚，很崔健。
到美国的第一天，我在乌鸦的伴唱中沉沉睡去。
白宫在前景山（Prospect Hill）上。我读书的计算机系在山脚下的前景街（Prospect Street）51 号，步行只要 20 分钟。我很满意：条件这么方便，还想要啥自行车？
没想到，老倌和老奶转手就送了我一辆朋友 QC 送给他们的二手（也可能是N手）自行车，说让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问题是，上学明明是下山。
转念一想，美国跟中国在地球上是反过来的，我在美国向下走，就是在中国向上走。这么一想就坦然了。
我骑着这辆车顺着前景街下坡，一路上，各种风格的房子争奇斗艳。我看啥都新鲜，索性下了车推着走，两步一停。
前景街上一豪宅
后来我才知道，前景山属于历史保护区，这条街道上多是建于一两个世纪前的豪宅，个个有来头。我在中国长期观赏筒子楼的视网膜一下看到这样的景象，信息过载，大脑马上就宕机了。
张老倌说得不错，美国树多。这条路两旁林间常有松鼠嬉戏，又是我没见过的。我以前只在童话书上知道有松鼠，这次见到了真的，自然的结论就是我活在童话里了。
第一次去系里，走路需 20 分钟，我骑车花了半个多小时。
两个星期后，我搬出了张老倌家，住进了他们帮我找好的公寓。
～～ 家一 ～～
新家在前景街，和 51 号的计算机系斜对门，上学过一个街口就到了。要想更近，得搬到计算机系正对门。不过，那里是个公墓，铺位收费都是十年起。所以我对我家的位置十分满意。邻居们安分守己，从不吵闹，也不会在半夜上门借糖或者大声放那种令人肝颤的嘻哈音乐。
我住的小楼有三个门牌号：从正面看是 88 号，一个律师事务所，从反面看是 90 号和 92 号。92 号住的是个白人，后来在教室碰到才知道他也是我们系的学生，名叫杰西，业余在纽黑文的报纸上画漫画。
我和北大来的老胡合租 90 号，里面有两间卧室、洗手间、杂物间、厨房，还有共享的客厅。老胡捡了一台 12 寸的电视机放在客厅里，看的时候需要从满屏雪花中努力分辨画面里是男是女，我们一般把它当带字幕的收音机用。
两间卧室都通电话，但是同一根线。要是一个人打电话，另一个人可以在另一间卧室拿起电话偷听。接电话就麻烦一点，因为没有来电显示功能，无法判断是打给谁的，只好先接了再说，接错了就穿过客厅去敲门。
有两次有老外打电话找老胡太太被我截胡了。因为不习惯洋人的发音，我跟胡太的名字没有对上号，果断告诉人家打错号码了。过了几天老胡说他太太一直在等一个重要电话，问我有没有接到，我才猛地意识到自己给他们误事了。
那年头纽黑文的电话公司是 SNET（新英格兰南部电话）。他家的本地服务费倒还公道，但国际电话贵得离谱，老中留学生们都会把国际长途服务转到其它公司。当时打中国便宜的收费是每分钟不到一美元。一寸光阴一寸美金，所以我们养成了言简意赅不浪费 token 的好习惯。
长途电话服务赚头大，想赚这个钱的公司自然也多，互挖墙脚是常态。每过两个星期，总会有别的公司打来推销电话，说他们的价格如何更优惠，鼓动我们转过去。不断换公司虽然麻烦，但为了让来之不易的美金物尽其用，我们长年喜新厌旧。
我住的地方样样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洗衣服。这个问题张老倌也帮我想好了解决方案。他们的朋友老郭和李老奶住得不远，步行三分钟可达。朋友的朋友是朋友，老郭给了我一把他们楼大门的钥匙，让我到地下室去用投币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每次放进去几个两毛五的硬币就可以洗一缸或者烘一缸。
虽然学校每个月会定期给博士生发放高达 1000 美元的奖学金，想着自己举目无亲，觉得还是存点钱才踏实。所以，我吃饭从来不去餐馆，都是去杂货店买了原料回家自己做。唯一一次去研究生院学生食堂吃饭是因为有两位中科大的老同学邀约。那天花了五块，我心疼了两个星期，平均一块钱心疼三天 -- 一顿吃掉两天的生活费，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
很多年后，看到一个牛人给留学生的忠告：不要自己做饭。牛人曰，上学是一生中收入最低的时候，再怎么苦哈哈也省不出三瓜两枣，不如像美国人一样有多少花多少，甚至借贷消费，用钱买时间，把买来的时间用来提高自己赚钱的能力，从月入一万到月入十万，才是真的会算账。
原来，我没有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奥斯卡奖，都是因为我缺乏高人指点，努力错了方向。
那时候，我会背着一个牛仔包，骑车顺着特朗布尔街到一家叫“香港”的杂货店去买生活用品。杂货店老板姓郭，福建人，脸上有颗痣，痣上一撮毛。比带毛的痣更让我印象深刻是他的菜价。
刚到美国，我对美元没概念，必须换算成人民币。香港店青菜要一块多一磅，一磅合九两，岂不是要人民币十块一斤，比国内贵了十几倍？想到这里，我把伸向钱包的手又缩了回去（注：我自己的钱包）。思想斗争十分钟，发现买人民币十块钱一斤的蔬菜，相比吃人民币七十块钱一碗的面条还是更划算，才释然了。
香港店虽然近，他家的肉还是偏贵。老倌老奶告诉我更远一点有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店叫费拉罗（Ferraro's Market），主打肉食便宜。
这是一家家族企业，店主老费拉罗夫妇负责进货收钱，他们的四个儿子负责剁肉上货。我牢牢记住：
费加罗是娶老婆的，费拉罗是雇老婆的，奥塞罗是杀老婆的，奥德赛是找老婆的。
外国名字就是绕。
光有地方不行，还得有家具才成其为家。老奶又送了我一个铁皮写字桌。虽然抽屉不太灵活了，但是稳稳当当。听说这是比他们还要先来耶鲁的谭学长送给他们的，现在也流传到了我的手里。你看当年的人多实在，人家这个才叫真转发。现在的转发，不提也罢。
那年的冬天，记不清是感恩节、圣诞节还是新年，我和太太决定请周围的朋友来一聚。除了张老奶、张老倌、老郭和李老奶，还来了几个不认识的 --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张老奶带来了她广受欢迎的四川凉面，老郭带了一大碗红烧肉。我和太太提前包好了饺子。一堆老中聚在一起过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何等的痛快！恍惚之间，好像身处国内。
酒足饭饱，我们开始天南海北地聊天。在场的有位高人，讲起自己在文革当中用英文朗诵毛泽东诗词的故事。张老倌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伟大领袖《鸟儿问答》里“不须放屁”这四个字英文怎么翻译？
高人不假思索：“No nonsense！”
果然信达雅。
那时候的我们，把唱歌当成头等大事。正好太太帮我把吉他从北京背过来了，我们便在一起弹琴，唱了好多歌。从罗大佑到披头士，从邓丽君到约翰·丹佛，还唱在耶鲁纽黑文医院出生的卡伦·卡朋特，想到啥唱啥，也不管唱得好不好，开心就行。现在的朋友聚会，在一起会聊股价，聊 AI，聊鸡娃。我要说，还是唱歌好。
遗憾的是，这座承载了我到美国生活最初记忆的民居，如今已彻底消失了。耶鲁大学为了扩大招生规模，十几年前买下了这片地，把上面的房子都扒掉，然后盖了两座崭新的住宿学院。我当年的 90 号门牌，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学院；再往北边一点是保利·默里学院。
耶鲁本杰明·富兰克林学院
我的回忆录要这么写：前景街 90 号大家知道吧？就是耶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学院。当年啊，我一个人住了一半。老天在上，我这么讲可真的是半点也没有掺假。
我从新学院走过。它们延续了耶鲁经典的哥特复兴式风格，红砖白顶，高大气派，绝非我的两层小楼所能比拟。现在的学生们住得阔气，却不知道这地砖下埋着我们当年的汗水和廉价吉他声。
这就是耶鲁，这就是往事。它看我们这些过客匆匆地来了又去。而我呢，只不过在这漫长岁月里在它的红砖墙边蹭过一阵子灰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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