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步

一群旧时代的人，该怎么培养属于未来的新人？

异类

“一小步”学生一天从早上8点开始。首先是1小时35分钟的“语言媒介”自学，通过一款名为IXL的AI平台，自制目标，学习英语和数学——后者被“探月”视为认知世界的基础语言。实现连续10天在教室出勤后，自学可选择在宿舍。下午4点以后，他们融入学校的其他学生，参与社团活动。

一天中间时段，分为两个学习板块，一个叫做“人类文明拼图”，按照人类历史进阶，学习物理、生物、数学在不同阶段的重大突破。开篇写到的，便是上课场景。另一板块是“创业实验室”，涵盖设计、技术，以及创业方法论——用那个高壮男生Sam的话说，“一个项目从生到死每一个环节怎么把钱捞满”。

在“人类文明拼图”课后，我和几个“一小步”学生聊天。Sam中途加入。“我来得有点晚，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什么背景？”他问我，声音浑厚，毫无怯意。他拿一张卡碰了下我的手机背面，一张数字名片在屏幕上弹了出来。“Sam Jiang，现居北京丰台区，今年17岁，初创企业CEO与全栈开发”。下面资料显示，他至少在四个黑客松里获过奖。

他自小是个计算机爱好者。他小学三年级开始学编程，五年级自学完网络通信专业大一课程，初二时，他活跃在青少年开发社区，聚集了一批小伙伴，做智能课表软件，在GitHub上拿到3000星，属于优质成熟项目。

他告诉我，他的公司去年落户天津，工商登记找的是他朋友代办，也是一个高中生。公司选择异地，是因为“未成年人当不了法人，北京查得严”。他号称拥有60位员工。所有人都是中学生，按劳分红。每周，他带着员工开线上会。他给人一种非常成熟之感，不久前坐出租车，司机猜他35岁了。

他非常健谈，多次伸出手，把话头引向其他同学。不过和他谈话，有一种微妙的压迫感，在这所学校的几乎所有成年人身上反而感觉不到。谈及某一话题时，他打断我，向我连续抛出三个反问，认为预设不成立。另一次，他神情严肃地摇头对我说：“这不是一个好问题。”我问及外界对探月学校可能存在的误解，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赶忙摆手解释，他大笑，把话题继续。

Sam

来到“一小步”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挣扎在“长期的痛苦”之中。母亲是中学副校长，父亲也是体制内中层，不断告诉他，你应该去学习，应该考一个高分，应该以后上一个大学，他感兴趣的事情，学校教不了他，“我在被迫浪费掉我大好的青春”。

Sam成绩平平，中考在海淀区22000名考生里排在12800开外，上了一所“很拉跨”的高中后，那套评价体系里的属于他的位置不断下滑，意义感愈发丧失。有段时间，他和父母每天吵架，“严重的时候互殴，把家里的电脑都砸了两个”。高一下学期，他看到有所学校要举办中学生专属的“黑客松”，他心念一动。

对于主办方探月学校来说，黑客松提供了一个场域，科技创变者能够相聚一堂。后来火遍全网、以实习生机会身份加入月之暗面核心算法团队的陈广宇，正是出自第一届比赛。同时，老师们默默观察，为“一小步”选拔好苗子。2025年上半年，该校在不同城市共办了4场黑客松。

与常规黑客松不同，“探月”举办的比赛里，不乏编程零基础的选手。“他可以有产品思维，在今天他不需要真的会写代码，AI也可以帮他实现。”一位参与老师说。脱颖而出者，将受邀进入“一小步”的几轮面试。其中一项是布置限时学习任务，之后进行答辩。另一些考察指向思维模式。负责面试老师之一的“批判性思考，对不同的群体的看见的能力”。

申请表是至关重要的材料。其中有一些常规问题：“你是谁？你怎么成为了今天的你？”“你为什么希望加入‘一小步’？吸引你的是什么？你期待收获什么？”也有脑洞大开的题：“想象20年后的世界，你认为是一个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预测三个影响这乌托邦/反乌托邦的大事件，其中一个必须发生在中国。”

在参加完黑客松后，Wendy一度认为，“这辈子和探月学校无缘了”，她感觉她的作品很糟糕，也没有得奖。但她还是得到“一小步”面试邀请，后被录取。她的过往经历也许加了分，她曾在一个女性主义书店做志愿者，参与组织过全国巡回演讲的学生社团。而她最特殊一点，是过去六年的大部分时光在房车上度过，父母带着她全国旅行。“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太小众了，想见一下。”她说。

她承认与同龄人交流不多。她平时就在房车里自学，考试才回去，竟然也考上了区重点，而自学能力恰恰是“探月”非常看重的个人素养。这段持续在路上的生活，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她已经忘了开心还是不开心，越到后面，越感到麻木。至于对她最大改变，“让我的大脑非常讨厌无聊”。她和父亲有很多饭后散步的时光。她想，父母把她放在这样位置，本质上他们是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回归校园，也存在障碍，“老在外面玩，心变野了，天天让我在教室里上课，我也上不下去”。某种角度上，“一小步”恰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但即便如Wendy的父母，有着这般的高思想开放度，对于“一小步”最初也持怀疑态度。她表达出强烈意愿，随着两轮面试通过，父母松动了。Sam的家庭也坚决反对，“说探月是诈骗集团，把我骗到缅北去。”他就一直抗争。父母最后放行的唯一原因，唯有如此，“我们之间的争吵会停止”。

负责面试的老师向我提到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遗珠。一个来自山东的中专男生，他在硬件方面有很强能力。但他很自卑，担心自己不能适应“一小步”，在终极面试时主动放弃，回去继续读中专。还有一个云南保山的县中女生，她综合素质非常突出，关注社会议题。但当她母亲向校方问出最关心的问题——“学校有学籍吗？能在北京高考吗？”——母亲已经替女儿做了最终决定。那女孩当场哽咽了。

事实上，“一小步”拟录取15个学生，只有8人报到。那位天才高中生陈广宇，也没有选择“一小步”。“我很幸运。我活在一个经常不支持我的家庭，但是他们幸好还愿意听我把话说完。”Sam说。

8个学生背景各异。有三个本就是“探月”学生，从常规路径转过来。班里最小的学生，入学时只有14岁，工业设计能力断档领先所有人，从小学习机器人编程。他之前哈尔滨的国际学校就读，“哈尔滨不管是科技还是教育实在是太落后了”。包括Wendy在内，班里有三个女孩，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无一人来自农村或者小城市。

以下是“一小步”可能最有争议的部分：每个学生在就读期间均需要启动创业项目，并反复路演。实现以下任一目标方可毕业：一，经营项目实现可持续增长，个人月收入连续半年平均月入 4 万元以上；二， 产品、服务或知识产权实现成功出售；三， 获得 50 万以上融资。如此先锋理念，正是让一些家长对“一小步”望而却步的原因。从结果而论，这个项目似乎意在培养AI革命下的一批“超级中学生”，让他们跳过高等教育，从中学校园一步跨入社会。

“超级中学生”是一个全新物种吗？至少在探月学校，你可以找到一个现成模板——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

第一个“超级高中生”

王熙乔是传统公立学校的“叛逃者”。他本在四川读初中，成绩不错，但对机械性地刷题、背书丧失意义感，靠在网络上搜索，发现了北大附中。2012年，他孤身赴京面试，被附中国际部道尔顿学校录取。当时附中由王铮担任校长。他是个知名的改革派，推行个性化培养与通识教育。王熙乔就这样来了北京，进入到一个全新环境里，后来，他管这过程叫做“求生”。

他有叛逆的一面，觉得数学老师讲课很差，便申请整学期去图书馆自修——北大附中气氛宽松，这种申请是能被接受的。人文哲学课写论文探讨自由意志，老师只要求写800字，但他对此话题深感兴趣，写了洋洋洒洒的三四千字，宁愿晚交作业被扣分。课堂之外，他组了个摇滚乐队，用黑嗓唱腔，一度留长发，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在学校里，王熙乔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创立了“企业家精神俱乐部”。作为社长，他邀请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各种各样的公司来校园里分享。

高三下学期，王熙乔已拿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天体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前途已定，他不用上课了，天天穿个拖鞋，戴个中年人手腕上常见的那种手串，在教学楼门口打羽毛球。“像是一个小混子”，一个小他两届的学生杨咋了（本名杨志勇，他多年来对外公开使用这个网名）撞见他时，这样想。

在2015年夏天，命运发生转折。学校老师转达王熙乔，有人要给“企业家精神俱乐部”投50万元。那是创业黄金年代，到处涌动热钱。他在群里召集大家来学校开会，正值暑假，他发现只来了一个高一学生，正是杨咋了，后者其实也是俱乐部会员。他能被吸引而来，也许是骨子里的不安分。杨咋了小学“就折腾各种创业”，卖球鞋、茶叶给同学。

杨咋了

光杆司令王熙乔理所当然把唯一赴会的杨咋了当成依靠。整个夏天，两人偷偷住在本已关闭的宿舍里。他们打算做高中生创业孵化平台，联手研发课程。“我们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创过业，我们就开始教高中生创业。”杨咋了说。本质上，这是一项教育尝试，也为后来他们真正建立的事业埋下伏笔。

他们去学校别处偷了一些沙袋和架子，把宿舍重新装修。天天夜聊，躺在床上，聊的都是男孩子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关系愈发亲密。王熙乔说以后有钱了，要弄一辆车，改装成大轱辘。

事实上，所谓50万元的投资是场空欢喜，对方并未落实。但年轻人做点事情的欲望激发出来，不可抑制。距离赴美读大学还有半个月时，王熙乔办理了休学。为了助他过渡，校长王铮破格提供了一个综合实践处实习老师的岗位，一直拖到这个节点，他才向父母坦白自己休学的事。月薪2000元，他分600元给杨咋了——后者基本不上课了，跟他一起在校园里折腾。“我很容易上头，觉得有兴趣，我会立刻放下很多事情，就干这一件事。”他们通过组织活动、做公众号，建立了一个高中生兴趣社群，影响力逐渐变大，但未能梳理清楚商业变现的具体路径，产品做得很失败。

“年轻是一个巨大的特权和优势。没有什么惯性在阻拦着，拽着我。”王熙乔回忆那时的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要善用它，它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反差。”年轻天然地带来故事性，让人们产生好奇。他不否认，恰恰是他身上的话题性，让他拥有了另外一些本不可能发生的对话与展示机会。到了2016年初，巨额支票从天上掉落，在一次参访后，杜克大学基金会理事王建利决定投100万元。他投的是王熙乔这个人。

因为杨咋了未成年，他的股权由王熙乔代持。有一天，一位怒气冲冲的不速之客找上门来。此前杨咋了告知家人，自己跟随学校一位老师创业，杨父反对，争吵爆发后，杨咋了久不回家。当面见到王熙乔，杨父才发觉，这个人和“中学老师” 形象相去甚远。“那一次聊天有点压力。”王熙乔承认。杨父问什么，他如实讲，对方的气消了。

2017年是一道分水岭。在这一年，经过初期的方向调整——王熙乔想做的线上学习社区失败了——他明确目标，要办一所学校。同样在这一年，基普·S·索恩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王熙乔去加州读天体物理，有机会跨校蹭到他的课。他没再回去读大学。

最初100万元烧光了，王建利又追加了一笔钱。这位投资人还设立了一个条款，以后新的投资进入，必须像他一样，不得设退出期限，不许有任何对赌。“他就这么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探月，使得探月能够以真正的教育规律去考虑我们怎么发展的问题。”王熙乔说。

“探月学院”（当时用名还不是“学校”）的起点在北大附中的校园里，附中校长王铮在教学南楼划出一片独立区域，给王熙乔免费使用。严格来说，这所校中之校并不合规。“相当于顶风作案。”王熙乔回忆。他雄心勃勃，打算直接招生，王铮不同意，建议“探月”开设选修课试水，“如果学生反馈特别好，咱们就往前推”。4门课是创意写作、公共艺术创作、幸福与生死学、科学专业生涯规划，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的毕业生担任老师。

其实王熙乔和王铮之前没有太多交流，但他曾撰写长文，系统阐述自己对创新教育的思考，再加上“企业家精神俱乐部”的创办历程，应该给王铮留下正面印象。1997年出生的年轻王校长把1964年出生的年长王校长视为导师、教练、学习对象，“一个拿自己一生认真做教育的人”。聊天时，对方会问他一些开放性问题——“熙乔，你觉得学校应该是一种城市型文化，还是乡村社区文化？”

“他对学生的爱，类似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更加的宠爱一点。”王熙乔说。一个例子是，杨咋了高二时旷课80节被校方查实，按照校规，无故旷课达到五节即作开除处理。副校长坚决不通融，王铮给了一个台阶，让杨咋了回去写写想法。杨咋了写了十几页，前半段批判北大附中制度，后半段则规划了一套脱离课堂后的自修方案。校方读完这份材料，免去开除，改为休学处置。

对于媒体来说，王铮是教育界传奇人物，但他常年谢绝采访，仅对学生邀约例外。他无儿无女，没有结婚，住在学校里，养了一条狗。杨咋了在宿舍养猫，猫总乱窜，拿爪子拍那条狗。“我们所有人都说这谁这么牛，敢打校长的狗，你不知道把校长给心疼的。”一位教职工回忆。

回头看来，王熙乔之所以能成为“超级中学生”，追溯到那个原点上，有着某种幸运。一位不走寻常路、多次伸出援手的中学校长。一位无条件相信年轻人的天使投资人。远不止是一个放弃大学的决定。

教育领域大概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案例了，毕业未几的高中生办学校。这个事实会阻吓一些人。设计老师郭旭峥记得，他2021年入职时，他的家人大为不解。“什么样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儿？他们疯了吗？”但郭旭峥的想法代表了另外一大批人：“我不需要想象王熙乔这个人，我会被他所提倡的东西打动，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好像无所谓这件事到底是谁发起的，本身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好像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了一点。”

一大步

2016年，陈雯在美国读博，偶尔在公号上看过王熙乔的文章，被他的理念吸引，主动加入志愿者团队，帮忙做一些教育资料的研究。她在网上接受王熙乔布置任务，“视频上看一个小孩在那儿跟我聊。”2017年“探月”创立，这位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博士决定回国加入。“有一种激动感，我要在一个白纸上面跟他们一起做蓝图。”她回忆。

陈雯不是履历最特殊的那个，毕竟她只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探月”非教学岗上，不乏曾任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人力负责人入职前，星巴克也在招募她，年薪200万元，但她选择了这个年薪30万元的工作。“他们之前交的税，可能比来探月全薪都会高。”王熙乔说。

杨咋了看来，王熙乔深谙和年长他的人打交道。“他会跟人说我们来喝酒，喝完以后别人觉得这个小孩好成熟，也很有性情，就把人给骗来了。”但不止于此。“通常这些在年龄大一点、履历很漂亮的人，他们经历某种程度上的规训，（有）一套既定的社会标准。他们可能要牺牲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比较自由、真诚的东西。”杨咋了说，“他们在王熙乔身上看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被打动。”

一张照片能展示王熙乔的某种扭曲现实立场。一群中年人环绕在他周围，集体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其中包括教委领导、院士、大学校长。那是2017年底活动，他发表了一场关于文明存续的演讲。杨咋了记得，那时王熙乔经常在演讲台上落泪。“他很感动，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感觉就是我们并肩作战了。”

对那次活动，王熙乔更想谈论的部分是，他与高震的相遇。散场后，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跑来加微信。俩人深聊一次，时任IBM某条业务线负责人的高震便迅速递交辞呈，转投而来。对于那次谈话，王熙乔回忆，探讨更多的，是人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高震先是在“探月”担任IT主管，后转到行政，几乎放弃原有职业生涯。他作此选择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期盼自己的孩子，日后可以进入这所由父亲自参与建造的学校读书。请记住高震这个名字，他与王熙乔将有更多交集。王熙乔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后文将揭示，他如何改变王熙乔的生命轨迹。

陈雯最初担任的是“探月”研究院院长，她带着四五个人，学习借鉴海外经验，搭建架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培养目标，把对学生评价体系，从传统的分数导向改为素养导向。他们在网上搜索斯坦福测评中心——那是一家素养教育领域的前沿学术机构——马上就邮件联系。对方很震惊，“这些理念在美国都很少有学校要真的去推，中国现在有要干这样的事的？”随后，斯坦福测评中心的人被请来北京，对“探月”的第一批老师进行培训。后来，“探月”逐步建立“素养模型”六大核心素养是：持续精进、自我关照、赋能的同理、好奇心、想象力、成长型思维，学生每学年末要进行答辩。

研究院在前期工作完成、职责弱化后，王熙乔启动调整。“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开刀，把我研究院的人全部都给解决掉了”。陈雯说。有一次，他计划开掉一个人，问及工资。陈雯说了一个数字，王熙乔说：“那就是一台打印机（的价钱）”。陈雯当即哽咽了。“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非常年轻，非常残忍，”她向我回忆，讲到此处停顿，斟酌用词，“用残忍可能有点过。我跟他有过几次比较大的冲突，都是因为我看到的是人，他看到的是事。”

陈雯

在周边的人描述里，早期的王熙乔固然有魅力，但也会给人一种不近人情之感。他感到杨咋了成长速度追不上自己，强行缩减后者一些股份。杨咋了很难过，他觉得换自己，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干。他找他的校外导师崔瑾谈心，后者是“豌豆荚”的联合创始人。崔瑾问他，是否觉得王熙乔是个正直的人。杨咋了说，是。崔瑾说，那你就相信他的判断。后来，就连崔瑾也入职“探月”，成为首席营销官。

“我对大家会有一种冷酷的严格。”王熙乔承认。

王铮执掌下的北大附中，本就站在国内中学教育改革前列；而在附中南楼一片“飞地”诞生的“探月”，目标是突破现有边界，走得更远。王熙乔主张，“一成不变是最大的风险”。这种进取姿态，收获不少共鸣。更多投资方在接洽，试课期间，一笔500万元的风投到账。

在陈雯记忆里，2018年头几个月，她为在北大附所中开设的选修课设计、打磨课程，那是段特别纯粹、平静的时光。选修课是收不上学费的，对于学校来说在持续烧钱，财政压力抵达不了她这一端。王熙乔打破了这种状态。在一次会议上，他力排众议，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要招生，不能再等了，等不了了。”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

2018年5月，“探月”启动首届招生，局面顺利超乎想象。杨咋了对宣讲会的第一个印象是，“现场乌泱坐了很多人，感觉已经创业成功”。报名者有5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最后择优录取30多人。学费第一年为15万元。

第一届新生入学，所有知识学习在线上，线下全是做项目。这正是王熙乔理想中的学校形态：提供真实场景，成为未来社会的模拟器。但很快，他意识到那一步迈得过大，“技术支撑的学习模式不到位，社会共识不到位”，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2019年，到了下学期，他决定回撤，恢复常规分科课堂。

直至5年后，“一小步”重新迈出。

预言者

最近，借着拜访探月学校的机会，我见到两位创始人。27岁的杨咋了留着微分碎刘海，面相帅气。他长期担任学校首席创意官（中间做一阵德育主任，抓学生偷玩游戏一抓一个准儿，“因为我很懂他们”）。他脑子活络，内容生产是他的舒适区。我们交流时，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他主理的抖音平台。他刚剪完一个介绍学校设计课的短视频，画面绚丽、结构精巧，视频收尾最后一句话可以与开篇第一句相连，无限循环。用周围同仁的话说，他属于“特别典型的北大附中学生”，有爆发力但纪律性偏差，“突然有一个好的想法，不吃饭了就干去了，其他事都可以抛弃”。他曾骑摩托车上下班，最近两年迷上了房车，来了学校也不去办公室，就在停车场的车里工作。十几年过去了，他还是充满少年感。

但29岁的王熙乔不同。

校长办公室在学校偏僻一角，准确说，是个会客室，只有十几平米大，布置简单，几把软垫茶椅，中间一张白色圆形茶桌——他的电脑有时放在上面办公。除此之外，这个房间里见不到任何科技产品。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内心丰盈，积极行动”，正是“探月”的育人纲领。王熙乔留着侧分短寸，眼睛细长，身形纤薄，一身略显老气的休闲穿搭。回答问题时，他习惯先说一声“谢谢”。我们第二次见面，他拿出太太烘焙的面包与大家分享。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摇滚早就不玩了，他现在听古典纯音乐。戒酒、食素、做瑜伽，每一天，他有固定的冥想时段。有一次重要会议，他闭上眼睛，同事认为不被尊重，气到摔门走人。他总是独自进食——每天中午食堂快关闭时迟迟才去。他解释说，近年耳朵有疾，咀嚼时难以听清别人说话，为了让彼此免去困扰，索性避开人群。每一口饭，他咀嚼36下。每天清晨打车上班的一路，用来写前一天的日志。这是一个自我审视的过程，“不断提醒自己是来干嘛的”。以上这些行为，与宗教无关。

他喜欢用概念化、晦涩的语言回答问题，再加上语速很快、声调无顿挫起伏，听者很容易迷失其中。他这样解释冥想对他的意义，“意识是一种觉察的状态，越来越觉得觉察底层是有一种生命力在的”。提到他喜欢与同事一对一交流，“我把这个伙伴看作一个全人，他的家庭、他的学习、他的成长，这些都是他命运的系统”。即便问他更擅长什么——这本是进入一段轻松对话的引子——他先是否认自己擅长任何事情，被追问后才给出了一个答案，还是抽象的：“底层里可能会比较较真地去看自己的内心。”

王熙乔

过去这些年，无论媒体采访，还是每隔几年发布一篇万字雄文，他的公开言论离不开“AI”这个关键词。早在2015年10月他18岁，就写了《未来，人性，教育》一文，开篇引述国外一份报告，预测10年后，人类1/3的职业会被AI取代。结尾他写道：“如果人工智能拥有了人性的那些优点，会怎么样？或许我们会作为一个竞争失败的物种而安然离开，或许我们会利用技术改造自己。”2020年4月，《为人类的共同命运而做教育》一文中，第一个小标题即是：“人类离灭绝还有多远？”提到AI发展趋势，语气更为严峻，仿佛置身一场紧迫的核竞赛，“在万物互联的加持下，AI支持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同时具备能力毁掉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距离引发全球性舆论浪潮的大语言模型GPT-3.5诞生还有两年半。

这些论调跳出了普通教育者的思维范式。他在思考，也在行动。早在AI焦虑弥漫在整个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在着手搭建一套试图与之对抗的体系。

但在我与王熙乔的两次交流中，他聊的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也是近年来他阅读兴趣的转向。采访中他大段引述艰深曲奥的古文，从《金刚经》到《中庸》。他喜欢拆文解字，从字源论起。“教这个字在形成的时候，它左侧就是六爻的爻，右侧是反文。爻这个字最早就是八卦，其实就是代表道。反文就是要行道，不能只是论道，要把人间正道活出来，自立、利他、正己、化人，就是灵魂工程师”——他在阐释教育的意义。“心，狭义的角度就是注意力。心态，所谓注意力的这种形态，也可以说是注意力的分布。当你的注意力分布全都在特别讨厌的事儿上的时候，你心态就是那样的”——他在阐释发掘兴趣对建立自我价值的重要性。

那个忧心忡忡的末世预言家去哪儿了？他变为行走的典籍书橱。尽管离不开各种AI工具的使用，但他自认为绝非技术痴迷者。AI是老生常谈了，“15年16年那段时间，我集中思考到底AI会对于未来人类的技术影响和分配制的影响，人类的需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注意力会向哪儿投射。”他说，“过去两三年，我更多精力花在到底人的内在蜕变是怎么发生的，观察我自己，把我自己当实验。”

我本以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讨论AI——这本是提前订好的主题。几天前，机器人马拉松在北京举行，人类半马世界纪录被机器人打破，学校里不少师生兴致勃勃地聊起这则新闻——我以为王熙乔也会谈论这些崭新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古老的东西。但对他而言，两个话语场的底层（他钟爱“底层”这个词）是相通的。“探月不断地要去追问的第一性的问题，就是在以AI驱动的技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本质如何系统性创新性地回归。创新是放在系统之后的，你把中间所有定义去掉，教育本质的回归。”他说。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边，技术越到后面越廉价。真正难的问题，是你到底如何用技术的背后的精神破茧成蝶，才是人类面对这个时代的核心。儒家会说这句话叫内圣外王，道家会说这句话叫天人合一。佛家会说，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他不间断地说下去，“苏格拉底说，宇宙最高秩序，你的内心和它相连，和它相连的知识才叫真正的知识，知识践行出来就是美德，幸福的最大源泉就是美德。耶稣基督会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让圣灵充满你，这就是内心丰盈、爱人如己、积极行动。把那些神秘色彩和意识形态的部分去掉，无非就是在做一些比较本格的教育，道和德的教育。”

我频频点头，但只是假装听懂了。所幸AI速录工具能够准确记录这些话，我事后能逐句复盘他到底讲了什么字词，但依旧困惑。在他的媒体报道中很少见到这些话，大概就像AI总结略过细节一样，这些溢出的表达被过滤掉了。只需和他相处一小会儿，你就不会怀疑他的真诚，他非常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但他使用的语言似乎不属于他。根据旁人的只言片语，我一度以为他是“华尔街之狼”式的角色，见面之后，感觉却像旧时代的私塾先生。

他是沉静的、克制的、过分礼貌的，似乎缺少某种野性或者意气风发，与这所学校整体面貌大相径庭，与过往人们印象中的那个他也截然不同。这让人难免好奇，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样一个古怪的转折？

“水温是时候了”

在2024年，“探月”的样貌和创校时大为不同。它的高中部扩容到243个学生和85位老师，多了小学和初中部，名称也由“探月学院”变为“探月学校”。学校科创氛围浓厚，开辟了创客空间，备有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钻床等一系列让人头晕目眩的设备，开设软件研发、AI 创作者实验室、AI 游戏开发等一系列课程，面对所有学生开放。

但王熙乔觉得不够，他想开辟一片更大胆的独立实验田。

“一小步”的想法由来已久，但他知道，需要条件和时机，也需要同伴的认可。2024年之前的5年，对他来说，是等待，是蛰伏，是忍耐。“前面的话，我只能感知水温。”他说，“觉得是时候了，几乎是在完成所有转变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做一小步。”

外力是AI的突破性发展。GPT-3.5在2022年底的发布，以及能够深度思考的中国本土大模型2025年后如雨后春笋爆发、普及，既是核能源，也是核威胁。老师的传统功能被取代，大量职业的消亡与重新定义，是可以望见的不远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一小步”是逃生通道。但同时，AI作为工具，将老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赋予学习者前所未有的巨大势能。在这个意义上，“一小步”是飞天火箭。在科幻电影里面对末世，飞天与逃生往往就是同一件事。

按照王熙乔设计，“一小步”需要“和结构脱钩”。“探月”的学生脱离高考体系，他们仍需要面对SAT、AP等标准化考试。要重新规划学习内容，唯有把“海外升学”的这个出口改掉，而最容易打开的突破口可能就是创业。“毕业即创业”的项目定位由此而来。看似如此激进的做法，本质是为了“摆脱枷锁、切断约束”。代价显而易见，但王熙乔认为，“学历的意义从第一性来说，一定贬值，而且越贬越厉害。”他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寻找15位科技创业方向的学习者。

他想到一个名字，适合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研究院不存在了，陈雯的重心转向教学，“我会觉得我已经逐渐疏离所谓的中心圈，没有那么核心”。当王熙乔请她吃了一顿“贼贵”的素食，把新任务交棒给她时，这位生物博士感到有些意外，“我既不创业也不科技”。但也许王熙乔在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最早拥抱“探月”理念的人。想在白纸上绘蓝图的人。“其实在探月有很多很多批判者、怀疑者，她是一个特别好的新体系的建构者。”一位同事说。

很快，几位学科带头人也加入，与企业端一起开会。一个与会老师回忆，“前几次开会我真的是比较懵，不知道我在这个项目里能干啥，大家也不知道这项目要干啥。一帮人坐在这儿，说你看这个AI肯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达成共识很难。有人认为，把资源倾斜到几个孩子身上，制造出一种特权。有人认为，项目过于强调科技，“缺少了一些人文的色彩，好像科技成了一种新的暴力。”最大一个担心，几乎盘旋在每个人的心头，指向这个项目的根基。就连负责人陈雯内心也存在斗争，虽然AI爆发令青少年创业变为可能，但伦理而言，“应不应该这么早让他们接触如此真实的社会？他们很小年龄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就意味着他们真的要去开始对自己负责吗？”

“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相当于小白鼠。”一位老师对我说。项目尚未有正式名字时，就叫“实验计划”。

质疑者包括和王熙乔并肩战斗最久的伙伴。“对于高中生创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是一种对于个人的消费。我觉得创业不在于你的年龄，60岁创业跟16岁创业没有本质区别。”杨咋了说。他回顾自己所经历的，认为年龄带来了一层滤镜。但他认可“一小步”对教育改革的意义，“可以让孩子不在题海中去浪费生命。”

不可否认，所有人能看到的一点是，这个项目的巨大诱惑，其实不在于制造出未来之星、年轻的明星创业者。“一小步对于学校的意义，是探索出来一个学习的方式和教学的模式。在AI时代下我们到底应该教什么东西，怎么去教学生，以及学生到底应该怎么学。”陈雯说。确实有人被这种开创性吸引而来。物理老师申亮一度离开“探月”，因“一小步”启动重新加入。在学校年鉴里，被学生问到为什么回归，他答道：“难得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都想做教育创新尝试的人们和支持的土壤。”

在所有人里，高中部校长杨博宇可能和王熙乔发生过最多正面冲突（他正是那个在王熙乔开会闭眼冥想时愤而离席的人）。他本身也是个年轻人。在美国布朗大学拿到教育政策硕士后，他先是在“探月”研究院工作，之后成为学术负责人，27岁被提拔为高中部校长。“年龄不在我的考虑里面。”王熙乔说，他看重的是能力和使命感。

在“一小步”上，杨博宇对王熙乔有两次“逼宫”。一是招生时，要清晰地表达项目定位，对于“升学”的态度不能含糊、暧昧，将参与者的期待、规划与校方对齐，“边界不定清楚，很多东西就不纯粹”。二是免收学费，“这个实验的后果和影响这样不确定，如果还让人付费来参加实验，这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但王熙乔对此记忆不同：不存在说服，他一早就想好要免费，是俩人想到一块去了。

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项目曲折推进着。学校因为中网赛事举办被占用的空档期，筹备组去美国考察，观摩一些当地实践，比如“2 hour learning”的学习模式。“在两个小时的学习里面，老师不教任何东西，只是帮你去判断你的目标设定，在执行过程中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监管机制，也有非常及时的反馈。我们也想借助这个模式，去试验一下。”陈雯说。

课程体系渐渐有了眉目。除了创业课和AI辅助自学，还有一项独创内容，是关于自我认知和系统观的博雅教育，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让学生去理解人类文明史。“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我和宇宙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些永恒追问。”王熙乔解释，“在这些永恒追问上，其实每个人类的学科都在回应它那个部分的片段。它是非对立的独立，又是非唯一的合一。如果拼完整了，你基本上逼近真理。”这门课正是“人类文明拼图”。

“一小步”的名字延续了“探月”的意象。它有几层含意。一，去做看似不可能的事。二，和探月工程一样，它将对于人类各个领域都能形成广泛影响。

还有最后一层意思。“像《月亮与六便士》，月亮自古以来代表一种理想和真理。”王熙乔说。

进化

在这一年里，进化已然发生。

一年前的Jerry，还是探月常规轨道的一名学生，那时他对AI的探索同样非常匮乏。有很多同学利用AI完成作业，他没有追随这种风潮。“我之前是一个很有好学生心态的人，所以我不用AI的路径依赖，通过自己得到分数。”他说。他身上有一种“nerd”气质，微信名字叫做“宁静致远”。他认可这种心境，而非玩梗。他语言模式像是不自觉地模仿王熙乔。“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喜欢去给世界做建模的人，我会特别喜欢去尝试理解一些事情，越本质的事情越好，第一性原理本身对我就很有吸引。”聊到“人类文明拼图”这门课时，他说。他承认受到校长影响，“使命”是他的高频使用词。

到了“一小步”，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刻意去学习AI，需求自然而然长出来，清楚要用到什么，就一点点去挖掘。有一种量变到质变的感觉。“我之前确实是感觉怎么用都还是不顺手，驾驭不了它，但是好像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发现好像事情变简单了。”

Jerry

Wendy亦是如此。参加黑客松时，她是且只能是产品经理的角色。现在，她常浏览科技社交媒体、博客，试用上面推荐的AI工具，再通过相关推荐去发现更多内容。她对此有强烈兴趣和好奇，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影响是相互的，她常向走在科技更前沿的几位同学请教。她用一体化工作空间软件Notion管理项目，用付费版Claude作为写作工具。她还说了一些软件名字，抱歉我没有跟上。或者根本不是软件，那只是一些AI领域的英文术语或者缩写。这种困惑，和王熙乔引述古文时是一致，尽管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代码”。

在4月的一个周五下午，我随Jerry观摩了一节创业课。内容是是学习竞品分析。来自企业端的两位老师看起来都非常年轻，他们设定的主题是团播。

“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假设我们自己要开一个团，在这个身份下我们要去调研哪些现有的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Jerry告诉我。老师之前给了他一些“脚手架”，即固定模板、分析步骤，剩下的学习任务全靠自己。他通过AI调研，AI提示他切入点，比如如何依托垂类定位获得更多关注，如何降低门槛对新人更友好。

他分享结束后，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团播会火起来？”Jerry讲他的思考：“在存量经济时代，当个人主播越来越不吃香的时候......”后来他告诉我，老师的反馈，不在于评价他的表现，“更多还是引导我去对于行业有更多的认识”。

Jerry介绍，3月创业课，重心放在技术，老师教学生如何利用AI工具做vibe coding。他的感受是，相比具体方法论，老师在建立一种思维模式，“希望我们理解技术的意义，技术如何先于设计发生，先于需求发生。”根据最新技术，反向去找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属于AI时代崭新的产品逻辑，与需求驱动产品并不矛盾。

创业课不全在教室，也要去到真实的社会场景。清明节假后，“一小步”全员去青岛的一家养老院呆了一周。前面几天，他们轮岗。“今天跟护理，明天跟管家，沉浸式地看他们的工作内容，也有机会和老人去做交流。”Wendy说。后面几天变成了黑客松。有人发现老人们打麻将容易久坐，解决思路是做一个麻将桌感应器，定时提醒老人起身活动。有人开发了一个智能体，取代管家每天给老人打电话。方案大多只是雏形，收集反馈，回到学校后，再落实项目。

每个学生要寻找创业项目。即便我不懂商业，也觉得大多数项目实质平平无奇，其中一些更是距离现实落地太远。而Jerry的产品是其中相对成熟的一个。去年9月，他想要做硬件产品“晨起唤醒床头灯”，原理是通过检测睡眠周期，在浅睡窗口将人唤醒。痛点来自他自身，不同的起床状态下，“我的整体工作表现和人际关系的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波动，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为大家的整体能量水平做一些贡献。”

但创业不是拾阶而上就能直达目标。按照他的调研，市面上的解决方案多是手机APP或者可穿戴手环，而他选择的路线，是“集成雷达+床头灯”。可就在今年，突然涌现出很多类似竞品。他重新思考差异化，想到两个方案：要么找到一个更细分的场景，适用于中学生人群；要么提前去竞品还没有抵达的市场“做一些动作”。

这个项目推进到此刻，他没有团队，没有助手。AI是他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某种意义上，和人类历史存在过的任何工具都不同。根据他的感受，以往来说，创造者首先有想法，“把认知落实到行动中的过程，我们会采用工具”。而AI这种工具，发挥功效的时间点提前到了认知的第一步。

首轮样机交付冲刺时，部分技术链路没有验证，用户拿到设备后频繁出现问题，他也因为连续熬夜疲惫不堪。他没有急于让AI 给某个解决方案，而是把整个过程中的目标设定、技术选择、时间安排、用户反馈以及自己的心理状态统统输入给AI， 请其帮助他还原事态是如何失控的。在多轮交流后，“我们逐渐发现了更底层的系统问题”——他用的是“我们”，俨然已把AI当成同事——他把“验证产品是否成立”和“完成完整交付”混在了一起。此后他建立一套未来可复用的工作机制：如何拆分承诺目标、验证目标和理想目标，如何建立关键风险假设，如何在高不确定项目中管理自己的能量，以及如何让 AI 扮演项目秘书、测试经理、风险审查者等不同角色。

翻看他与AI的记录，大量问题都是关于如何做决策，思考哪些维度。从设计到执行，“项目管理的逻辑，市场调研这些比较技术性的事情，包括更底层的事儿，我都会选择给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做”。本质上，他只需要自己想要什么和缺什么，通过投喂给AI关键词，问题被拆解、细化，全景式框架在建立。

他的这款产品需要有一个app配合操作，他交替用AI编程工具Trae和Codex做了出来。前者是同学推荐给他的，后者是有了“多去追踪AI进展的习惯”后自学，都不是老师硬塞给他。

老师只是辅助，极大自主性掌握在学生手里。“我们有需求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帮忙对接一些人。如果他们认为只需要告诉怎么对接，他们也会交给我们自己去完成。”Jerry说。

按照“一小步”要求，创业项目每个月要对外公开进行一次路演。之前一次路演涉及产品预售，在学校的多功能厅举办，除了同学，还有外部听众以及投资人。有一些人下单了Jerry的“晨起唤醒床头灯”。接下来，要从这批种子用户里挑几个人做产品测试，“理想情况，下一波迭代完我就可以去交付我的产品。”

这一天下课后，他决定利用剩余的时间，用App给智能灯做一些亮度测试。“我刚刚把一个最新版的固件烧到了控制芯片里面。”他说。还要挤出一些时间，“专门来读书，了解国际形势，了解AI的发展”。不过所有这些之前，还有一个事等着他。

Jerry走出课室，融入楼道的人流里。“一小步”的八个学生并不住在孤岛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是“探月”日常重要的一部分。戏剧社的排练要迟到了。他走进一个木地板大厅，老师指挥大家热身。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双掌相抵，慢吞吞地扭动起来。

改造教育者

“一群旧时代的人，怎么能够培养属于未来的新人？”一位老师曾这样问过探月学校创始人王熙乔。这个问题盘旋在他脑中很久，对我复述时，他同样没有给出答案。也许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它应当是一种持续的提醒，因为认知是流动的，新人会变成旧人，旧人也可以变成新人。也许，没有永恒正确的答案，但“一成不变是最大的风险”——正如多年前王熙乔所说。

“探月老师特殊之处，说白了都挺爱折腾的。”语文老师李若辰说。她现在教的课，理论上可以一直用下去，“但是我们想要去优化它，我们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情”。从遴选机制，就决定这里的老师不是墨守成规的教书匠。

今年高中部有了一个新尝试，在学期末停掉所有常规课，近一个月时间全程做项目（即“项目月”）。停课期间，每个孩子必须各选一个理科和一个人文社科项目来做。李若辰与另外两个老师融合各自课程内容设计了一个项目，学生先要创作或者改编一个故事，然后产出成影视作品。“项目月”是教学教研组中层一起决定的，而不是包括校长在内更高决策机构校务委员会。“探月给老师很大的空间，我想办一个活动，我想干个啥，我不需要跟校长先审批一下，想干就干了。”设计老师郭旭峥说。

再一次的，回到AI。对于教育者来说，一个直观冲击是，留作业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难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了。太多人在使用AI，防不胜防。这既是这个时代的新话题，但也是媒体的老生常谈了。本文不做展开。

但为什么要防呢？这是校长王熙乔的态度。他也许在很多事情上有AI焦虑，但不是这一件。“有没有可能是以前那个体系太老了？你应该关心的是AI怎么没有善用，好好用透，对吧？但现在相当于你和它是在一个零和博弈里，要么是人做的，要么是AI做的。你其实在维护你以前的权威，但是没有一个升维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共同去创造对于他人的价值？”

至少在这所学校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教育者眼里，学生用AI辅助完成作业很正常——就像20年前的人对待开卷考试的态度。“老师就不应该有妄想说我的学生能不用AI写作业。”在设计老师郭旭峥看来，AI既然是工具的一种，“有更好用的工具，为啥不用？改变只能在老师。”以他的课“家书万金”为例，这门课要孩子们通过采访家人，完成一本口述史。如果AI都可帮忙列采访提纲，把对话变成自述，他思考，哪些环节是AI不能替代的。他要求采访必须面对面，累计时长超过5小时。“两个具体的人，这么近距离地坐着，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你们在非常认真地聊这个人的人生故事。他能摸到那些历史，1957年的新华字典是什么样，80年代的迪厅是什么样。”

在我观摩的一堂生物课上，课程尾声，老师迟爽布置了一项预习任务：围绕下一节课的主题，学生需要回答五个问题。前四道题允许借助 AI 完成，最后一题则要求学生结合 AI 给出的答案，独立综合作答。这项设计有两层用意。一方面借助 AI 对话快速补充课外知识，帮助学生高效积累背景信息、拓宽思考维度；另一方面，老师也可以通过学生产出的内容，观察他们常用 AI 工具的回答逻辑，反向研判学生日常使用 AI 时的思考习惯。有个女生仅用10分钟就在线上提交，提前下课了。这快得有点不寻常。我看到她的答卷，第五题回答，连豆包的排版和常见语气都没有更改。“这样我肯定会扣她分的。”迟爽对我说。

事实上，就连这五道题也都是AI出的。

很多老师常会借助 AI 制作网站或 APP，以此辅助教学。设计老师郭旭峥会将自己每节课的授课录像，搭配各类教学资料输入 ChatGPT，借助 AI 完成评课工作。AI 的点评直击问题关键，他以往总想着在一节课中塞入过多教学内容，而 AI 多次提醒他，一节课只需聚焦一个核心知识点、深耕讲透即可。此外，设计课授课常需要举例，AI 还能帮他筛选案例，剔除重复冗余的内容。

他们跟紧AI前进方向。一位小学部的老师率先一步，用清华研发的平台OpenMAIC，上传自己声音和教学资料，生成一个数字人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OpenClaw诞生后，化学老师刘京津立马在电脑里“养了一只”，让它干活。她让“小龙虾”把课件中所有专业术语用英文列出，免去自行查找。“我曾经有一天晚上让它帮我备课，我就睡觉去了。”

这一切，离不开校方的主动推进。学校曾邀约头部科技企业的 AI 团队入校分享。学校还划拨专项经费，为有需求的学科组采购 AI 调用额度。早在一年前的教师研讨会上，校方便专门设立议题，探讨 AI 会为教学带来哪些改变、应当设计怎样的课后任务。郭旭峥所在的科创与设计学部更是定下惯例，每周例会中，全员需要分享近期接触到的全新 AI 工具。

但对于老师来说，AI是助手，也是挑战者。

郭旭峥感触深刻。对于他所在设计领域来说，原来必不可少的技能，现在都没有学习的必要了。比如抠图、渲染，AI都可以完成。Photoshop这类软件也用不上了。他在课上定下规矩，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他认为AI可以解答，他就不回答。那么，老师该教什么？

在刘京津看来，碎片化的某一个知识点不再那么重要了，她讲课更多关注化学的底层逻辑。AI只能给出一个结果，她注重思考的完整过程，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提问能力、自主判断能力，“因为是可以迁移的能力”。

郭旭峥也有类似表述。他使用的词是，“设计的本质”。现在授课时，他常会抛出一个专业词汇，例如“格式塔”，让学生依靠 AI 查阅词义、它在设计领域当中的含义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他最终的期许，是学生可以把这些认知内化成为独属于自身的审美判断力。

高中部副校长曹竹飞是教师自发形成的兴趣小组“数字成长社”的骨干成员。这个小组并不总是紧盯最新的AI技术，更重要的是展开一些更长远的讨论，比如重新审视教师在下一个时代新的角色定位。他认为，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教师最重要的技能包括设置情境、唤起兴趣，这是AI尚不擅长的。作为一个数学老师，他讲课时，喜欢跳出数学知识本身，讲一些数学史和数学文化。比如讲对数，他不是一上来就讲定义，而是回到真实时代背景：天文学家常年被繁重的大数乘法运算困住，为了解决这份难题，数学家重新发明出对数，彻底解放天文计算。“大家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具身体验感。”他说。

但AI也在飞速迭代，能力边界持续扩张。“每出一个新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我做的事情，有可能就会被取代。”曹竹飞说。他承认他很焦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觉置身于变革浪潮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王熙乔停止谈论AI是对的。学校不能把所有注意力投射在教学方法论的改革上，如他所说，“方法论其实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会持续地在被打破”。也许，是时候重新看待他那些拗口的古训或者过于宏大的理论了。用简白两个字概括他想强调的内核：育人。

AI似乎无所不能，但教育应该着眼于具体的人。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概括为：“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在“探月”设计的教师发展模型里，教师要发展四个身份，其中一个即是“个人成长教练”。每个老师对接五六名学生，从入学伴随到毕业，定期一对一做生涯对话、情绪支持、学业规划。教师们自发成立兴趣小组，名叫“Coach helps Coach”。教练之上，还有他们的教练。诚然，AI也可以进行教练式的对话，但机器永远没有人的温度。负责教练培训的“总教头”朝克（他也是一名心理学老师）对我说，人的在场至关重要，“当下去做判断、引导、提问、共情”。

育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要建立“素养模型”。这就是为什么要举办“公民日”。“现在还敢提公民这两个字的已经很难得了，”一位老师对我感慨。在公民日上，我听到学生们在谈论学校食堂服务人员的平等用餐问题，也在谈论外面世界更大的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要开东方哲学版块课程。在这所充满五花八门的科技新玩意儿的学校里，台上的那位台湾老师施圣元，年近六旬，是我唯一见过还在使用板书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课程目的，哲学应该是一种能够应用在生活与生命中的反省与思辨能力。而这些和AI都没有直接关系。

在开启采访的前期准备中，我看到高中部校长杨博宇在几年前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你们大多数人拥有了同龄人所不曾拥有过的资源、机会甚至是特权。我希望你们可以常常自省，所谓的挑战传统、冲破固有模式，是否是你们给予自己所掌握特权的一种另类消费。”他声线清脆，样子看起来和毕业生相仿，“我希望你们不要做阶级固化的守护者，而要做阶级流动的推动者。”那是筹备阶段最打动我的一个瞬间。

后来与杨博宇当面交流，他告诉我，他是县中考出来的。他介绍他的同事曹竹飞，曾在公益机构“毅恒挚友”任职四年，工资微薄，致力县城中学的教育支持。“我们选择教育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初衷是希望教育公平。”杨博宇说。这些宏大远景，他们会传递给学生们。

公民日上，被请回来做分享的毕业生叫做马晨庭。探月学校不乏被顶尖名校录取的学子，相较之下，他是密涅瓦大学的休学生。如今身为设计师的马晨庭，向我分享他的几项私人创作。他正在进行的视频项目《100个南京人》，试图在镜头中捕捉他长大的城市里，老百姓身上变与不变的东西。他还有一本已经成型的纪实书籍，题材聚焦以色列管辖之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素材都来自他和大学同学实地走访的一手采访、拍摄。“我想探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如何理解彼此？” 他说。

前辈

是时候介绍陈伟聪出场了。在这所年轻人创立的学校里，她是最年长的人。但她理念一点不陈旧，我看到她在一篇谈教育的文章中，强调空闲的意义——不要“把人逼得一点留白都没有，人需要有安静下来的时刻，指出大人的观察比干预重要，不要用“做这个没意义”来打断孩子。这都很有启发性。她最初婉拒了我的采访，转达来的消息是，“让年轻人往前多说说”。直到我发去一个附上提纲的更长短信邀约，她才愿意聊聊。

第一个问题，作为北大附中副校长以及王铮的副手，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愿意辅佐王熙乔？她笑了：“在这个地方碰面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她64岁，一头短卷发，中间夹杂几缕银丝，兼具稳重和干练的气质。她开始讲故事，那将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陈伟聪

她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业，这也是她填报的第一志愿。成长期间亲历诸多时代大事，再加上阅读积淀，让她笃定一个心愿：“如果我做了一个历史老师，我把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可能中国就会避免走那些弯路。”

1983年，她如愿做了历史老师，在北大附中历任教研组长、年级主任，升至副校长。我问她，附中近40年的生涯对她最大的塑造，她说，觉得学生挑战老师是理所当然的。“课堂上，学生可以站起来说老师你这说错了，他们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很执着。”

有一年，附中想拆掉南门，因为它太低了，不方便大车进出。但南门早已是学校符号，印在录取通知书上。大批学生强烈反对，四处贴抗议海报。“老师们也不管，都跟看笑话似的，可开心了。”陈伟聪回忆。王铮很固执，坚决要拆，让大卡车开进来准备动工。学生们就在卡车前面摆上玫瑰花，“整得人家司机不敢开了”。校方最终妥协，把南门每一块砖拆下来，放到北楼后面重新搭建。

她认为杨咋了这类学生自由散漫的行事风格是理所当然的，“我22岁就到北大附中了，我的学生都这样”。这所学校有一种不拘旧制的开放氛围，而王铮本人也是受惠者，他30岁即被提拔为副校长。

此后王铮远赴深圳，主导了深圳中学的教学探索。陈伟聪感到，2009年当王铮重返北大附中并担任校长时，他的理念愈发清晰，他想“做一个生态，尽量成就每一个人”。他取消特长生招生，把艺体资源向全校开放。他替换官僚化的学生会架构。他大刀阔斧开启一系列改革。

作为校长王铮的副手，陈伟聪认为她是一个缓冲阀，“把他的理想那些东西用比较柔和的方式让我们的老师去执行”。与王铮的合作，有痛苦的部分，“他的主意老在变，可能两个月以后把前面全推翻了，又重新来过一遍，我们就得负责把方案拿出来”。但整体是幸福的，她负责初中部，被授予极大自主权，“比如说课程活动，甚至于很多事情是带有对抗上级领导的冒险性质”。无论她做了什么，王铮是最后扛事的那个人，“他负责去跟上级解释”。

王铮个性鲜明。他有好为人师的一面，喜欢给人讲物理，“我给你讲讲”“听明白了吗？”“再给你讲一遍”，这种时候他可耐心了。他又是出了名的坏脾气。不少老师被他骂哭过。还有一次开会，他和陈伟聪呛起来，直接把眼镜摘下，冲她扔过来。

“我不是他的朋友。”提到与王铮关系，陈伟聪直白地说，“但是他整个经历我很熟悉，我们可以说是同甘共苦。特别是最后那一段。”

在一套早已固化成熟的教学体系之下，王铮的改革步履维艰。他想用整本书阅读来代替语文的学习。老教师习惯了旧模式，难以转变。年轻教师倒是适应快，但缺少应试经验，“不可能把所有的语法修辞（知识点）都融到红楼梦里面去。”王铮搞2+1的分段教育，前两年搞素质教育，第三年应试教育，在初中尚可勉强推行，但高中课程压力太大，老师不满，“用一年我补不过来”。升学率下滑，家长怨声载道，上级单位北大领导与他的矛盾日渐激化。

陈伟聪与王铮的免职决定是2021年12月同一天宣布的。公告注明陈伟聪系年龄原因退休，但王铮的卸任却属蹊跷。身为正高级职称人员，他的任职年限可放宽至63岁，彼时未届退休年龄。陈伟聪感到，王铮带着遗憾结束了北大附中生涯。他提前就告诉同事们，他不会出席宣布免职决定的会议。

同样的不甘心，存在于陈伟聪身上。“虽然跟着王铮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依旧觉得某些地方有缺憾。也有一些东西我认为是对的，而我离开北大附中以后，它们就终止了。”她还想做事情。2022年夏天，一个机会找到了陈伟聪。北京市朝阳区的清森学校（原清华附中国际学校）有意返聘她做总校长。接洽时她才知道，该校理事会将引入“探月”团队接管办学运营，两所学校合并。

就这样，原北大附中副校长与她的学生王熙乔汇聚到一处。后者职务是执行校长，也是这所面目一新的学校的实际掌舵者。与王熙乔共事一段后，陈伟聪跟王铮开玩笑：“我觉得他比你强多了。”老领导很不屑地瞪了她一眼。陈伟聪继而说：“你太冲动，你看人家就不这样是吧？他真的是非常的冷静、理智。”

“探月”与“清森”的并校不是容易的事情，涉及两批学生、两批家长与两批教师。各种尖锐矛盾浮现。一方认为另一方是“鸠占鹊巢”。一波又一波不满的家长来学校“轰炸”。“清森”老师的办公室是固定的工位，“探月”老师进不去，一度只能在过道坐着，情绪很大。就连后来的毕业典礼，“清森”学生也要和“探月”学生分开进行，认为所属不同体系。

年长者的威望在一些场合能发挥作用。无论王熙乔还是高中部校长杨博宇，都曾遭遇家长当面发难甚至指骂，可面对陈伟聪，家长们说话比较客气。有一次与“清森”家长委员代表见面，那位主席说：“陈校长，您是北大附的副校长，我们很欢迎的。探月来干什么？”陈伟聪只回了一句话：“没有探月，我是不会来的。”接下来的规划安排，她让给王熙乔来讲。

作为过来人，陈伟聪乐于向后辈分享经验。“我自己过去这40年踩了无数的坑，我就想他们别再掉进去。”她敦请王熙乔关注政策大方向，提醒他跟政府打交道的注意事项。年轻的校长准备大刀阔斧做人员和机构调整，她担心剧烈变动会带来不稳定，建议适当放缓，“再想一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去公布”。

但在教育创新方面，她对王熙乔无条件的支持。王熙乔提出“一小步”计划时，用陈伟聪的话说，“我真的觉得欣喜若狂”。推进会议中，王熙乔经常成为众矢之的（不要忘记直言不讳的杨博宇），她担心他深受打击，私下单独对他说：“你可不能后撤，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动摇。哪怕（只招）5个人也要做，这一步必须要迈出去。”

“她当时的力挺是特别重要的。她做了这么多年教育，又是历史老师，相当于直接背书。”王熙乔说。

我问陈伟聪，如何从历史维度，看待中国的教育创新。她想表达的有两点。第一点，人与时代。改革者终究无法跳出所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受政策导向的。新东方干到那么大的一番事业，国家一个政策出来，说调整就得调整，这没商量。”

第二点，人与时间。“教育的成果特别滞后。不是说从我们学校走出去18岁，他就是一个人才了，有的时候这个人在社会中间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要到五六十岁才能显现出来。”她说，“不要太着急，把眼光再放得更远一些。”

哦对了，这里需要交代被北大附中免职后王铮之后的去向。明明手握条件优渥的其他选择，他却在 2022 年前往北京平谷一所乡镇学校出任校长。他不想打造又一个北大附中或者深圳中学了。他有了新的人生课题。那里舞台很小，天地很大，每天饭后，他走两万步。

正如开篇指明，这个故事关于教育之难。事情并未完全按照王铮的构想推进。他所执掌的校区仅涵盖小学与初中，按照原先规划，这里本应扩建高中，打造一条 “双出口” 的创新路径 —— 学生读到中段，再自主选择走职业教育路线，或是备战普通高考。起初，区领导对此方案十分看好，承诺承担一半建设资金。可随着人事更迭，再遇上经济下行，新建计划最终搁浅。初中生毕业后，依旧只能分流到区内其他高中就读。即便蓝图落空，王铮决定履行完他签下的8年任期。

最近一次对话，陈伟聪对王铮说：“我觉得你现在更像陶行知了，你现在真正了解中国最基层是个什么样子。”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提溜着一瓶酒去跟村里人喝酒去了。”王铮说。

“你是要去求人家划一块地给你吗？”

“不是，我们这学生跟学生打架，家长掺和进来，我给任何一个家长做工作做不通。”王铮说，“得村里人去劝，所以我得先去喝酒。”

催熟

让我们拉动鱼线，把抛出去的叙事钩子收回来，关于王熙乔身上的那个古怪转折。

同样的历程，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不同的故事。在一些人眼中，“探月”是一出年轻人乘风破浪的爽剧；在王熙乔的回忆里，过程里有太多狼狈与迫不得已，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逃生出口，这是个九死一生的故事。

对于创始团队来说，这是个商业雄心不断塌缩的过程。“探月”创立前几年，杨咋了有一种无来由的笃信，“我们以后一定能财富自由，能成为亿万富翁”。王熙乔也公开表达过，每年建设10所探月学院，12年后服务3万多人。彼时他们会习惯性地拿股份乘以估值，算一算自己的身家。

现实是另一件事。在办学之初的2017年，王熙乔规划了三条赛道：运营“探月”、向外输出校园配套服务、开发一款名为 “everyone school” 的应用软件——其构想对标如今的 AI 学习助手。软件很烧钱，做了一段就放弃了，难以追加投入。面向外校服务，维持在小规模运转。主要的盈收，还是靠学费。

财务压力一直在，钱要省着花。杨咋了告诉我，2017年那笔500万元投资进入后，他的工资才有7500元，即便再后来涨到一个正常的数字，管理层的收入依然低于市场平均水准。为了省房租，他搬去燕郊住。杨博宇当初在和一名哈佛毕业的男生的竞聘角逐中胜出，才成为“探月”研究院一员。得知月薪仅有一万多时，他很失落，他心里的薪资底线本是两万元。哈佛男生后来入职学而思，次年年薪便突破百万。彼时“探月”全员的住房公积金只按最低标准缴纳，经过杨博宇多次争取，2023 年才上调至 12%。

我问起王熙乔，陈雯念念不忘的那个“打印机”的故事，他毫无印象。但他根据语境回忆，他的意思应该是“保障长期组织的可持续性”，省下这笔支出。“我早期思考模型像伊隆·马斯克这种，”他反思，“但不代表个体的感受应该被忽视。”

考验接踵而至。北大附中校内办学毕竟不合规，“探月”找到位于朝阳区草场地的塑三文创园，在此兴建校舍，本打算2020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但随着疫情爆发，施工延期。为保障如期开学，“探月”先后落脚延庆一处培训基地、昌平一家老年活动中心。还记得头发稀疏、从外企转投而来的高震吗？正是他通过以前工作建立的关系，帮忙敲定这两处场地。对于很多“探月”学生来说，那三个月迁徙求学的经历是浪漫的，他们称之为“流浪月球”。延庆校区四周林木广袤，上学如同郊游，课余孩子们常在林间捉迷藏；昌平老年活动中心内，还留存一间颇有年代感的迪斯科舞厅。“一群小孩在一起玩，在一起上课。那个状态很酷。”亲历过“流浪月球”的毕业生马晨庭告诉我。

对那段岁月，王熙乔却倍感煎熬。疫情带来的冲击，远不止校舍延期交付产生的额外开销——“仅仅酒店住宿，我们就花掉了几百万元。” 装修成本较原先预算大幅上涨，招生同样受到重创。“少招十个学生，就是两百万收入；少二十个，直接四百万。” 资金缺口一度达到三千万元，最窘迫的时候，连教师薪酬都险些无力发放。王熙乔的太太抵押了房产用于贷款。

贷款只能缓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引入新的投资，学校唯有破产清算，学生分流他处。疫情不知何时结束，王熙乔记得，他曾站在施工半途的工地前，扪心自问：“如果一辈子就做这一所学校，还做不做？如果这所学校不赚钱，还做不做？”他决定拼一把，哪怕输到世俗意义上的一无所有。想通这一层，他才能坦然面对投资人说出：“我需要你的支持。”

王熙乔

难关度过了，2020年11月“探月”搬入塑三文创园。王熙乔不再坚信做大做强，才能实现教育理想。只需要一所示范校就够了。“佛陀对悟空说，悟空，压住你的，不是我的手，是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我觉得障住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很简单的规律，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其实我们自己走出那一条供参考的路，那路是由大家继续共同走的。”如今，王熙乔对我说。

即便只办一所学校，走“小而美”的路线反倒容易成功。“我要支撑一个2000人的学校，我要妥协的可就多了。比如说爬珠穆朗玛峰，多带100克，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风险会增加百分之几。”而这几乎意味着，他需要放弃盈利的念想。野心慢慢褪去了。

他不得不接受的，还有创业伙伴的离开。联合创始人、作为四驾马车之一的崔璐去了北欧。她给出的理由是婚姻，但王熙乔知道，更深层的原因是疲惫。“越是愿意去付出自我的教育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很容易受伤的。”

2021年7月，一个巨大的打击袭来。双减政策出台，“探月”在“塑三校区”用培训资质办高中的做法不再合规，而几乎所有的现金流都已经投到这个校区建设里。其实，当初选择“塑三”并非一个冒失决定。“我们去那块地之前做了很充分的调查，”杨咋了说。

但王熙乔依然感到深深自责与羞愧。“我过于关注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不去想国家的事情，也不去想整个教育行业的事情，但实际上我是它生态的一部分。我没有预判一个趋势，就是教培行业出问题，其实（更早）是有人吹哨的。”他说。

为另寻出路，王熙乔和行政负责人高震，四处看了很多民办学校，寻找合作机会。但对方或者不愿放弃主导权，或者对盈利有要求。王熙乔考虑重回北大附中接管国际部，但随着老校长被逐出，这条路被堵住了。2022年上半年的一天，王熙乔等人跟王铮吃了一顿铁锅炖，听他说了去平谷乡村的想法。“我们俩就深感绝望。”杨咋了回忆。但好像没有其他选择了。

转机在2022年7月突然出现。因为“公参民”的新政，清华附中要退出清森学校，作为后者举办方的老朋友，王铮推荐“探月”接管。这才有了王熙乔与陈伟聪的汇合。几条叙事线索拧到一起。

接下来的一两年，通过筹款，“探月”偿还清森学校欠下的债务，完成全资收购。学校主体转为非营利机构，原有股东退出，引入新的捐赠人。杨咋了财务自由的梦想彻底破灭。“我说出来可能你不会信，我可以接受，我跟王熙乔都没有钱，大家一起捐。”他半开玩笑说，他不能接受后者财富远超于他。后来，他又给了一个更严肃的回答：“探月能活着，有人愿意持续捐赠你，已经是万幸了。”

但对于王熙乔来说，接手清森学校后的过渡期，痛苦的总和超过以往任何难关。老师离岗、学生退学、财务纠葛......他不愿向我展开细节。“那段时间处理太多我以前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处理的事情。其中涉及到一些人性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点一点去完成刮骨疗伤。”他感受到人的恶意。他的纯粹受到某种污染。他对太太抱怨，同龄人大多不必承受这般思虑，有的还在读研究生，整日玩耍。

“我们俩的处境还挺不一样的，我毕竟只是个联合创始人。这些压力不会直接传导到我身上。”杨咋了告诉我，“如果有一天真的一个学生都招不到，完全倒闭破产，我可以去过另外一种人生了，我不会觉得我失去了什么。还是想坚持到最后一刻吧。”

2022年底，王熙乔隔离在家。精神压力与隔绝的环境，几乎拖垮他。“我都已经不要任何东西了，还要让我这么难？为什么老天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碰这些人？为什么要处理这些事？”他感到难以喘息。

他不回复任何人消息，每天在客厅飘窗边读书，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好像猛然有了某种顿悟。他想起他走过的路，“那么多人愿意相信，那么多人愿意参与”，他应该对此感恩。但他却把“注意力投射在不好的那些点”。“我先选择了和这个世界的不健康的关系，我拒绝去感知它爱我的这个过程。”他对命运生出一种恭敬感。他望着飘窗外的天空，开始忏悔：“我错了，老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后来他看《西游记》，竟看得泪流不止。在那个关于跋涉、磨难和寻找真我的故事里，他找到强烈的投射。他想着五指山下俯首认错的孙悟空。他想着唐僧说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做探月的历程也挺像的，某种意义上，每个灵魂最终要走的一条路——去经历自己内心的蜕变。”

内在和外在同时发生变化。很早时，他即意识到，身为师者，不能被学生看到抽烟了。2023年2月，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不能再喝酒了。即便那时正逢和太太在香港度假，晚上订了餐厅，也当即执行。又过了5个月，他转向素食，认为这是践行“善及万物”的价值观。他克制欲念，“因为我不能丢掉这条路的资格”。那一年里，他体重骤降 20多斤。他越来越有耐心，烘培、做饭，这些以前觉得琐碎之事，他能感受到美妙，“和面团发生互动，感受到它是一个有生命有呼吸的状态”。

他开始系统阅读传统经典。他从古人中寻找可以参考的模板，“真正要把自己活出来，止于至善”。他重新发现了孔子的价值，“发自内心地要成为这样的人”。当我们聊得足够深入时，他承认他的语言模式有一种刻意为之，“它是完全可以用白话讲的，但故意要讲的稍微玄一点，因为经典也是需要恭敬心的”。

一个人对他影响至深。高震放弃原有职业积累，加入“探月”。但高震不是他的追随者，王熙乔说，高震和那些更为年长的人，是托住这所学校的守护者。一起出差的路上，他们会聊起很多话题，“人和天地、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高震得过癌症，击退过一次。王熙乔眼看着他如何改变生活状态，“找到和宇宙的一种和谐相处的方式”。吃素和阅读，都是受高震带动。在这所学校里，很多人尊重他，但高震懂他。王熙乔总拿高震不多的头发开玩笑，说不如剃掉更美观。

在王熙乔身心俱疲、承受重压的至暗时期，高震的癌症复发了。即便拖着病体，他依然埋头做事，用不到两周时间完成了原清森学校教室的改造与重新划分。杨博宇记得，并校初期，王熙乔常常笃定自己的判断，姿态难免居高临下。一次激烈冲突后，他忍无可忍，准备辞职。高震去找他，温和劝谕：“你能不能再给Jason（王熙乔英文名）一点时间？再给他一点时间？”

“我感觉到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感，他还在积极地去活每一天。”王熙乔说。“他持续用积极的生命状态在影响身边的伙伴，去启发对方对生命要获得什么的思考。”

后来，高震没法再工作了。他的病越来越重，躺在病房，几乎时刻需要止痛药。王熙乔最后一次见到意识尚清晰的高震，是2024年4月，当房间里只剩他俩人时，高震突然说，你的机会来了。他指示他从抽屉拿出一样东西：一个崭新的剃须刀。王熙乔不是说高震稀疏的头发难看，而他抗拒剃掉吗？现在，他不再抵抗。那是高震留给王熙乔的最后一个玩笑，也是他的告别。

王熙乔失去了高震。九九八十一难，未曾设下的 “诀别” 一关。在这所校园里，他变成了一个更加孤独的存在。“我恰恰觉得所有在走这条路的人，走到一些深水区的时候，他必然会经历这一考。这一考就是可能没人再懂你在做什么。”我与他聊到孤独的话题时，他说，“但或许这个人内心的富足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他有了更强的驱动力，解决完“清森”遗留问题，他当即启动一小步。

与2018年相同的一幕，在2024年底再次上演。筹备会议上，面对大家的质疑，平素很少冲动的王熙乔愤怒地拍了桌子：“我们在全中国都找不到15个家庭，愿意做这件事情吗？”

不容忽视，关于王熙乔身上的转变，确实有令人费解的部分。一些同事私下谈起，说他 “变得神神叨叨”，“像是一个僧人一样”，还有人开玩笑：“他是不是看见世界末日了？”

“这也是我跟他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自己的境界没有那么高。”陈雯说，但她也想，王熙乔应该是在努力地消化什么，或者对抗什么。“这几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跌宕起伏，我反而更加能理解他了。”

“承受巨大痛苦的同时，没有任何丰厚回报的可能，我觉得他就要去追求一些身心灵的归宿。”杨咋了说。“他需要一个平复的方式。修行会让他情绪稳定地接受那种宿命感。”他能感觉，两人关系变好了一点，但也变远了一点。

属于王熙乔的玫瑰花蕾时期，短暂即逝。“我一直觉得他是老灵魂，在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成熟，看起来跟40多岁一样。”陈雯说，“我觉得他很矛盾，他（早年）肯定是有一些阶段是刻意表现很成熟、很冷静，当时还有一些青春的色彩。”

前进

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小步”计划。事实上，一些老师的疑虑至今都没有消弭，反而变得更多了。命运的催熟是否会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他们的玫瑰花蕾时期会被缩短吗？巨大的期待又将如何塑造他们？AI确实能够让一个人变成一支队伍，但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它的作用是不是被过于放大了？不可避免的，创业与金钱绑在一起，强调这个目标，会不会带来某种不好的认知与影响，比如浮夸？

在我观摩的“人类文明拼图”课程里，有趣的一幕发生了。按计划，台上的那位学生没有准备教案，而是直接播放了youtube视频，一个外国女人出现屏幕里。20分钟后，台下旁听的陈雯打断了她，语气平静地发问：“所以你这是在搞行为艺术吗？你原来的设计是什么？”

“就是一直放。”学生面无表情地说。

“看完视频以后还有啥？”

“结束。”

“所以你的教学在哪里？”

“这就是我的教学。我觉得我找到的人，比我讲得更好。”

“别的同学想看吗？”陈雯问道。教室里一片安静。那位学生点了继续键。

又播了10分钟，老师喊停，交代大家回去自行看视频，提前下课了。

后来我和Jerry聊起这件事，很多情况下，他尝试承担着连接师生双方的一个角色。“我肯定不可能作为一个双面间谍的。”他首先澄清。他不愿意评价那位同学的具体表现，替她解释：“她最近挺累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她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所以她会选择一些自己看来最适合的方式。”

倘若 “一小步” 是一艘船，纵使设计图纸再完美，扬帆启航之时，潜藏的漏水点才会一一暴露。高中部校长杨博宇介绍，自主学习依托人机模式展开，这种形态难以催生出热烈的集体学习氛围。“从教育或者发展的角度上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脑前额叶皮质层还没发展好，”他说，“我们怎么把时间切细块，怎么帮助他去规划，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没有到位的地方。”

对于老师们来说，“人类文明拼图”无疑是最难的一项教学挑战，年轻的校长只是给课程起名、奠基——在向我阐释理念时，费米悖论的大过滤器、马斯洛需求层次、系统隐喻，大量的概念被王熙乔抛掷出来，杂糅在一起——具体如何展开，仍需摸索中共创。“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你这个不行。虽然他未必能说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受限于自身的教育经历，难以给出特别贴近一线、能够直接落地的方案和反馈。至于怎么把他的高标准落到具体的课程里，剩下的事还得我自己解决。”“一小步”负责人陈雯说。

作为“一小步”老师之一，曹竹飞感受越来越深，“人类文明拼图”不止是一次跨学科教学尝试，更宏大的目标是，获得使命感。原理的学习是放在历史语境里，他举例，伽利略为发表《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表面上言辞恭谨地为哥白尼体系与《圣经》可能的矛盾处留出妥协空间，字里行间，却已从根基上颠覆了当时宗教体系难以接受的宇宙秩序。读懂伽利略突破背后所要对抗的东西，当下的学习者也能从中照见自身。当他们走出校园，同样需要寻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使命。

创业课收获了整体正面的评价，其间却也发生过一段小插曲。一次项目答辩结束后，台上的学生翻过 PPT，页面赫然变成 “十问”，直指项目设计、小组分工以及推进中老师某些决策的不合理之处。本次任务是学校图书馆借还书系统的改造，要求每位学生提交一份方案。老师原本希望学生能够在方案当中，练习运用课程教授的硬核技术，将所学融入项目需求。可有学生另辟蹊径，提出使用靠无线电波读写芯片的RFID标签，这推翻了老师的课程设计。因为这处改动，后续课程节奏与项目开发计划的整体进度承压，学习体验因此并不理想。

几位在场老师都感到错愕，但很快，他们选择理解——“这不就是我期待看到的学生该有的样子吗？”课堂最后，老师道歉，学生们鼓起了掌。教学团队事后召开反思会，重新设计项目。

孩子们追求真实，反抗形式主义。他们渴望新的教学，讨厌旧的套路。但他们也是人，会疲惫，会烦躁，会闹小情绪。陈雯、申亮作为课堂之外的“成长教练”，密切关注着他们。“当你可能得到更多资源的时候，你在这个社区其实也承担了更大的一些责任。”Wendy回忆起最近陈雯和她的谈心。

纵使有诸多不易，谈及“一小步”到目前为止的感受，孩子们的乐观态度远远优于成年人。“我没有任何担忧，我知道这个地方和我的使命是很契合的。如果它做得很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它有些挑战，我可以作为共创者一起去探索这样一条路，无论是哪样的结果，对我来讲都是我自己很高的生命实现了。”Jerr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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