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从没有过真正的太平 | 对话邓小南

邓：是的。宋王朝所处的时代，是又一个“南北朝”的时代——我们虽然不称它为南北朝，但实际是一个南北对峙的时代——宋与辽之间是互称北朝与南朝的，虽然部分士大夫觉得这种说法不好，但朝廷在国书中还是会使用这种表达方式。所谓北朝，就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它对宋的压力非常大，例如，10-11世纪东北亚的霸主，实际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大契丹国或者辽朝。对中原而言，辽朝是边缘地区，然而对亚欧大陆（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来说，它是南北连接带的一部分，并且是起到了东西方之间交流的纽带的作用。宋朝时期，已经不再是天下共主。有一本西方学者编的书把中国翻译为Middle Kingdom，也就是位居中间的王国，是被周边王朝环伺的王国。我们看宋代地图，东南是沿海，北边、西边和西南边都是被其他王朝包着的，它一面沿海，三面环伺，这对宋朝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

我认为宋代从没有过真正的太平，它只有相对安定的时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从未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真正无所顾虑的太平年代，他们知道本朝并非“百年无事”，忧患意识都很强。南宋更是如此，士人对于“西湖歌舞几时休”有强烈的批评。

宋朝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方面使统治者意识到，内部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影响到了朝廷的军事与朝政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说宋代“重文轻武”是不合理的。如果轻武，这个王朝一天都站不住；统治者始终对武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恰恰是重武的表现。为什么宋代在武力上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次来看：军事策略中最起作用的，我认为是武略、方略，也就是整体上的安排；同时，武力、武将和武人也十分重要，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层次。宋代的问题，主要是出现在武略上，太宗时奠定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原则，防范内乱有效，但抗御外敌不行。战术上有胜利，但是大战略上整体失利了。这不完全是武人不擅长打仗，也不是他们的技战术没有发展。中国第一部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就是宋仁宗时期出现的，其中包括了军事制度、武器配方、后勤保障以及历史战例等内容，这反映出宋朝军事在外部压力下的一种进步。其次，宋朝的朝政相对稳定。《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中提到过当时的两项原则，一是立纪纲，二是召和气。立纪纲是建立制度，召和气指营造和睦的气氛。宋代的问题是，所有事情都是以防弊——防范弊端——为出发点，朝政基本是以稳定至上；只要不破坏大局，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也是可以接受的。士大夫进言提出意见的时候，统治者相对来说能够听得进去，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开明，而是因为客观现实的存在，使得他们在特定形势下采取更加合理的策略。另外，宋代的信息渠道更加多样便捷，社会环境也相对宽松。宋代的制度叠床架屋相当繁密，但也有其针对性。我们看到，宋代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地方与朝廷叫板的情形。古代历史上最强的是汉唐盛世，汉朝灭亡并非由于黄巾起义，而是灭于袁绍、曹操、刘备、董卓等人群雄并起。唐朝也不是灭于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只是削弱了唐朝，在这之后，它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取代唐朝的实际是李唐自己扶植起来的宣武藩镇的朱温。宋代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这并不是说被周边政权消灭是好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对内部治理的深度，相对前代有了更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宋朝在面临内外压力时，会汲取教训（当然也是矫枉过正），这也是有所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莫：在您过往的著作中，您曾写道宋真宗的天书，及其与道教的关系。我们都了解，北宋晚期，宋徽宗记录祥瑞也画祥瑞图画，十分重视道教。北宋帝王看重道教的传统，是从宋真宗开始的吗？

邓：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在宋太宗时期，道教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过去的王朝总要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它必须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从何而来？比如赵匡胤，他没有贵族背景或者长期酝酿起来的真龙天子的底蕴与影响力，所以在他上位的时候，是要宣扬天命、祥瑞获得支持。陈桥兵变之前，会看天文的人说天上有两个太阳，一直相互摩荡。这其中的意思是，原来的太阳代表原来的皇帝和王朝，后来的太阳代表新上位的皇帝，摩荡的意思是还没有见分晓，见分晓之后，便只剩一个太阳了。这样观察天象，显然十分敏感。所以到宋太宗的时候，朝廷不允许民间研究天文，所有的天文历法书籍都需要上交。另外，宋太宗取代宋太祖，历来有一种传言，说当时有道士预告了太祖的去世时间。此事曾经传播很广。到宋真宗的时候，他确实是崇信道教的——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就他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说是迷信，是编造，但是当时他是认真投入、寻求精神支持的，有些事情经过反复言说，他自己也就深信不疑了。最初的一些事情，比如天书，肯定是精心制造的，宋真宗当然知道，但后来四处报告出现天书，他自己可能也有些恍惚了。宋真宗曾经找有学问的人识别天书上的字，人家回答说人间的字还不能全部认清，更何况天上的字，所以当时还是有清醒的人的。

宋真宗去世之后，如何处理天书是一个问题。当时的士大夫和刘太后，还是比较明白的，他们说天书是为了真宗皇帝而降临，那就让天书伴随他到陵墓中去吧。他们没有把天书当作符瑞供起来或传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天书是有问题的。另外，宋代崇尚道教，并非是从宋真宗一直延续到宋徽宗的。但宋真宗对宋徽宗一定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没有人公开批评过天书这类事，这相当于在国家的叙述语言里没有废除这套东西，它是时隐时现的。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提到过符瑞，唐玄宗那么强盛的时期，也有很多符瑞。不同的是，有些皇帝不借助符瑞，也不热衷；而内心有“短板”的皇帝，更倾向于借助符瑞的“辅佐”，并且大肆宣扬这类事。宋徽宗与宋真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想打造一个整体的从精神到物质的所谓“理想王国”，当然也要藉助“祥瑞”。比如他自己画的《瑞鹤图》就是典型。《听琴图》等，也都是在营造一种和谐的状态。除此之外，在社会上正式设置居养院、漏泽园（社会救济机构），将《太平圣惠方》之类药方发往各地，这些都是官方的福利设施。当时还在地方上办学校，令官员去提举学事，看来是非常重视文教的。但真正的民生问题，他并未关注，反而加重了盘剥。我觉得，他是致力于营造表面的盛大辉煌，打造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理想帝国。当然，他构建理想帝国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府库充实，朝廷财政困难减轻，徽宗时崇尚“丰亨豫大”，虽然我们现在批评这种认识，但在当时认为这是正向的词。此外，朝廷以“一道德”为标榜，将持不同意见者基本排除在外，如蔡京等人设立的元祐党籍碑，实际是为了排斥异己。所谓“一道德”，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王安石也认为，如果思想不统一，变法就无法进行。不过王安石并不进行人身迫害，而在徽宗朝，反对新法的人以及像章惇这样支持新法但反对徽宗做法的人，都被打压贬斥。于是当女真人打过来的时候，朝廷里没有多少人能够站出来组织战局。像李纲是中级官员，还缺少历练，而那些经验丰富、有见识的人大多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从这个层面讲，宋徽宗的理想帝国，完全是虚假的。

莫：您讲到，北宋是相对安定的时代。这一时期，茶馆、酒肆与药铺里，悬挂绘画作品的现象逐渐增多，它意味着审美需求的普遍，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知识的普及或北宋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正像您讲到“儒者逢时”这样一个说法。两宋时期，士人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是怎样的？

邓：你提到的挂画这件事，我不好评论，因为我不做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宋人笔记中确实提到茶馆等处会张挂名画，在宋人的画幅中也会看到家内居室悬挂画作。从道理上讲，宋代悬挂绘画作品的现象应该是比过去更加普遍，但我们很难将它量化。关于文化水平，有学者做过一些统计，当然都是估计，不一定准确。估计的依据是地方上的私塾、村学以及冬学相对普及了。汉代以来，各个朝代都有官学，但宋代专门招上层官员和宗室子弟的官学（国子学）的规模是在逐渐缩小的。相较来说，太学是更为重要的学府，太学是各地成绩优秀的学生被推荐入学，也有直接报考的学生，宋代对学生出身背景的审查已经大大放松，关键在于学生本身的素质。地方上也有民间的书院。不过，太学和书院都不是为了普及教育而设，真正承担启蒙普及责任的是私塾、村学等学校，陆游不止在一首诗中提到他在乡间看到小孩子读书的情况。当然有的孩子并不习惯读书，只有冬天田地里没活的时候，家人才送他去上学。但无论如何，人们只要有条件，是会让孩子去读书识字的。宋仁宗时期，富弼曾提到“负担之夫”，意思是挑担子的人，每天的收入并不多，仅够购买家中粮食糊口，然而每天还要存下一两个铜板，等存的多了，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宋代的识字率肯定较前代有提升。当然大家对识字率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能阅读长篇大论算是识字，还是在户籍账目上可以认出自己的名字就是识字，程度是不同的。我们以较宽的识字率来说，有的学者估计在15%至20%之间。当然在这个区间里的人，并不等同于读书人，而是说能够认识一些字的人。儿童启蒙类的读物，我们常说“三百千”，其中的千字文，在南朝已经出现了，百家姓肯定是宋初出现的，所以赵姓在第一位，钱姓在第二位，钱姓第二是因为宋初时，吴越的影响还在。另外，三字经应该是南宋后期出现的，它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朗朗上口的背诵而编的，当时的人把一些传统理念融入到了童蒙读物中。朱熹的弟子就曾参与编写过这类书籍。宋代士人包括理学家在文化普及、伦理意识以及识字普及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所以宋代的识字率一定比前代更高。

莫：唐宋，是常被同时也提及的两个朝代。您在《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中对比了李白和苏轼写的关于庐山的诗作，您讲两首诗的不同，体现着时代特色的不同。在您看来，宋不同于唐的最为显著的文化特色是什么？

邓：日本学者讲唐宋变革论的时候，提到两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即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端。我觉得，唐宋变革论和唐宋变革，是不同的概念，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研究框架或者说是一个假说，唐宋变革指的是一个时代实际发生的情况。长久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我们应该走出唐宋变革这种研究思路的束缚，也就是要突破这一框架的限制。历史像是长江大河，一方面无法切断，另一方面有很多支流汇进来，也会有分流。它不是从发源地到入海一条单线流到底，不同的支流汇进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如果讨论政治上的变动，它会有转折的关键节点；讨论经济发展，可能是另外的节点；讨论文化，又是其它节点。虽然这些节点不同，但最终都汇入了一条大河中。我们不能把唐宋之间划一条线——这边是唐，那边是宋——这是不现实的，很多变化都是中唐逐渐走来的。唐宋之间相隔半个世纪，也就是《太平年》讲的五代十国时期。如果要说赵宋统一起来的时间，那会比半个世纪更长。并且宋代的统一从来不是真正的统一，可以说基本统一了农耕地区。

我们常说唐宋元明清五朝，好像这是连续的朝代，但实际中间隔了五代。五代表面上是晚唐的延续，但在很大程度上，它颠覆了唐代的不少做法。五代十国打破了既往的一些规矩，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宋代逐渐有了新的面貌。比如平民化，这是最明显的。我们不能说平民在唐代没有发展的机会，包括通过贡举（科举）进入仕途。唐代科举考试已经盛行，但出身于工商之家和“杂类”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这样会限制很多人。宋代的许多法令继承自唐代，但在宋代，按照规定，本人是工商之身甚至杂类，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与唐代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了，不再取决于你的出身背景，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身份。此外还规定，即便你是工商或者杂类之人，如果具备特异不凡的能力，也还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这样，对于普通人的限制就更少了。

雕版印刷在唐代中期已经非常发达。目前我们看到敦煌出土的咸通年间的《金刚经》，不仅前面的经文是雕版印刷的，后面附的佛像也是雕版的，并且线条非常流畅，艺术呈现非常成熟，这说明雕版印刷术在此之前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了。我们通常认为雕版印刷应该是由学校推动的，但在唐代，实际上由寺院推动，因为同样的内容必须有大量的需求，雕版刻制和印刷才合算，否则直接抄写会更加合适。唐代是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佛经与佛像开始是捺印，后来演变为雕版。另外，朝廷需要统一历法，地方也会有版印的历日。另外，技艺、方术之类偏向民用技术性的内容，民间可能会有雕版。只是，唐代没有任何文人的著作是雕版印刷的，因为社会没有足够的需求，一是没有那么多认字的人，二是没有人那么多愿意阅读文人作品的人，像杜甫的作品在唐代就不如宋代流行。我们现在说善本书，说的也是宋代的善本，这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著述，只有宋代才有刻版。五代时，虽然有雕刻儒家经典，但还是很少涉及到文人书籍。苏轼成年之后说，他小时候听老先生说，以往都是个人抄书，直到后来，人们才能够在街市上购买印制的书籍。所以，雕版印刷对当时的文化普及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这对于宋人而言，确实有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机遇。

莫：我们一直在谈宋王朝本身面临许多的压力，包括来自辽朝的压力，当时如何处理？

邓：宋辽关系的重大节点是澶渊之盟。过去人们提到澶渊之盟，认为宋朝给辽银绢，是屈辱的协定；这些年来，大家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像过去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

唐代末年的时候，领土已经分崩离析，否则也不会出现五代十国。这种分崩离析，不仅内地存在，东北地区也是如此，过去曾经被拢在唐朝“天可汗”之下的不同民族，此时已经各自为政。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包括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最终被契丹拢起来了，并且确实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契丹施行的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方法，这是一种因俗而治的方式。我认为在当时，这种方式是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它不是单一的、鲁莽的、粗暴的整合。契丹以这种方式将北方大片区域，包括农耕区域和草原游牧区域整合在一起了。

南边，也就是华北平原，拒马河以南，是宋代控制的区域。它把北方地区原来五代的疆域和南方的十国，也整合起来。于是，原先分散的许多碎片被契丹和宋朝分别整合成两个大片区；澶渊之盟的时候，南北片区达成了和约。对宋方来说，确实是有代价的，它要给契丹银绢30万匹两，但这个数字在石敬瑭时期曾经与契丹议定：后晋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另外再给契丹30万匹绢。而宋代没有割地，只是每年给予30万匹两银绢。另外我们要看到，河北与契丹交界的地方有许多大榷场，也就是商品交易市场。河北原本有四个榷场，在战争状态下都关闭了。澶渊之盟中有一条规定是，榷场恢复开放。在这里虽然是双向交易，但主要还是契丹人买宋方的物品，宋方在这里设关卡收商税。有学者统计过，仅河北商税就不止30万。所以，不再打仗，没有死伤，军费减少，华北民众生活相对安定，从这个角度讲，澶渊之盟的选择是合理的。另外，后晋石敬瑭比当时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年长十岁，然而他称儿，耶律德光称父。从澶渊之盟开始，父子关系变为了兄弟关系，按照年龄分别称作兄弟，这就回归到了比较正常的交往状态。

澶渊之盟之后，双方一百多年没有战争，就华北民庶个人的体验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相对太平的局面。太平并不意味着世人没有忧患意识，王安石、司马光都不是生活于激烈的战争局面中，但他们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莫：在当时的压力之下，宋朝的艺术和诗词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您在书中也提到了“风雅处处是平常”一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非常美的总结？

邓：我认为，宋人是经历了许多变乱之后，感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太平。在此之前的唐末五代，所有人都被迫卷入混乱之中。长期混乱之后的平静，与没有经过动乱的承平有所不同。人们会更加珍视安宁的环境，思想会更加深沉，对于生活的热爱更为强烈，艺术的迸发力和丰富度也会更强。宋代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词，唐代后期时，词就出现了，但真正有大的发展是在宋代。宋代的词是从民间起来的，来自青楼、茶馆、酒馆等社会底层，它反映着当时人们更加细腻而多方面的情感。所谓“风雅处处是平常”，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处处”，通常我们提到的风雅是指上层，但宋代民众观看杂耍演出、听评书（“说话”）、聚会饮茶等娱乐活动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不仅局限于京城。叶梦得曾说友人从西夏回来，发现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能歌柳词。这是“处处”。另一个是“平常”，平常就是习见的，体现出一种渗透性。比如我们去欣赏一场音乐会，是一种风雅之事，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觉到雅致艺术的享受。《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里不知道有没有用一张士大夫家居图，我记不清名字了。

莫：《是一是二图》的宋代版本。

邓：对，那张人物图反映的就是士人的日常生活。那并不是因为邀朋会客，要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摆出来，它就是一种日常，案子上面有古琴、古书，小童为主人沏茶（也有人认为是斟酒），案子上还有小香炉，前面的花觚中插着鲜花，背后屏风上悬挂着人物肖像。这就是当时所谓“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风雅。这些雅好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非“刻意”，这就是平常。

莫：您刚才提到了宋代画作。在您的记忆中，哪几件宋代绘画作品是让您印象深刻的，或者哪一位画家是您喜欢的？

邓：我没法说具体喜欢哪件作品，我只能说非常喜欢山水画。黄庭坚说“天开图画即江山”，对诗人而言，大地上铺展的江山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景物，与他们内心的情境相互呼应。反过来说，这样的景物就是他们心中的一幅画图。尺幅之间舒卷风云气韵，代表一种开阔的襟怀。比如《千里江山图》已经是长幅，但它再长也不可能有千里，“千里”是在作画者和观画人的心中。又比如郭熙的《早春图》、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你会觉得气象不凡，非常开展。花鸟画细致、精巧，让人有惊叹之感，但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山水画。山水画给人一种打开胸襟、寄寓希望的感觉。当时有些仕途受挫的人，会画山水画，可能并非偶然。

莫：是的。你刚讲到的王诜，实际就是在被贬之后画了《烟江叠嶂图》。

邓：是。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像我这种不懂画的人，会认为这不是一幅特别“好看”的画，画树应该枝繁叶茂吧，画石头应该像太湖石那样瘦皱漏透吧，但他的那幅画主要是他心中意境的反应。苏轼这类画家，并非画院画师，但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够直抒胸臆，真实地体现内心的情感。这才能够引起共情。虽然我们与他们相隔很远，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波动起伏的心境。

莫：LCA有众多艺术爱好者、艺术史和宋史读者，您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些阅读、学习方面的建议？

邓：我认为对于读者和爱好者而言，应该循序渐进，这与专业人士可能不同。现在，自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阅读方式，很多人已经不再习惯读书了，而是更倾向于短节奏的观看和阅读。这跟现代人的时间安排有关，但我认为其危险之处在于，如今无法保持专注的人，即使在未来拥有更多时间，可能也很难保持专注，不会因为时间充裕而想要去阅读一本书。

自媒体的发展有利于大众化，肯定值得推进。同时，自媒体应该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即使是很短的内容，也应该是优质，并且具有引领性的，短小也要精悍，它应该能够帮助读者形成或者提高某一方面的兴趣。我认为这是自媒体的责任，也是各类平台能够做到的。

从浏览到兴趣，我觉得需要相互衔接的双轨发展。我们在自媒体中看到了一段有趣的内容，这只是开始，应该善于去追踪。比如一幅画、一本书或者一个议题，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翻阅一下相关的书籍——手中摸着纸页的感受，那种密切触及的沉浸式体感会很不一样，它给人一种亲切、沉静、凝神的感觉。大家的兴趣不同，我很难推荐从哪本书开始阅读；但我认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可能是适合的。

受访者：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采访者：莫一奥，艺术史研究者，写作者。

以上，是我与邓小南教授对话的部分内容（版权保护，禁转载文字、视频使用），关涉宋代历史与文化，关涉《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有北大“审美与人生”通选课程的视频（片段）随书附送。50 余万字、16 开的精装本，全网统一价 138 元（警惕低价盗版书）。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