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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 流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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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流量的故事。2024 年春天,一个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少年,因为一句 “谢帝我要 diss 你” 一夜爆红。一度,他成为被多家经纪公司抢签的对象。不到三年,你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像个谜,从主流视野里消失了。

这个故事就像是伊索寓言在流量时代的新版本:一个农夫得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又失去了它。问题是,曾被泼天流量加身的rapper诺米,到底是那个幸运的农夫,还是那只被利用的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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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量过境后的废墟上

最先可以交代的,是故事的结局——或者说,到刊发时的最新进展,因为只要生活不断滚动向前,没有哪一刻是终局——本文的主角,说唱歌手诺米,已经从流量神坛上跌落。爆红有多快,遗忘就有多快。最高峰时,他有接不完的商演,报价30-35万元一场。现在他几乎无人问津。所有戏剧性变化压缩进短短不到三年。

2026年9月初一个星期里,我在成都疯狂寻找诺米。他同意与我在这座城市见面。出差前,我不断提醒他,确保记得这次约定。他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条时间线里,会在凌晨4点回复我几天前的信息。但一约具体的时间、地点,他只回复:“好的”。别再“好的”了,至少告诉我个大概位置,让我就近订酒店吧。他终于发来6个字:“靖江区都可以”。我猜他指的是“锦江区”,就像在陌生游戏地图里寻宝。

不回复信息,在2年前诺米一夜爆红后养成的习惯。“好像这个人消失了一样。”他的一个朋友说。当时有个高端车品牌找他进行拍广告,他不予理睬,合作自然没成。那时我托他说唱圈朋友才加上诺米微信,隔天就给他发信息约访,前后发了十几条。他只有一次回复:“我喝多了,明天联系。”再没联系过。

如果说不回复尚可容忍,屡屡失约就让人恼火了。不止一个人对我讲起他放鸽子的事:约好的饭局,Travis Scott演唱会预留给他的座位,还有从他前老板处借走、至今未还的一万块钱。他会在上一秒答应你,下一秒把这些话全抛在脑后。同样情况在我身上也发生两次。今年1月和5月,他两次均是满口答应采访,但要么杳无消息,要么一拖再拖,均未能实现。

但这一次似乎不同,他的专辑按计划将在10月发布。这将是他生涯首张专辑,他需要宣传。“I need help. I need help. Because I’m you know , right now I’m 在低谷当中。”他留语音给我说。当时是下午3点,我不确定他是否喝多了。哦对了,酒精是他生活里的另一个大麻烦。

抵达成都的第一天,他没有如约出现。第二天如是。我开始对他说一些重话。“明天吧bro,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醒。”他说。

第三天晚上9点,他终于出现,顶着一个刚刚去做的咖啡灰发型。他带着两个人,和他一样是彝族,都是1999年出生。一诺是个rapper,不爱说话,加了微信即屏蔽我。古麟是他远房亲戚,篮球专业的大专生,今年才算和他真正熟络。古麟性格开朗,话不设防,说他们其实过去几天都在电竞酒店里通宵打《英雄联盟》。

我问诺米,为什么总是不回复。古麟接话道:“他一直是这样的,跟谁都是这样。”

“就想着过几天,过几天。”诺米憨憨直笑。他的声音很轻柔,rapper常见的那种巨大ego仿佛在他身上不存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拖一下更好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我待会儿要去干嘛。”但不是也没什么可忙的,一直在打游戏吗?“假如我待会儿去打一下游戏,我就失约了。我不想失约。”他说。我看到,诺米的微信显示有2473个未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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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次为:一诺、古麟、诺米

那个晚上,他告诉我一些即便他粉丝也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年初时,他父亲确诊胃癌,他花了大量时间照顾他,带他去西昌、成都看病。为此,他顾不上我的采访,推迟了专辑发布时间——其中八九首歌去年就完成了。

父亲酒瘾深重。他童年阶段,父亲酒后打他和他母亲。后来,他把骂父亲的话写进歌里。父亲的病也与酒有关。儿子照顾他,仅仅出于责任,“并不是说像爱我妈妈一样爱他”。在父亲生命的最后,父子关系终于实现某种缓解。当时父亲已不能讲话,儿子抱了抱他。父亲7月去世后,他写了一首歌,此前,他给母亲、爷爷、喜欢的女孩都写过歌,这是第一次写给父亲。

他用手机给我播放这首叫做《I can’t let it go》的歌。“曾经我恨过你,如今在后悔里,连拥抱都没勇气。可我得振作起,我知道妈妈她,为了家很不容易。”歌词平实,并不讲究双押。“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说。

酒的问题在代际延续。过去一年多在西昌生活的日子里,他总是被亲戚拉去喝酒。“差不多天天(喝),一到晚上就会(喝)”。他说。他对父亲的照护之外,两人几乎没有交流。“跟他在一起我很想哭的感觉,反正我去喝酒我就会好一点。”飞天茅台他能喝一斤,啤酒喝一件。过年则喝自酿的苦荞酒,度数挺高,又甜又稠。我注意到他开酒后总会倒掉一些,这代表“敬天敬地敬祖先”,据他说,喝茅台也不例外。他并非不在乎一切世间规则,至少亲情与彝族传统,是他坚守的。

我们喝掉了14瓶啤酒,气氛愈发融洽。他们告诉我彝族的饮食传统,不吃狗肉。专辑在10月发,是因为11月是彝族的新年,对他们而言,远比农历新年隆重,一定要赶回家乡。一诺给我播放他和诺米合作歌曲的MV,是在凉山龙头山大断崖拍的,花了七天。我看到直落千米的绝壁,高山草甸上的羊群,彝族同胞古铜色皮肤与质朴笑容。画面里有粗粝的壮阔与人的温热鲜活。

诺米决定要在成都重新租房,从西昌不间断的酒局抽身。次日上午,他将去阿坝拍摄写给父亲那首歌的MV,同意带上我。那个夜晚,我为我持续追访的不近人情感到愧疚,也相信诺米会变好起来。

现实再次让人失望了。第四天上午,我只见到他的两位朋友。原来前晚回酒店后,他们又出门去了“兰桂坊”酒吧街。在那条街,诺米依然是名人,无论去哪家店,都有赠酒。3个人喝到天亮,喝完48瓶330ML的啤酒。诺米与两人失散,另找酒店住下。古麟则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据古麟说,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喝到神志不清,醒来发现身处不同地方。

我们仅有他的酒店位置,一度担心前台不愿意提供房号,他便一直昏睡到晚上。我建议谎称他有心脏病,药在我们手里。古麟支支吾吾地说了,声如细蚊,前台大概没听清,但同意代我们去敲门。终于,诺米醒了。趁他收拾的功夫,古麟又吐了一场,而一诺一直趴在桌上睡。

当我们打车赶到成都市郊,与MV拍摄团队汇合时,距离约定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对方见怪不怪了。但新状况出现,租来的商务车不够位置。还是因为诺米不靠谱——前晚我提醒过,他肯定地说车坐得下。于是,我被抛在市郊路旁。诺米承诺从阿坝一回来就找我。

对于这句承诺的落空,我已经不意外了。第四天过去了。 第五天。“聊了这么久还不够吗?”中间他偶有回复,好像全然忘了之前说过的话。第六天我想他再怎么也该回来了,不能再等了,抱着一线希望去之前那个电竞酒店找他。经理说,诺米一行人本来在的,但下午2点他按规定把他们赶走了。他们常赖到晚上才续房,有时不续就走了。我改变策略,不再给诺米发长信息,改而喊他喝酒,大量地发。他回了:“去哪里喝啊bro”。最终没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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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晚上,我在火锅店等了2个小时,他终于赴约。这部分怪我,我发错了地址,他跑去了一公里外的另一家店,毫无怨言。他睡眼惺忪,显然在与缺觉作斗争。他待了42分钟,答完采访提纲上的所有问题,马上就离开了。他不是为了喝酒而来的,也没动筷,他在配合我的工作。他能掌控的范围内,他已努力了。混乱与失控已是常态,不是针对谁。

他说想早点休息,次日要拍MV。还是那个给父亲的MV,上次其实没去成阿坝拍。租来的车还没上高速,就因为他们抽烟,与司机产生争吵,尽数被赶下去。也就是说,过去几天里,他哪儿也没有去。

我不知道他次日有没有成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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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凉山的“美式男孩”

来自大凉山的“美式男孩”,最早被说唱圈注意到,是2023年9月的一个抖音视频,拍摄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他站在一个每扇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的居民楼前,“枪打出头鸟,我去美国的话,他们会ganggang(针对)我的,”他搓着手说,然后流利地报出一串美国成名rapper的名字,“他们都会对我下手”。无论搓手、口头禅“U know m3”(即you know what I’m saying)、扣动扳机的动作,还是那些煞有介事的鬼扯,他都在模仿美国的匪帮说唱歌手。他给自己取的艺名是“诺米么lodmemo”,简称“诺米”。

在互联网上人设凶狠的rapper(或者说唱爱好者)比比皆是,但如此滑稽、充满山寨感的“匪帮”,并不多见。他的直播间很快有了几千人,大多是来拿他寻开心的。2023年九月末,诺米做了决定,要去成都闯一闯。那里正在成为中国说唱之都,除了本地不断崛起的新生力量,越来越多的rapper选择搬到这座城市发展。出发时他只有两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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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火车,说唱自媒体人“小强蜀熟”(下文简称小强)就来采访他。重点不在于小强问了什么(“觉得自己能走起来吗”),诺米回答了什么(“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走起来”),而是他回答的方式,他把“U know m3”(即you know what I’m saying)像逗号一样使用。

“虽然表现挺夸张,他其实私下是个蛮腼腆的人。”小强回忆。这算是诺米正式被介绍给中文说唱圈。报道有一个耸动的标题——《他可能是最像美国rapper的中国rapper》,

诺米本名阿尔以达,1999年出生于四川凉山美姑县,彝族人,之前做过建筑工人、外卖员、服务员。他要说自己是说唱歌手,也没有错。他零星发布过几首歌。其中一首叫《Mom》,是电子厂打工期间,用他的二手苹果手机上,在宿舍楼道里录的。这些歌跟匪帮说唱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的个人风格是在玩抖音后发生变化的。他看过外国MV,里面每个人都那么自信,他对着手机镜头模仿,对着他不知道是谁的观众。他似乎并不是为了逗人笑,而是认真地说每一句他并不完全理解其意的英语,比如——“ Listen to me both a fucking everybody you don't say I'm true. I what I'm saying I don't kick no bullshit. I'm saying for the rap what I'm saying I'm real nigger. I'm real sir。”不要管字词,更不要管语法,语音语调模仿得很像黑人。他认为这种感觉很酷。点赞和关注在增长。他承认影响是双向的,正反馈越多,他身上原本的羞耻和自卑就越少,越敢飙英语。他的抖音里全是这些东西。

“U know m3”,不自觉地挂在嘴上。他后来告诉我,搭乘高铁办临时身份证时,他跟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一句。不要小看“U know m3”,它造就了一个记忆点,一个热梗。对说唱这个青年文化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具有代表性呢?

他的流量在增长,粉丝涨到六七万。成都的说唱圈注意到他的存在。地下rapper群落里颇有名气的Kenrobb主动和他打招呼,答应和他做一首歌。

一个叫“凶狠凯蒂”的女rapper约他见面。他们一起拍搞笑短视频,名为“约会美式男孩”。一旦设计剧情,他的表现就比自说自话显得卡顿、做作很多。对于俩人如何认识,凶狠凯蒂的说法相反,她相信自己当时粉丝多过诺米,是后者喊她喝酒在先。

来成都不久,他的“匪帮生涯”就迎来一个转折,有一晚他在街头被两个陌生人揍了。次日他发布的视频里,左眼肿胀,眼下有血印。他说他被攻击,是因为他总在网上自称是美国传奇rapper Tupac的snitch(告密者),而对方应该是Tupac的粉丝。Tupac上世纪被谋杀于拉斯维加斯。

那晚的真相是,他遇到了两个喝醉的拳击手。对方认出他,揽住他合影,拨弄他头发。然后殴打就发生了,他被一个人勒住脖子,另一个人冲他脸上猛击。去医院缝针花了1000多。他报了警。对方被责令赔钱,他没敢要,害怕被报复。

他有了零星商演的机会。北京的一个酒吧请他过去,他以为要唱歌,等到晚上12点,老板喊他到大门口直播。他有被玩弄的感觉,但周围全是对方的人,他只有照做了。回来的飞机上,他才敢发微信对质,删掉了对方。

诺米对朋友是慨慷的。和凶狠凯蒂在酒吧街兰桂坊喝酒,总是他请客。他买最便宜的梅子酒,有时则不用花钱,有人认出来他,送酒给他。他还没赚到什么钱,但有人管他借两千,说妈妈生病急用,他借了。那钱再也没还。说唱江湖又给他上了一课。

“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正常男孩的那种样子。”凶狠凯蒂回忆。不要把诺米当成傻子,“不可能是单纯到什么都不懂”。在2023年,诺米和他的彝族朋友一诺去她家里做歌,还借住过一段。她睡Loft的第二层,男孩们睡一层客厅沙发。她把进门密码告诉他们。她没想到可能的危险,“我当时觉得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她感到诺米不容易,穿得破破烂烂的,所有家当在一个书包里,连电脑都没有。

但他们的关系还是疏远了。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到了2023年12月,说唱圈层已经对他的“美式男孩”人设不再感到新鲜,他的直播间在线人数从几千掉到100以下。凶狠凯蒂没有发布他们的feat(联袂演唱)。先前答应和他一起做歌的Kenrobb,不再搭理他。

又一个巨大挫败来了。2024年3月,在《中国新说唱2024》节目海选,他遭到淘汰。回到酒店,他红着眼眶录下视频,愤愤不平,又数次哽咽。存不住钱可能一直是他的问题(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些商演),他说到回去的路费令他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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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在镜头前哭泣

“一方面确实也挺伤心的,但是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波给我点赞的人,会有一波流量。我就这样在酒店里哭了。”后来,他坦诚地向我回顾。一个叫“有三”的rapper看他不容易,给他转了2000块钱,才解决了他的成都回程。

他的职业生涯已然触底,但反弹马上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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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火”

2024年3月底,诺米在成都玉林的一处户外健身器材区,拍摄那支改变他的命运的MV。这是一首Diss,目标人物是不久前在《新说唱2024》海选里淘汰他的导师谢帝。MV只有诺米一个人。“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他反复唱着那句hook。

从任何角度来说,那都是一首极其怪异的Diss。“真正写diss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说‘我要diss你’,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词。”小强告诉我。互联网上几乎每周都能见到崭新diss歌曲,但诺米的这首《谢天谢帝》特别之处在于,那根本不算首真正的diss,歌词里没有攻击,更多是自伤自怜——“你已经不用去发愁没有了生活账单,是你让我伤心因为我已经被淘汰”。观众不会有真正被威胁之感,反而因其诺米面部表情过分用力,感到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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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里,干瘦的他穿着白色T恤,戴着平沿棒球帽,骑在健骑机上,做着各种含义不明的美式说唱手势。很难说一些动作是不是他有意为之,他把健骑机扶手后拉,那是那个器材再正规不过的使用方式——他说他选择健身器,是因为谢帝喜欢健身——但自然形成了顶胯,镜头推进、拉远、正拍、侧拍,整套动作有了某种性意味。

第一波发酵是在说唱圈内。然后到了更大的互联网。只要你是短视频平台的受众,你逃不过魔性洗脑的那句“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你不用管诺米是谁,你甚至也不需要知道谢帝,你就是想随着大众一起哼出同样的那句。这是短视频时代才会出现的奇观,人们像被传染一样,追随着好像时髦的东西,不考虑意义,或者应该说,那个东西之所以时髦,恰恰是因为简单无意义。

当时正逢清明假期,很多年轻人来MV拍摄地玉林的那片健身器材区打卡,将那里称之为成都迪士尼(谐音“diss你”)。有人设了路牌,社区管理者没有驱散聚集的人群,转而维持秩序。正是成都这座西南城市的悠闲松弛,才让这一切自然发生。线上玩梗变成了线下“朝拜”,又反过来为线上发酵提供了新的素材。短视频平台兴起“我要迪士尼”模仿大赛,相关词条不断霸占微博热搜。地方文旅部门也参与转发。在这过程中,诺米作为当事人几乎什么都没做。

《谢天谢帝》发布10 天内,诺米抖音粉丝由几万暴涨至 200 万,当年最高峰超过300 万。这超过中国任何一个说唱歌手。粉丝基数是这场说唱游戏能够继续下去的筹码,诺米还只有个位数的作品,就已经成了说唱明星。“我记得抖音的粉丝当时是39万,后面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莫名其妙地涨了10万。”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谢帝说。

大量说唱自媒体在这场“连续剧”里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它们追踪着事态发展,从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里提炼传播要素。“我在这个行业这么久,我观察大家最关注的首先是事儿,其次是人,最后才是歌。大家其实还是吃瓜凑热闹的心态,关注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小强说。信息流不断滚动。谢帝点评诺米的节目片段曝光。诺米去上海迪士尼玩了。诺米和谢帝见面,误会解除。诺米和谢帝同台演唱。诺米登上央视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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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帝和诺米

这一切和一种正在兴起的抽象文化有关。在网络语境中,“抽象”这个词意味着荒诞、滑稽、莫名其妙,往往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表演。玩抽象,是算法世界里往上攀爬的某种捷径。阿Giao、药水哥这些靠直播赚得钵满盆满的网红,都是搞“抽象”起家。

但玩“抽象”像在玩火。在说唱这个尤其追求表面上的酷的领域里,玩“抽象”与扮酷背道而驰。也许会带来稀缺的注意力,但你难免被人们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你搞出来的东西转发量很高,点击量很高,但是你开专场的时候没有人来消费你的音乐。”谢帝不久前告诉我。他婉拒了几个抽象rapper的feat邀请,不是他们带来的歌不够好,而是在他看来,需要达到极致优秀才能合作,“不然就把我给消磨掉了,因为大家在点开之前对你的刻板印象已经在那了。”

一首歌曲到底属于抽象还是好玩,有一条微妙的界限。华云龙有首很火的说唱叫做《十男九痔》,内容很喜感,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在搞抽象。“它是能引起人家共鸣的,它是真实的,只是说我可能表达的更直接一点。”他对我说。抽象类歌曲纵使点击率高,但版权价值低。业内人士告诉我,抖音上百万点赞的歌,网易云音乐的一次性买断费也就一两万元。“谁会戴上耳机听呢?酒吧放歌都不会放。”

凶狠凯蒂也是走抽象路线的rapper,她自称“中国Cardi B”,歌词直白露骨,不介意在视频里做一些夸张表情。2025年初,为了从外围了解诺米,我约凶狠凯蒂在一个烤肉店吃夜宵,她还带了两个朋友——都是还在读书的大学生rapper。她一直用“兄弟”或者“bro”称呼我(就像称呼那两位随行的小兄弟一样),这不是套近乎,说唱文化里年轻人喜欢使用这种称谓。她告诉我,她大专在北京学舞蹈,改玩说唱后,来了成都发展。她还欠着前一家经纪公司的解约违约金,每个月都要还钱。她的歌曲在网易云按流量提成只赚了几千块钱,但因为玩抽象,她在网络上有一定话题度,她也能获得商演机会,带来更多收入。

聊到底层rapper如何突围,那两位大学生rapper都感叹太难了。对于脱口秀,好笑就是硬道理,而说唱音乐,每个人的听感都不同。“网易云没人会守着你的歌,大家都喜欢刷视频。”其中一位叫“小象男孩”的rapper说。所以为了引流,他们都把阵地转移到了抖音。在那顿饭的后半程,凶狠凯蒂为两人展开畅想,加入她的网络家族“蒂家军”实现对他们的帮带。

成都玩抽象的rapper有一个小群体,还自制了一个名为“说唱刷怪笼”的网络节目,你可以想象里面充斥着各种表演型人格的怪人。诺米也曾加入拍摄。但微妙之处在于,如果观众能够看出明显的扮演,或者某种狡黠,乏味油然而生。“大众已经看惯了所有形式的抽象。当小丑,太刻意了,大家不喜欢。”“小象男孩”说。诺米看起来与其他人不太一样,有一种傻乎乎的气质,很自然,没有表演痕迹。又或者,对另一些人来说,演不演不重要了,诺米是互联网荒原上的“乐子人”新物种。不会再有相同款了,来自大凉山的匪帮说唱歌手,或者不那么吓人的说法,“美式男孩”。

一旦你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就再也难以抹去。意外走红后,诺米曾经的视频切片,被网友们翻了出来。他帮妈妈赶牛。他在街头被暴打后的哭泣。他边走边投入地freestyle。那些并不是黑历史。人们意识到他虚张声势下的无害,甚至是脆弱,这反而激起更多怜惜与疼爱。

2020年,甘孜藏族男孩丁真被摄影师抓拍的一段7秒视频,在网上爆火。后来他成了藏区文旅名片,进入娱乐圈发展。同为少数民族的诺米,会成为下一个丁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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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2024年春天,所有的人都在找诺米。说唱歌手们,演出商,品牌,媒体。现在,他是那只下金蛋的鹅了。几乎与diss谢帝同一时间,他发布了一首和同为彝族歌手沈学风合作的《枯木逢春》,那是一首以家乡为主题的民族风说唱。那首质朴的歌一定会打动一些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重点不是歌,是热搜之上的那个名字。 

地方文旅部门也参与相关消息的报道,在这些传播中,诺米的“匪帮”、抽象属性被略过了,他的民族、底层身份被提炼出来。诺米早前写过去世爷爷的歌《阿普的思念》(阿普是彝语中爷爷的意思),得到中央媒体的转发,这等于官方认可。对于rapper群体来说,要得到这种待遇非常稀有,可能需要rapper以主动、迎合的姿态去完成一些创作。Gai出道前期唱的一些宏大叙事作品,就被坊间嘲笑“求生欲太强”。显然,诺米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说句难听话,诺米是狗命好。国家在帮扶少数民族说唱歌手。”一个川渝rapper对我说,意识到说得过于直白,他又补充道,“少数民族做歌有优势,他们的唱腔真得很好。”

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疯了,那么我也是病症的一部分。因为那时,我正是涌向诺米的人流中的一个。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天降好运的故事。但其实我对他的兴趣更早萌发于那次被殴事件。我感到,他有些像我曾经采访过来自陕西农村的庞麦郎,在谎言被戳破后,仍坚称自己是90后台湾人。我们都有成为世界上另一个角落另一个人的幻想,少有人把它付诸类似行为艺术的实践。而看着受辱后诺米满脸青肿,逞强与示弱同时发生,那感觉滑稽又让人心碎。

很久以后,我终于得以与他见面,他解释了那段时期他的感受。一方面是兴奋,“怎么睡觉都睡不着,因为总想看那些总体的播放量”。另一方面是恐惧,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情感的浓度太高了,“都害怕我自己死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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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诺米走红后在音乐节表演

红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了。Kenrobb又来找他做歌了,“兄弟,我们出,机会到了”,见他不回复,把对话截图发上了网。凶狠凯蒂把那首拖着未发的feat第一时间发布。位于国内rapper头部梯队的Knowknow也找来了,他的影响力比诺米之前接触过的任何一位rapper都要大,但纵使Knowknow也从未享受过诺米级别的流量加持。Knowknow约他吃火锅,又带他去了上海迪士尼(他们走了VIP通道),并迅速发歌《想带你去迪士尼》——这是对“迪士尼”梗的呼应。在一些人看来,Knowknow蹭流量的姿态太难看了。但诺米看法不同,他感受到尊重。

这是诺米的第二次走红。之前的经历给他上了一课,影响现在他待人的方式。“我只喜欢跟那些真诚的人一起玩,流量起来联系你,有一天我流量不起来了,还是会不理我的。”他说。有一次他接了视频电话,结果对方镜头一转,和女生炫耀,还喊他打招呼。那感觉很不舒服。

一切混乱地发生着。有人帮他接了个演出,提出要从5万元的报价里提成2万,他没意见,“我也不懂这些”。还有演出方没等他答应,就往他账户转了3万元,见他没反应,又报了警。

亲戚们来了。先是表哥,然后是舅舅,舅舅又叫来更多的人,有的诺米完全不认识。他们嘴上说着找他玩,来了就以他的名义租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七八人都住进去。舅舅自作主张,成为他的经纪人,把手机号放在侄子的社交媒体主页。“他们(就像)自己布置任务给自己(一样),”回忆这段时,诺米笑了,“没办法,我不能走起来了,我就忘了他们。”除了舅舅,其他人职能并不清晰,出行都跟着,“顶多就帮我拿一个东西”。他只是在陈述这些事实,似乎没有什么立场。无论如何,诺米相信一点,“都是亲戚,不会害我”。

亲戚们有交警,有建筑工头,有牧民,没人懂行。商业报价一天一个新数字。不止一次,与演出方达成口头约定了,签合同的一刻,诺米这边的人不回消息了。商演报价最高涨到35万元。

如果说夜店演出尚能应付,对音乐节诺米就毫无概念。第一次出场在南京,彩排当天,他没有伴唱(即backup,跟在身边的“气氛组”,会重复一些歌词最后几个字),没有DJ,也没有提供在大屏幕播放的视效素材。他只带着亲戚,或者说,亲戚带着他。博朗是主办方负责人的弟弟,也是个有一定舞台经历但毫无名气的rapper。他决定站出来,帮诺米做伴唱,还喊来朋友做DJ。他们几乎没有磨合时间,就上台了,在加上诺米紧张,没有控场经验,效果可想而知。

演完下台,舅舅发话了,让博朗和DJ上车,奔扬州而去,时间咬得太紧了,一天之后就是另一场音乐节。博朗连夜剪出视效素材,彩排时反复帮诺米调试、确认音量。果然,第二场好多了。此后他固定跟着诺米。“能帮他一点是一点,让观众融入到他的演唱氛围里。”博朗说。

想与诺米签下经纪约的公司不在少数,他的亲戚团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一件事的发生。在2024年5月,成都举办的一个主流明星荟萃的演唱会上,诺米有了与吉克隽逸同台机会,合唱《阿普的思念》。在数万观众面前,两人节奏完全没对上,他肢体的紧绷、不协调一览无余。

在那个灾难现场之后,诺米的思维扭转了,“我决定找一个正规的公司,能够帮我处理一些问题,提一些资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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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那只鹅

吴依诺有个关于“玄学”的故事想讲给我听。他30多岁,在美国生活了18年,是个演艺公司老板,有很多海外资源。疫情解封后,他决定在北京、深圳开公司,主营演出运营、海外艺人的版权与经纪。依照他告诉我的说法,2024年3月,在完全不知道诺米是谁的情况下,他取用自己名字中的“诺”字,又用了与自己有渊源的某家公司名字中的“米”字,注册了公司“诺米宝”。“4月8号营业执照出来,但你知道注册一家公司不是当天去当天就有的。”他说。

到了5月,一位朋友跟他说,诺米的亲戚找过来,想与他接触。我也不是一家自媒体网红公司,不签他,他说。你帮他把关,朋友说。吴依诺随后看了诺米很多视频,“越看越喜欢”,脑子里产生出种种构想。诺米与“诺米宝”,他想,这是来自命运的安排。

他去了成都,请诺米吃晚饭。让他有些错愕,是诺米临时跟他说,他要带8个人。再加上另外一些朋友,吴依诺费了番力气,才找到能容纳下所有人的包间。随行的有诺米的七个亲戚(吴依诺后来笑称他们为“七大金刚”“七大王”),还有他的密友一诺——与依诺同音,只是巧合。当吴依诺抛出另一个巧合,他名下公司正是“诺米宝”,所有人都惊了。

那顿饭给吴依诺留下印象很深的是,诺米几乎全程不说话,与视频里判若两人。博朗也提起,最初与诺米待在一起,“基本零沟通”。“他渴望有哪怕就半个小时20分钟,自己一个人待着,他还是更想回归一下自己。”博朗说。“可能我性格比较孤僻。”诺米告诉我。那才是他本质的样子,某种程度上,是互联网的反馈机制把他喂养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次见面在北京。前两天,诺米与几家经纪公司相互进行了考察。吴依诺见诺米数日都是同一套穿着,脱口便问:“诺米你怎么不换衣服?”“我没带衣服来。”诺米说。他展示提的塑料袋,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我不该问这句话,吴依诺想。

带着内疚,他改变原定行程,带诺米去了商场。诺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两个手插在口袋里,问他喜欢哪些,他避而不答。吴依诺把他一直盯着看的衣服都拿在手里,总计四五包“美国小孩爱穿的运动类服饰”,再加一双雪橇靴。“真的给我吗?”诺米说。“这跟签不签约没关系,作为一个哥哥送给你的。”吴依诺说。

结账时,诺米注意到店员在购物袋上留下的收据,上面数字是一万多。太贵了,他想把东西退还给吴依诺。“我说这个是积分,我就(把收据)直接口袋里塞。”吴依诺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他就很认真跟我说一句,他说诺哥我以后如果哪天走起来了,我报答你。”

他带诺米理了发。次日带他(以及亲戚们)去了长城,又玩了室内彩弹射击,整个过程里没提过签约的事,“单纯地想带孩子多见多逛逛。”之后的日子里,诺米亲戚带着他去见了更多的经纪公司。吴依诺收到风声,“都是行业内有头有脸的公司”。

他猜想自己这个新开的、尚无艺人的小公司应该没什么机会了。就在这时,消息来了——“诺米说要跟你签约。”在诸多争抢者中,吴依诺得到那只下金蛋的鹅。双方约定,刨去开销,利润五五分。他为诺米在西昌购置了一套200多万元的房产,当作签约费。诺米把房子送给妈妈。

围绕诺米的权力关系在发生变化。父亲那一系的亲戚,对舅舅的介入方式日渐不满。经家族谈判,舅舅一行人悉数撤出,只留下一位表哥。父系那边则来了一位堂弟。“他们在那睡觉,然后给他们掏工资。”诺米说。他是两株家族树上最大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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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依诺与诺米

吴依诺搬去成都,让新签下的王牌住进他的公寓方便照应。他们聊天,吴依诺问诺米,为什么要做明星。我想赚钱,他说。赚钱做什么?他想了很久,说:“想赚钱报答我妈”。博朗记得和他回过一次大凉山,他很主动地分享当地的文化、饮食,介绍博物馆里的壁画,带大家去尝“凉山汉堡”(烤土豆夹折耳根)、苦荞饼子,“这是我们彝族的,外面吃不到的。”

但很快,吴依诺察觉到由诺米的本真、原生态附带而来的一些小毛病。家里任何地方都是诺米的烟灰缸,他会把烟头按在床头柜上。实在难以忍受,吴依诺唯有另行为诺米安排住处。

凶狠凯蒂告诉我,2023年她之所以将诺米从客厅沙发赶走,其实缘于好几件惹恼她的事情:他晾晒衣服不拧干,水全滴在沙发上;他未经同意戴着她的帽子和项链出门;他擅自把她家地址暴露给生人,让她感到不安全;他把烟灰弹在她吃完饭的碗里。压垮凶狠凯蒂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有次她从外面回来,发现大门被诺米敞开,“没有想过我家的猫会不会跑出去”。

她意识到她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人,包括他的经济情况、消费方式。诺米借住付过一两百元电费,离开之后,他说“身上没钱了”,问能否把电费还给他。她还了。

后来,凶狠凯蒂在直播间说起,她曾照顾过诺米,后者从未公开反驳。我问起诺米的看法,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因为当时我的热度也摆在那里。”当时他尚属小火,作为“美式男孩”被说唱圈围观。

“她吸了粉了,对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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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

在2025年1月,在找了他8个月后,托谢帝团队介绍,我终于第一次见到诺米。我来到“诺米宝”位于天廊T66的录音室。现在,围绕他的一切都鸟枪换炮了。录音室挑高5米,全景落地窗,设备和隔音花了60万元。诺米不需要学会操作软件、剪辑,他只要懂得按键记录就好了。不久前,公司花20万元帮他拍了一支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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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的工作室内,谢梦遥摄

他很忙,刚结束外地演出回来。经纪人提醒他次日安排,一本时尚杂志的拍摄。桌上摆着一部未开封的手机,他将它打开,是一个国产手机商寄来的样品,请他推广合作。那种朴实的感觉还在,讲述过程中,他常常自顾自“嘿嘿嘿嘿”憨笑。那种粗粝的本真也还在,我在录音棚坐了一天,没有饮水提供,也未见他喝一口水。渴得实在忍不住了,我试探着问:“你不口渴吗?”他无动于衷。

他不再说“U know m3”了。2024年里,他相继上了央视中秋晚会、央视为春晚选拔的综艺《开门迎春晚》。说唱圈子里都在传,诺米可能登上2025年春晚了。

男版吉克隽逸,这是“诺米宝”公司将为诺米打造的方向。高高壮壮的TQ是公司音乐总监,实际上等于诺米的一对一辅导老师。他澳洲留学归来,有钢琴和声乐的底子。需要给诺米补课的地方太多了。从主题选定、段落逻辑的梳理、flow编排、写词,一步步教给他。以flow编排为例——每一个紧凑的节拍间,到底唱几个字(尚不涉及具体字词),哪些地方又要留出空拍;节奏不能单一,有变化、有新意,精密细致程度就像操刀一场内窥镜手术。

如果这才是说唱,那诺米以前和朋友们玩的是什么?“他身边没有一个是真正从业者。”TQ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他们是一个自己的赛道。”他的意思是,每一个爱好者可以自称说唱歌手,但这个行业是有门槛的,诺米需要速成。不止创作,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教诺米在台上该有的肢体动作、走位、眼神。

这一天,TQ的工作是要和诺米一起写词。Beat是TQ做的,放进大量彝族音乐元素,采样经典老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诺米报名了《新说唱2025》,眼下这首歌(包括数段verse和一段hook)将用在第二轮的100秒solo舞台里。说唱爱好者的声名一直跟随着他,那就不妨正视这个身份,写一首歌曲。

Flow编排倒是很快,半小时搞定了,诺米用“国际语”(随便哼出来的夹杂英语、语气词的无实义歌词)唱熟,准备填词进去。显然,他卡在这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进展。

中途TQ去阳台休息,我和他单独聊了会。他说接到这份工作邀约时一度犹豫,分不清面对的到底是个rapper还是网红。但接触诺米后,他挺喜欢这个人,“这个小子真的挺可爱的”。

他训练诺米写歌词,先别管押韵,把想写的话写一篇主题作文。“看到这篇作文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挺触动的。”里面写的是诺米小时经历的苦,他一直留着那篇手稿。他代入他的情感,帮他写了一首歌词,诺米说:“你真的写到我心里去了。”

沿着这个话头,我问他,为什么你会帮他写词呢?他愣了一下说:“因为他没写出来。”这和凶狠凯蒂和我描述的那个诺米全然不同——“他写词写得很快的,比我都快。”

在这个高端商住综合体里,诺米的公寓就在更高层的某个位置,需要通过一道闸机、搭乘两次电梯,就像把外面市井生活过滤三次。安排住这里是照顾诺米不会开车,免去通勤周折,还有阿姨买菜做饭。他不需要担心房租、杂费,一切公司都帮他付了。但恰恰在这个围绕他订制的、温室一般的环境里,他状态变了。

TQ的另一个身份是知名rapper PSY.P的制作人。在他看来,PSY.P现阶段仍然有极强的“饥饿感”。演出、商务活动回来,就做歌,库存有五六十首未发的歌。他追着TQ去录音棚。最高纪录,他们一天内做了三首。而在诺米这里,情况反转,TQ要倒追他。他似乎没有危机感,有空更喜欢直播。他们拟过一起工作的时间表,但诺米总有理由更改——“演完了之后,我想休息一下”。从签约到此刻,7个月过去了,他只出了5首歌。TQ感觉,带诺米就像带孩子。

我们阳台上的对话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回到室内,诺米还在一遍遍地用“国际语”唱着,就像在用嘴劈里啪啦地放鞭炮。录音棚放大了重低音效果,一锤一锤砸进耳膜,有特别的爽感。他沉浸在这种律动里。我曾把他视为另一个庞麦郎,需要承认,他们是不一样的,他的声线有一种金属质感,很抓耳。但TQ对他不满意。“诺米,不要再重复了,写新的。”他说。

那个晚上我充分地见证了他写词的挣扎。大部分时间,他表情凝重地盯着手机屏幕,一言不发。他打开“押韵机器”app,在相同的韵脚里面找词套用——这让我非常惊讶,这是非常业余的创作方式。TQ不断地启发他,丢给他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概念——“你希望用《新说唱》打个翻身仗”“抽象是我的绝招,你就用这句话,你把它变化一下。”“这个地方需要punchline,你可以提一下你和谢老板。”每写出几句,诺米就会拿给TQ看。

“怎么又是‘绝境’?出现过一次了。”TQ皱着眉头说。

“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啊。”他指着另一处说。

“我可以不可以写我删了谢帝的微信?”诺米说。“这是真的吗?”TQ问。诺米摇摇头。“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要写。”TQ说。

诺米又想到,应该从“布谷鸟只有三个月的生命”(那句彝族谚语其实是:布谷鸟儿,只鸣三个月)展开。但最终还是没写出下一句。

一直熬到晚上12点,手机备忘录上的歌词还是寥寥几句,诺米想结束了。距离睡眠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回去会把那两句词写完的。”他说。

“诺米,你说真的吗?不要像上次一样了。”TQ语气像在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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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在工作室门口,谢梦遥摄

后来,诺米把那个晚上写的词展示给我看。“我开始把昼夜颠倒/经历了无数次痛和跌倒/困境里终于学到我的绝招/江湖里我一展拳脚......默念着胜利一遍遍/那离别的场景也一面面/我不息的努力/不屈的骨气/把我的经历变成了金句/对梦想总有虔诚的心意。”坦白讲,我没有被打动的感觉。

TQ指出,诺米需要拓宽做歌思路。“他以前其实不知道怎么做歌的,就是按照感觉走。”他的直播形象是一码事,但他创作主题其实是以家乡、亲情为主。“概念是大差不差的,直白一点就是换汤不换药。”TQ说,“我要把整个锅底都换了,对吧?我们可以做酸汤锅,麻辣锅,也可以做清汤锅。”他没有明说是哪些类型的歌。

是那些吹嘘的、炫富的、攻击假想敌的歌吗?那确实是所谓“匪帮说唱”的重要构成。诺米一直喜欢这种类型,这也是他原来短视频里打造的人设。但按照公司设定,诺米要往更大平台走,有些形象可能就要注意了。他承认有束手束脚的感觉,同时强调,那种外放的攻击性也并非他本来的样子。

那些具有哲思、批判或者叙事深度的歌,目前也处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诺米并不擅长写复杂修辞、具有想象空间的词。被主流认可的《阿普的思念》,恰恰源于诺米的亲身经历,里面用最简单的话,传递质朴的情感。开头便是一个画面,“把那牛和羊群放在那片山坡上,好久不见阿普你是否别来无恙。还是那副老面孔啊慈祥的模样,你说我现在做的东西是不是叫说唱。”

而情歌,离他可能就更远了。

我请求TQ介绍一些诺米在成都说唱圈的老朋友,制作人拒绝了,“那些没什么好采访的”。公司对诺米的期望是“向上社交”。粗听起来,这给人一种势利感。那什么才是向上社交呢?我问诺米。他摇摇头,说不知道。问他和谁是朋友,他说了几个大牌名字,又迟疑地否认了。几句寒暄算不上交情,他们没一起玩过,没到彼此录音室录过歌。

我问诺米,创作上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不能像以前一样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他还给过另一个回答:“假如我是走在山里,可能灵感会更好一点。”

在我和他相处的几天里,他表现得愁眉苦脸。只有在直播和打台球时,他好像才短暂地找回快乐,但这两样中的任何一样都不能让他的音乐变得更好。我想起谢帝的团队说唱会馆是怎么做音乐的,一群年轻人租下一个工作室,天天玩在一起,Knowknow和PSY.P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不止他们,很多优秀rapper是在兄弟伙儿的包围下成长的。而诺米像个娱乐工业下的练习生,却没有练习生同伴。一棵独苗。

问他自从命运发生逆转以来,放弃的最多是什么,他说是自由。那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他沉默片刻,“不是了”。

在这座生活、工作一体化的大楼里,他像个孤独的城主。微妙的是,当他返回自己楼上空间,是直播,实现着他与外部的连接。他和成千上万个人待在一起。但在那一刻,某种程度上,他也在扮演着另一个人。口头禅“U know m3”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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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

在网络形象之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25年初访谈时,他对我讲述了他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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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在凉山

阿尔是他的姓,以达是他的名。他是四个孩子最大的那个,小时挨打最多的那个。直到小学,他才开始学习汉语。

2017年高一寒假,阿尔以达第一次走出大山。坐在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凌晨四五点出发,开往深圳电子厂打工。车上塞了好多人,很混乱,坐了两天一夜,他的脚肿起来。他记得一个细节,车上有情侣“在我们前面亲嘴”。他表达中有一种特别的诚实,“好羡慕他们还可以亲嘴”。

打了20多天工。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姐姐,是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在流水线做验货员。姐姐见他年纪小又内向,总会过来和说几句。问他饿不饿,或者下班遇到时,给他几块零食。春节厂里发红包,阿尔以达这批临时工没有,她把她的那份给他。“我当时很感动,虽然只有10块钱。”他记得她下班换上裙子,在体育场玩,他远远看她。他说他生命中再也没有碰到过那样的女孩。他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他高二辍学,“还是照顾一下自己的那些弟弟妹妹,我成绩也不是很好”,他告诉我。在家种过一阵地,之后出去打工。因为“不说话,非常老实”,常被工友欺负。工友喝醉了,脱他衣服取乐,找他茬儿。被打得最惨一次,动手的人还是“一个亲老表”,使唤他拿东西,见他没反应,就“痛下杀手”,拽着头发往铁架上撞。

辗转了一个工地又一个工地,记忆模糊到一起,他讲述时不分时序。他去过江苏、浙江、广东。疫情期间,工地出现感染者,他被警察带走,在酒店隔离了很久,钱也没赚到。有一年,他跟着族人外出打工,工钱却被舅舅以工程款未结清为由一再推脱,最终没拿到。跑外卖的日子里,他丢掉了背包,里面装着他的家当,包括挖掘机驾照、身份证,还有一把切菜刀。在电子厂上班时,每天从早上7:30熬到晚上12点,“像机器人一样,跑到食堂去吃饭也狼吞虎咽”。他存不住钱,某次回家,他借了一万贷款,把5000元交给家人,“这是我赚的”。

记不得是哪年了,他跟着舅舅在武汉装建筑钢管,手移出晚了些,小拇指被碾断了,只连着一丝肉,热乎的感觉过后,就是剧痛,血不断滋出来。晾了一个白天,去医院处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永远失去那截小指。带着包扎,他回了凉山。父亲没有表达对他的关心,没有表现哀痛,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我们那边的话比较拘谨一点的,我们不像你们很亲密的那种。”他告诉我。母亲抱着他哭。讨不到老婆了,周围有人说他。他没有得到工伤赔偿。养了两三个月后,阿尔以达又去打工了,伤疤不时疼痛。回忆至此,他陷入难过,很久没有说话。

一直以来,他隐藏着这个秘密。但在一次直播中,残缺的手指不小心露出来。网友问起,他讲出那段经历。

是说唱,为他的生活带来亮色。大概在2018年前后,那种音乐进驻了他的耳朵。他追着说唱综艺看。他在拼多多上订了一个音箱,下班后,找间工地的空房子,在里面放歌。他对着镜子freestyle,模仿电影《八英里》的场景。工伤致残后,他想到断指的rapper贝贝,“他有一个指头掉了,他还可以唱”。早在2020年,他在QQ说说写下:“成为rap star,为了hiphop,必须努力”。 

阿尔以达有了一个用来逃避现实的地方。总被欺负的人生被改写了。他大量听欧美说唱,距离所处的物理存在更远,梦更狂野。那个说唱里的他,和困在体力劳作里的他,由太平洋相隔于两座大陆上。节奏响起,他是一个硬汉,也可以是一个匪帮。他可以是任何人。是艾米纳姆。21 Savage。Lil Pump。

需要注意的是,他自行创作极为有限,说唱对他是娱乐,是陪伴,是抚慰,从来不是澎湃汹涌的创作激情。他的创作总共也没几首,在西昌西餐厅打工时,利用业余时间去熟人场地录歌。月薪2000元,他掏出五六百做一首歌,“再给多一点钱,就给我混音”。发在网易云上,根本没人听。

故事快进到2024年3月的《中国新说唱》海选,那个自卑的自我,在面对谢帝考核时暴露出来。谢帝其实善意地鼓励诺米,不过他确实弄错了一点,《阿普的思念》是诺米写给爷爷而不是奶奶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他说诺米是“爱好者”,那三个字刺痛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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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安的讯号越来越多

自卑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签约公司后,诺米回大凉山演出多次,但每次都抗拒带大家去他家里做客。他的经纪人阿曜想,应该是他不愿让贫穷家境被人看到。

老板把诺米带到一些饭局,介绍他认识行业内有头有脸的人物。诺米不敢说话,经常吃到一半,不打招呼就出去抽烟,直到快买单才回来,好像故意躲开。TQ是rapper PSY.P的制作人,近水楼台,建议诺米找PSY.P一起做歌,哪怕过去聊聊天也好。诺米从未行动。“他会看不起我。”他说。在经纪人看来,这完全是诺米主观臆想,“理性上来说,别人冲着你的流量也会跟你好好说话”。诺米总是和一诺等名不见经传的彝族rapper待在一起。“我觉得他在他们这边找到了自己是一个大网红的尊严。”阿曜说。

诺米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他承认这能带来一种安全感。每次买烟,诺米从兜里掏出一摞百元钞票。经纪人觉得观感不雅,建议以后改由他去代买。有一次去外地演出前,阿曜去诺米的公寓,看到一个书包,想确认下是不是要带上路,打开一看被吓到了,“全是人民币”。家里有清洁阿姨,阿曜抱着那个包,坐在客厅一直等到诺米回来,亲手交还,劝他财不要外露。当着阿曜的面,诺米把钱藏到衣柜夹层处。这是一个好的迹象,阿曜想,意味着他赢得诺米的一些信任。

我向诺米提到这件事,他说那一书包钱大约有十几万元,是为了过年回乡发给那些以前对他不错的亲戚。一人两三千,扫码转账对方肯定不收,他把一叠叠钞票直接丢过去。

阿曜在餐饮娱乐行业当过数年品牌总监,转行成为诺米经纪人时,他对这份工作充满热忱。他是个做事严谨、情绪稳定的人,用老板吴依诺的话说,“完全全把公司当做自己家来看待”。执行经纪在个人社交媒体显摆和诺米一起打游戏,阿曜认为不够职业,炒掉那个下属。有时,诺米会让经纪人扮演助理,打电话到一半说,“你跟我助理去说”,把手机塞过来。“他没有任何不尊重人,这个东西就像是男生之间的小默契。”阿曜回忆。诺米好像需要这种“被哄着”的感觉,来巩固他的身份。

渐渐的,经纪人好像真成助理了。诺米总是各种状况频发:登机前找不到人,火车坐过站,各种丢三落四。出差时,阿曜常备一张诺米房卡,因为他的艺人每次都睡过头。2024年夏天录制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诺米错过了去香港面见周星驰。粉丝把怒火宣泄到经纪公司头上。港澳通行证是一早办好的,真正的原因有些难以启齿——诺米再次睡过了头,“门怎么敲都不开”。上了车,诺米又忘带身份证。到机场时,值机柜台刚好关闭。因为节目组香港行程排得非常紧凑,即便下一班飞机过去也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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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诺米不希望被当成一个网红。但同时,他对于一个真正的艺人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缺少概念。“作词已经反馈出来了,他的知识面以及他的词汇量不够。”阿曜说。诺米不主动琢磨如何改变,阿曜便帮忙规划。“他就像需要你帮他输入代码,指挥他一步,他就走一步。”给诺米买了很多书,他一本也读不进。安排他看《天使之城》《绿皮书》《肖申克的救赎》这类影片,观影时长算作工时。有一段日子诺米整天不出门,自称在房间写歌。粉丝通过他游戏ID查询后发现,他每天平均在线时长11个小时。

公司为诺米找了声乐、街舞、形体等私教,课费前后花了小几十万。诺米进步非常缓慢。他亲戚找老板吴依诺商量,要给孩子一个更高的保底月薪,保证“每天按时上课”。吴依诺感到不可理喻,“你们在逗我吗?上课获益者是我吗?我花钱给他上课,所有的学习的价值是到他自己身上。”

诺米与一诺相识于微时,2023年他初到成都,一诺在自贡读大学,周末就过来找他。成名后,他演出总带上后者,让其有份酬劳。直到有次一起回凉山演出,晚上吃夜宵,一诺以诺米团队成员的身份,向女服务员索要微信,并邀约对方去唱K。这事被经纪人汇报给老板吴依诺,后者极为气愤:“我们做这行最害怕就是舆论了,喝醉了发生点事,诺米都可以被你毁掉。”他勒令一诺不得出现在诺米的生活空间与工作场合。某种意义,这切断了一诺的收入。阿曜感到,这件事是他与诺米关系的分水岭。“他可能觉得我看不起他的朋友们。”尽管有公司禁令,诺米还会去外面找一诺。

诺米忠于他的族人。“有空的话还是希望都能多跟家人在一起。”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舅舅明显越界了,追到MV拍摄现场,态度强硬想向公司借钱——算向诺米借的。没人理他,他没趣走了。后来我问及诺米此事,他完全没有怪责舅舅的意思:“借的话就借嘛,不借的话也没什么。”最近在成都见面,我看到基本是他在帮彝族兄弟们付账单。“他们更没钱啊。”

但他的忠诚也有另一面,就是那些推脱不开的酒局。一次回凉山拍手机广告,诺米去和族人喝酒,整天都失联。当晚本有工作,包括导演在内所有人等到凌晨2点他才出现,载他回来的车上吐得到处都是。他一件干净衣服都没有,阿曜把自己的借他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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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吴依诺与经纪人阿曜

另一次回凉山,同行的老板吴依诺留了心眼,特地拜托一位亲戚盯紧诺米。时间过了午夜,诺米没有回酒店。1点一刻,亲戚电话来了:”吴老总,我叫不动,你要过来把他带回去,他只听你的话。”

吴依诺冲去了酒局。在场的人许诺他,喝完一杯就可以带走诺米。一杯见底,另一杯马上斟满。“你们干什么?不能这样,说话要说到做到。”他说。诺米已经神志不清,还被继续灌着酒。吴依诺试图阻拦,有人站起来大骂:“什么狗屁老板,跟自己亲戚喝个酒怎么了?”旁边的人跟着起哄:“有钱了不起啊。”那晚吴依诺摊牌,表示不会承担错过拍摄导致的巨额违约金,才带走诺米。

让人不安的讯号不断出现。酗酒始终是个问题,他不止一次在商业直播中睡着,或者不得不缩短时长。黄旭算得上诺米的说唱前辈,为了推歌,他和诺米约了一场连麦。安排一早定好,诺米甚至没有找一个合适的场所,朋友的车里一坐,整个人就不说话了,显然又喝多了。黄旭很尴尬,全程自说自话。结束后,同事在群里给诺米发消息,“你跟黄旭老师去打个招呼道个歉,说你今天状态不好”。诺米回了一句脏话。

他第二天就向所有人道歉了——犯错他会道歉的,态度诚恳。但发生的事不会凭空消失。他不知道,那句脏话被同事们做成微信表情包,只在彼此之间发送,就像一种自我调侃。比如一个人说他正忙着为诺米处理某项工作,另一个人就会发出那个表情包——“你俩是不是傻*?”

阿曜告诉我,在后期,他所有的热忱都失去了。“你像带着一个定时炸弹,上班跟上坟一样,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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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溃败

在2025年初,当诺米要上春晚的传言甚嚣尘上,吴依诺早已知道春晚的邀请不会到来了。央视中秋晚会,是“吉克隽逸硬推的”,诺米的表现仍然欠佳。而《开门迎春晚》节目,他上去忘了词,靠剪辑掩盖过去。每多一次大舞台演出,诺米就离春晚更远一步,“演一场会丢一次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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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与吉克隽逸

第二次参加说唱综艺,对诺米来说,是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的机会,也是重新夺回关注的一种途径。他流量极速下降。2024年新说唱线下海选,小强拍摄了他,累计有500万次播放,而2025年再拍,仅4万次播放。

吴依诺和诺米聊过,如果哪天塌房了或者不火了怎么办。诺米说,那我就回去打工。吴依诺内心对这个答案非常失望。“你都是这样一个心态,我咋搞?”他期待听到的是,“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公司过年约定放假8天,他回了大凉山一个半月,与家人在一起对他好像比什么都重要。““回来给他第一次排练,(阿卡贝拉)全部都忘了。”吴依诺说。老板与他谈心,他会说:“我会加油的,我会努力的”。但是第二天又变成老样子。节目录制眼看越来越近。

带着这种状态,事情走向也许早有预告。2025年4月,《新说唱2025》体育馆海选,尽管导师黄子韬给了诺米两次机会,他的阿卡贝拉均卡壳了。

这种失误发生在别的选手身上必然遭到淘汰。一片嘘声中,他依然得到了象征晋级的项链。从节目逻辑这无可厚非,让有话题度的诺米留在舞台,能够制造更多“爆点”与流量。

海选过后,我见到吴依诺,他告诉我,“心里挺难过的,一晚上没睡好”。诺米来这里是想证明他的职业能力,摘掉“爱好者”的标签,反而坐实了这个标签。吴依诺有种幼师一般的耐心,当诺米又一次没听他的话,在社交媒体晒出晋级项链——这破坏了与节目的保密协议,也把围绕他的争议再一次放大——他轻声轻语和他电话里沟通。

“Kiv也发了。”诺米辩称道。Kiv是另一个晋级的选手。

“诺米,你不要说老是别人怎样,别人比不过你的。Kiv,说难听点,又不是热门选手,你懂我意思不?”吴依诺说。

他这天晚些时候要带诺米与节目编导见面。“你尽量别说真话,我尽量帮你一起谈好吧?”吴依诺在电话里交代,“万一聊到你忘词的问题,就说老师其实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我准备得非常好。”

当天在摄影棚附近,我见到诺米,他还是穿着标志性的紧身白T恤,与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见他相比,多了几处纹身,明显有了肚腩。几个粉丝就在远处举着手机拍,一个女同事过来低声提醒,“肚子收一下”。他摸了摸自己小腹。公司为他购买健身房的服务,诺米只上过两堂课就懒得去了。

是什么导致诺米的现状?也许,对他而言,说唱只是提供另一种身份幻想的音乐,到了签约后的阶段,他需要不是幻想,而是脚踏实地。也许,他注定是原生态的,流水线式的工业化娱乐,根本与他不相适配。野草与温室是错置。

有一种感受,当时我未能察觉,是在完成所有采访后才意识到的。诺米的懈怠与对抗,一定程度是由于,他真心认为自己被资本亏待了。他后来告诉我,签约期间他的演出费至少有四五百万。他看到的是,那些钱被拿走了,他每月拿保底工资,有时迟发。公司只有他一个能产出收益的艺人,整体运转靠他赚得的钱维系。而所有针对他的培养费用,也是从中扣除的。不要忘了那套签约即赠他的房产,购房款在他挣得的收入里逐月抵扣。在他视角里,那些来自另一个圈层的人,赶走他的朋友,指挥他的创作,规管他的生活。如果阿曜失去热忱,感觉仅仅在打卡上班,对他又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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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4月的那次行程里,我还见到博朗,那位诺米的伴唱,一个黑龙江鸡西小伙儿。他两个月前刚被吴依诺签下,此次来参加节目海选。博朗外形俊俏、穿搭时尚,但这样条件的rapper在海选现场比比皆是。我打开他的网易云音乐,只有200个粉丝。我请博朗聊聊诺米,他礼貌恭敬,不吝溢美之词。“他很珍惜粉丝给他写的信,他会好好地看。”

趁博朗不在时,吴依诺告诉我,这位新签下的艺人极其自律。自从决定参赛,就没再喝过一杯饮料,天天泡在健身房里,两个月瘦了7斤。他知道录音棚使用的优先级,诺米来了自觉让开。过年他没有回老家,泡在工作室,做了5首歌。

但博朗没有得到完整的表演机会。诺米被分在人气选手聚集的“白银组”,赛程友善,录制时间排在第一天的晚7点。而博朗在素人选手扎堆的“青铜组”,片场熬了一个通宵,等到早上6点半才轮到进场。他碰巧也遇到黄子韬作为导师考核。对方手上晋级名额所剩无几,也明显累了。他唱到约1/3处,黄子韬转身离开了。

没有失误,没有失误,他想。他的脑子是懵的。他的旅程结束了。下了场,天亮了,他眼泪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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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那只鹅

逆转没有发生。在《新说唱2025》第二轮,诺米又忘词了。而漫长的坠落,几乎从他淘汰下场的一刻就开始了。

他的抽象行为重现江湖。淘汰后,他发视频,对着镜头磕头道歉。另一个视频里,他又恳请大家原谅,说自己“是被资本做局的苦命人”。这些言论并没有引发共情,反而带来更多嘲笑。

渐渐地,他的名字不再被说唱自媒体提及。主流说唱音乐节再无他的名字。他的抖音粉丝距离峰值跌去约1/3,还在不断减少。停更多日,他发的最后一个视频在2025年11月。“你们可以不要再说我凉了吗?不要再说我凉了。”他假装哭着,在地上不停打滚。

他最近一次引发热议,是在2025年9月,因无证驾驶被罚款。阿曜看到这则新闻时,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有幸灾乐祸,有生气,更多的是不值得”。他知道“诺米开车的欲望很强”,很早即警告过他这条红线,千万不能开上路。

《新说唱2025》结束后,诺米与公司达成协议解约。“他说他想回大凉山,和兄弟们一起做音乐。我以前听到这句话我会难过,现在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是个解脱。”吴依诺说。他体会过流量的反噬,被诺米的粉丝网暴过多次。“我也垫了不少钱进公司了,我不说做生意一定要赚钱,我也亏过钱,但是至少你让我觉得我坚持做这件事情是值得的,对吧?”他说。

过去的盲目追上了诺米。2023 年,一家演艺公司与诺米敲定 10 场商演合作,当时并未支付定金,也没有为他安排任何演出。诺米走红之后,该公司要求他按当初约定的单场 8000 元酬劳履行这份合约;他拒绝,被诉至法院。败诉后,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今年年初,海南三亚一家演出商以12万元报价与他约定一场表演——这是他最近难得的商演机会了——为他订机票时才发现,他被“限高”。最后,火车转渡轮,周转了40个小时才抵达三亚。在声名顶峰时,诺米是凉山美姑县的骄傲,但5月中旬,阿尔以达这个名字登上美姑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悬赏公告,原因还是那个输掉的演出官司。

也许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他的故事就是流量生态系统的真相,巨大的随机性把一个从未准备好的人推送到我们面前,然后将他淹没。类似随性、散漫、有着自毁倾向的个体,大量存在且一直存在,但过去少有媒体详尽书写他们的契机。

吴依诺在与大公司的抢签争夺战中赢下阵来,但后来才发现,诺米早期的歌被他以几万块的价钱卖给了网易云音乐的子弹工作室。“我签了一个零版权的艺人,综艺版权一首歌可能10万到20万,他一分分不到。”有三场音乐节,由于签约在先,收入已经全部归于诺米。“成本我要付,因为诺米一上去就会垮掉,所以我要团队帮他一起撑场面。”即便在诺米流量最高时,他的直播打赏少得可怜,“1万人里面可能有50个人里面会送礼物,前5个能送个100块200块的。”

“我真的受了很多委屈,所有粉丝都在网上骂,说依诺是个吸血鬼,把诺米用完了就丢掉。”吴依诺说。他算了笔帐,这一年多培养,他亏了约70万。录音设备折价2/3卖掉。留下烂摊子的一个具象体现是,收回天廊T66诺米居住的那套公寓时,室内一片狼藉,地上满是烟蒂、酒瓶与呕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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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不意味着得到对等的流量回报。博朗还是籍籍无名,公司最近与他解约。过去一年,他没有接到任何大型演出。

流量的池塘里,永远有下一只鹅正在游过来。最新崛起的抽象说唱歌手代表叫Bsh1,他的《唐·毒蛇》火了,借着这波热度,他开启巡演。“用毒蛇的毒毒毒蛇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死?用蜜蜂的蜜蜜蜜蜂,蜜蜂会不会被蜜死?”歌词毫无营养。我找他聊了聊。“你得适应这个环境,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就得利用好这一切。”他说,“我的自我认知非常清晰,私下自己在做认真的歌。但是我的粉丝画像以及我的个人IP就是主攻抽象,所以我没办法丢掉我的受众群体。”

诺米失去属于他的流量之“鹅”。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一个人走红后又过气的故事,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但这个故事的每一帧画面,流量都有一个清晰的数据标示,承担某种决定性功能。这是流量时代逃不出的宿命,一切可量化、可比较,直播在线人数、粉丝增长曲线、热搜排名、转评赞,也比以往任何时刻,能够影响一个人与世界的互动方式。

诺米似乎对万事都漫不经心,但他也很难不受流量数据影响。经纪人阿曜曾全程陪同诺米接受央视采访,在他看来,这次采访无论是内容深度,还是对诺米情绪的照顾,都做得很到位。该视频以共创形式发在诺米抖音后,播放数据不好。诺米对此大为恼火,“让我的账号上面不好看”。

谢帝曾向我描述过那个没有“流量”概念的年代,那是他刚开始做说唱的2010年前后,音乐人之间的靠近,纯粹因作品的欣赏。而有了流量这个标尺,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即便像谢帝这样对商业包装本能排斥的人,也承认在发专辑时选择feat对象时,从流量因素考虑与哪些人合作。

流量即权力。在诺米与公司之间,也许一开始就是权力失衡。亲戚开出的签约价500万元,这对于一夜成名的素人几乎是天价。最后妥协成了那套买在西昌的房子。如今阿曜也离开了公司。回顾这段历程,他有一种愧疚感。“后面有一些糟糕的事情,我不认为是他完全个人的责任。公司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给他立好规矩。”阿曜曾自愿和诺米绩效绑定,“你没做好,也是我的失职”,两人一起接受罚款。表格填好交给财务,到了执行一刻,老板没批准。“那么你的公信力会越来越差劲。”阿曜说。

由于作品积累太少,很难满足音乐节通常40分钟的演出要求。演唱时长不够,换场就故意搞慢点,DJ打碟磨掉一些时间。还不够,就用互动来凑,观众喜欢听诺米说“U know m3”。这是一场流量的共谋,只要唱得别太垮,主办方看重的是诺米发抖音宣传,“拿他当抖加(即付费内容推广)用的”。

流量还是一种催化剂,让名利场上所有的往来,都带上一种可疑的功利色彩。小流量只要接近大流量,就逃不过“蹭”的诛心指控。这个警报也随时在诺米的脑子里响起。“他很介意别人蹭他流量,非常介意。”阿曜说。

问及为什么不愿和公司介绍的知名人物来往,为什么与经纪人从未达成全然信任,诺米挂在嘴上一句话是,“那我们以前也不认识啊。”我意识到,泼天流量抵达的那一刻,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以前,以后。

我问诺米怎么看待流量。“有好也有坏。”怎么看待流量下降后,一些人离开他?“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更多的回答是不知道。喝酒是追逐快乐,还是逃避痛苦?“我也不知道,可能都有。”为什么不更新社交媒体了?“不知道。”现在生活与以前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不知道。”明明第二天一早就拍那首重要的MV,为什么还要喝一夜酒?“麻痹一下神经......我真的不知道。”

采访时,诺米时常会陷入一种木然,似乎抗拒或者不能挖掘内心感受。这就像他的直播,最初扮演匪帮的那种鲜活状态失去了,很多时候,他只是对着镜头发愣。他一次次放纵沉沦,也许只是跨越、消化现状的一种方式。

据诺米说,他已经支付之前输掉的那个演出官司的赔偿款,解除“限高”。但余波仍在。最近,一个直播公司邀他合作,还曾专门请他去所在地杭州参观。他始终不敢在合同上签字。他身边没有专业人士,甚至没有前期随行的那几个亲戚。“我发不起工资了。他们也要吃饭。”今年快过完了,他只有几场小型演出。围绕他的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MV拍摄团队,只有导演和摄像两个人。

最后那次见面时,我问诺米,是否想象过有一天走进“兰桂坊”,再没有人给他送酒喝了。

“那我就自己买酒啊,不是非要喝送的对吧?”

但这不是我想问的。这种生活不能一直延续下去了,他要改变,难道不是吗?

“上天已经安排了,不要太过于强求了。”他说。

我意识到,想通过这个故事,完全打开诺米脑中的黑匣子几乎不可能。更清晰的图景是,流量追逐者们共同组成的矩阵。那些营销号,那些争先恐后请求合作的说唱歌手,把他当作名片的地方文旅部门,明知道他从未说过脱口秀也要请他加盟的《喜剧之王单口季》,给他特别待遇的《新说唱2025》。谁都想接住流量,谁也无法驾驭流量。流量的恒定规律是,它的规律难以总结。很多事情是模糊的,就像回过头来,我依然说不清2024年的那个春天,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说着“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

只要生活不断滚动向前,没有哪一刻是终局。我的思绪总会不断回到2025年初和诺米的那几天相处,那时他在制作人TQ监督下,挤牙膏一样痛苦写词。其中一个下午,他在录音室算是配合地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耐心消失了。他的眼光游移,想借着TQ不在旁边,溜下楼打台球。我挽留他多聊一会,但过不了多久,他又提议,“可以边聊边打”。反复几次后,我被他说服了。

于是我见到了一天中最开心的诺米。台球厅就在楼下,一个服务员说,他是常客。他技术平平,有一局他把黑8打进洞里,直接告负。打球时,他是专注的。不论输赢,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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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米在楼下打台球,谢梦遥摄

有局打完,服务员摆球间隙,他走向窗户。外面有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趴在外面向里张望。他在窗口一闪而过,躲在旁边的墙后。下一秒,我以为他会突然冲到窗户,吓那个孩子一跳。但他只是躲着,躲着,兀自笑起来。他只想闪现一下然后消失,让那个孩子捉摸他哪去了。从头到尾,他没有想过吓唬人。接触过他的所有人都告诉我,他本性不坏。那一刻,他躲在墙后笑的样子,就像个真正的小孩子。

*除标注外,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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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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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蒙 曾鸣顾问——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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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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