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的特别之处

正

梅雪风2026年08月28日约 8 分钟

诺兰显示出一种近乎青少年变声期般的生猛与尖锐。

《奥德赛》，与诺兰的《奥本海默》确实有着某种相似性。

它们都将它们的主角处理为某种时代症候的病发者，然后在某种懵懂中成了这种时代症候的最清醒的感受者。

它们的好，就在于这种懵懂。

在《奥本海默》中，量子力学，它内在的空洞与混沌所展现的森然，与它在现实中的伟力，像一个无声又恢宏的黑洞，在奥本海默面前徐徐展开。这让整部影片不止是一个人在野心与良心的纠缠之中自我成就和自我毁灭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某个更大的事情的故事。它是文明内在崩溃的故事。它不是有条不紊地呈现这里面的逻辑，而是展现了一个庞大的全息图。在这部电影里，荒原与星空，人性里一瞬间的善与恶，原子世界的空旷与激烈，艾略特的《荒原》与一个个体在无可名状的热情与虚无下去爱和死，都有着某种同质性，它们一起看似无关却又让你感同身受地奏响了一首炙热的挽歌。

而在这部《奥德赛》中，也是如此。在特洛伊城中，雅典娜的头像被利刃砍下，就像一个无明却巨大的谶语，它与无边漫延的仇恨，与这个社会规则的空心化，以及随之而起的欲念，争战，恐怖，成了一个根本无法分清首尾的因果链，它们就像一朵朵或大或小的波浪，彼此共振叠加，一起构成了一个激烈却又晦暗的时代之海。

也就是说，这两部电影，从某种程度都超出了好莱坞惯有的叙事逻辑，而有了一种诗和音乐的逻辑。

而这两种思路的区别，在于其思想底层。叙事逻辑的底层，是认为这个世界有答案的，而诗和音乐的逻辑，却并非如此，虽然它们也许在形式上有着极强的逻辑性，但在内里，其实涌动的都是一种无名却汹涌的情绪。

而这两部电影，所讲的其实就是这种非理性。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文明演进过程的非理性，它们都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我们能窥见它清晰的外观，但其内里我们却永远无法进入。而人与时代的互动，也同样是非理性的。无论是奥本海默制造原子弹，还是奥德修斯制造特洛伊屠城，我们都看不到他坚实的心理逻辑，他们都表面上受了尊严、荣耀、责任感的吸引，实际上都被时代的心理扭曲力场所吸引。这种莫名的恐怖引力才是影片描述的重点，这种引力只能感受，不能被解析，而逼近的方式，只能是音乐式的，只能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以及同时引发的本能抗拒。

也正是因为对于这种非理性的认知，让我们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诺兰的显著变化，他显而易见地放弃了他试图在叙事时间线上玩出花活的惯有路径，也放弃了以往他那种将叙事作为影片灵魂的努力，放弃了对于清晰的顽强欲念。

在这两部作品中，人的内心再也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性去探究和归纳的浩瀚疆域，而是回归为一个莫可名状的近乎泥泞的混沌空间。在他之前的电影中，复杂是他抵达真相的有效手段，他用他工程师般的精密地去呈现这种复杂的繁复纹理，而在这两部电影，他意识到更深刻的复杂是不能用理性呈现的，理性某种程度只是将这种复杂进一步简单化的不归之路，所以在这两部电影中，他终于开始相对心安地呈现那种空白，那种断裂。

最简单的对比，在他的《盗梦空间》中，他将梦变成了一种繁复无比但结构清晰的建筑空间，变成了比现实更为明了的遵循着更为清晰法则的物理世界。而在他的这部最新的《奥德赛》中，虽然他在外观上将这个神话史诗故事改造成了一个更具现实感的人间故事，但在内核上，它比诺兰之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像一个梦，剧情之间也不再是那种多米诺骨牌似的强硬因果。

这个梦在画面上的极度写实与内核上的极度抽象，其实都是在用极致的对照来呈现整个世界的非理性，而最终影片呈现出来的，就是人心的混沌的非理性，与整个文明清晰的非理性的相互吸引与对撞。这种纯然心理化的倾向，加上这种公路片式的松散剧情，所带来的，是一种没有明确方向的迟疑和泥泞。这种缺乏明确剧情层面功利性的纠结与凝滞，让这部电影少了诺兰之前电影所具有的过度机巧，让整部电影有了一种真正的史诗般的沉重与钝感。

而这种钝感，与影片中贯穿始终的特洛伊屠城的场景所透出的文明崩溃的无可置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特洛伊屠城，以及它最具象征性的画面——雅典娜神像的头被砍掉，就像是整部电影的主旋律，所有的其它一切，都围绕着它波动，它们包括暴力的恐怖，人心的沦落，规则的失效，以及与这种坠落相对抗的愧疚、勇气与荣耀。文明演进的粗壮，社会崩坏的粗野，与人心变乱的含混沉重，如同三个声部，一起奏响一曲稳定而狂暴的哀歌。而这种庞大，都无法扰动其重心，在这里面，时代就像一个指挥家，就像是音乐里的总纲，指挥着所有的一切若即若离地随着它的律动而共舞。

简而言之，这部电影和《奥本海默》一样，它们其实重心都不是在讲一个英雄或者一个重要人物，在诺兰的这两部电影中，时代其实都是比片中主角更大的主角，它们显现在片中的任何地方，它们以摧枯拉朽而又无形的方式地影响一切摧毁一切。而片中的人物，不只是在生理上被卷入，在灵魂上他们也无法幸存。而时代与人心的关系，在这里面不再是条分缕析的因果关系，而是两朵乌云之间更隐秘的相互吸引。时代也不再是人力所能改变和评判的东西，而有着一种天外来客般的陌生和绝对。

而这也是它与一般的反战电影不同的地方，最容易举的例子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它们在外观上有着某种相似性，《现代启示录》是通过一条越南的河流，逆流而上，在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的地方，人心被战争伤害和异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奥德赛》，则是顺着海洋而下，虽然离战争越来越远，但被损坏的内心却越发显示出它的存在感。

在《现代启示录》中，战争是起点，它无差别地损毁一切物理世界和灵魂世界，这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战争是可以没有的，战争似乎是一个精英阶层可以随意按下开启或者暂停键的残酷游戏。

而在这部电影，以及《奥本海默》中，战争则是一种时代崩溃所引发的必然现象，而时代的崩溃，有着其我们无法完全了然的自身节奏，有着其更粗壮也更冷血的逻辑。

这里面，有比一般的反战电影更深的宿命论痕迹，这种绝对性的悲观论调，某种程度可以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相提并论。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库布里克因为他的洞彻而生出一种冷酷而讥诮的神情，而诺兰则因那种无法避免的悲剧性弄得神魂颠倒，宇宙规则的冷风渗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那种无法名状的恐惧、兴奋，与现实世界的悲怆，以及世界更大尺度的崩坏与变乱，形成影影绰绰的对位和重影，这种对位的神秘与清晰，让人不寒而栗而又入迷。

所以与其说这部电影在反战，不如说它在预示战争的必然到来，一个更纷乱的文明的必然到来，而这种到来，并不以人类的意志而转移。而这种到来的征象，在《奥本海默》中，是人类对于超出自身力量的觊觎，而在这部《奥德赛》中，则是旧世界规则的被无形腐蚀。

这部电影也不像一个知名播客所暗示的，是一个“要求伟大为自身道歉”的政治正确的临摹品，而是所有的伟大都要承受其伟大的重负的一个寓言。它当然包括一种人类尺度上的良心的折磨，但更多地其实是一种意识到时代伟力的非人性时情不自禁的颤栗。那种一切并非自我主动成就、而是飞蛾扑火般被动卷入的无能为力，那种坏的已经足够恐怖、但更坏的还没到来但必然到来的痛楚和悲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道德反省的范畴，而是一种对于人类悲剧性命运走向的洞察和无声喟叹。

说句题外话，只要人类还是要进食，人类就无法摆脱它仍然是一个要吞噬别的生命来存活的物种，它内在的野蛮性就永远不会消退，而人类文明也就摆脱不了只是让人类良知稍微好受一点的障眼法，而伟大，也就逃脱不了只是这种野蛮性自我夸耀的一个惯用词汇，所以，对伟大的祛魅永远都不够，也永远都才刚刚开始，也永远只会停留在表层。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坏处，不在于所谓政治正确的无趣和剧情层面的不求甚解，某种程度，这就是它的优点，它真正的问题在于诺兰对于闭合性结构和悬念的惯性执迷，对于他刚刚初试牛刀的那种散点式结构的不放心。所以他最终都让这种非理性的狂热收缩到一个相对格局小的人物关系上来。在《奥本海默》而言，就是奥本海默与小罗伯特·唐尼所饰演的施特劳斯将军之间的关系，这种近乎莫扎特与萨列里的天才与庸才的对抗，与奥本海默与整个时代下堕的吸力之间的纠缠不可同日而语，但当诺兰将其作为主结构时，那种失衡感也就显得触目惊心。

而这部《奥德赛》也是如此，故乡妻儿的故事，与奥德修斯天人交战的烈度，其实也不可相提并论，而当诺兰将整个奥德修斯的漫游与妻儿的故事并置时，那种主题重量上游移和错配，也会让观众因这种调门的跳楼式的下降而感到不适。

总体而言，这是诺兰这些年除了《奥本海默》最让我喜欢的电影。最值得欣喜的是，到了一个创作者本该创作力衰微的时间段，诺兰却显示出一种近乎青少年变声期般的生猛与尖锐。他这两部作品，都兼具泥沙俱下的含混和一种极度宏大视角下的清彻，都有着诗一般的跳跃空灵，和雕塑般的拙滞与沉重。它们都像是有着重度躁郁症的人才能拍出的优秀作品，它们如冰碴般冷酷，但又因这种因冷酷而血液沸腾，它们被伟大天然地吸引，却又因伟大的墙壁上划过的尖利噪音而心神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