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爱》:阶层的伤痛、凝视与向往
影片开场字幕,来自《十诫》:“不可贪恋他人所有”。一如既往,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里带着某种宗教的悲悯。同样是记录劳工失业、中年危机,《可能的爱》没有朴赞郁《无可奈何》里的黑色幽默,它克制、日常,甚至有些粗粝,像一台架在生活废墟旁的摄像机,记录着一场漫长而沉重的现实。
在Dispatch 专访里,李沧东对片名是这样说的:一般爱情故事,大多写 “不可能的爱”(无法成真、被阻碍的爱)。那反过来,什么才是可能的爱?什么关系可以存续、什么爱在今天是有可能的? 它不只是男女情爱。它包含着夫妻之间长期相伴、已经习以为常的爱;不同阶层陌生人之间能不能建立真诚的关系;劳动者和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在资本不断撕碎关系的时代,还有什么联结是可以守住的?
电影里被解雇的工人被称为“死人”,留下的则是“活人”。这种撕裂并非韩国孤例,伴随劳动收入占全球总收入份额持续下滑,零工经济与AI自动化不断压缩传统劳动空间,大规模“剩余人口”正在被资本生产出来又被无情抛弃。
导演李沧东正是这一历史现场的深切观察者。他曾于2003年出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其政治立场始终清晰而坚定:站在被历史车轮碾压的边缘者与失败者一侧,将宏大的韩国现代社会创伤,内化为个体日常的身体记忆与精神困局。
这部电影讲述了三层“不可能的爱”:超越阶层的友谊、跨越阶级的爱慕以及人和人之间普世的真正的理解与同情。电影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共鸣,也源于李沧东电影的普世性——阶层的伤痛、凝视与向往。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韩国的故事。
阶层的伤痛与被漠视的劳动
首先,故事的内核源于阶层的伤痛。电影里的SP重工是虚构企业,其历史原型是韩国的双龙汽车(SsangYongMotor)2009年大规模裁员及工人罢工事件。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创了韩国汽车业,双龙汽车销量断崖下跌、债务压顶。而当时双龙的第一大股东(持股 51.33%)无力持续输血。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企业劳资纠纷,而是韩国经历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重组、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者生存权之间的一次激烈冲突。
2009年4月双龙汽车重整方案公布:全体员工约 7100 人,计划裁员36%,优先裁一线生产工人,以此压缩成本、避免直接清算倒闭。彼时工会的立场是反对单纯裁员,要求政府、投资方出面拯救企业,保住全部岗位。但是资方和法院却认为不裁员就要直接清算,所有人一起失业。而韩国政府在当时选择不介入兜底。
2009年5月,在工会组织下,工人占领平泽工厂生产车间,封锁生产线,拒绝离场。一开始以静坐、集会为主,持续谈判,谈判反复破裂。在经历两个月漫长对峙,警方逐步包围厂区、切断水源,分批驱散意志动摇的工人。随后在8月5日警方采取了总强攻——“空中突击清场”:出动上千警力。现场轮胎、汽车被点燃,浓烟笼罩厂区,大量人员受伤。这些画面也陆续出现在影片的镜头里。此后,一些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经历了长期的精神压力、经济困境和家庭危机,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
影片开头就是主人公浩锡一家参加了一位自杀工人的葬礼,满怀伤痛的浩锡和手持摄像机的纪录片导演艺智发生了冲突,而浩锡的妻子美玉则第一次在葬礼现场见到了艺智富三代的丈夫尚宇。
这四人分属三个阶层:
小镇青年:浩锡及其妻子美玉,都来自首尔周边的县城,属于“小镇青年”。浩锡当年进入SP,薪资丰厚,相当于是进了“大厂”。美玉的妈妈则是个洗车工,美玉没有高中文凭,一开始只能在首尔的女装作坊里打工。两人结婚后,在首尔周边乡村买了不错的房子,眼看就已进入了首尔中产的门槛。但是丈夫失业后,美玉成了小作坊流水线上的女工。浩锡后来找到了工作,依旧做他熟悉的焊接工,每天重复同样的姿势,动作不能有偏差,他们的劳动是比较基础、底层的,随时可以被取代。
创作中产:艺智既是富太太又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创作者。她认为自己也是劳动者,虽然出身“首尔鸭鸥亭”(江南富人区),却是“一般家庭”(父亲开干洗店),留学美国时,也靠自己打工,并认识了富三代的丈夫尚宇。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劳动者,才会对SP罢工事件充满同情。但她的“劳动”已经和浩锡、美玉不一样了,她是时代的记录者、叙事者。
富三代:尚宇是无需劳动的富三代阶层,是爷爷辈就开始致富的,名下有家族企业,但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平日做一些投资,设立一些基金。当他拿下一个项目,美玉问他能赚多少钱时,他的笑容带着某些嘲笑,他已经不关心那个数字,他关心的是又能上升一个“世界”。尚宇无需劳动,他身边满是为他服务的人,甚至他吹一下口哨,管家就会跑过来。
就是这么四个人,因为拍摄纪录片开始有了交往。为什么说这里带着阶层的伤痛?表面看,这份伤痛是浩锡独自承受、消化的,在罢工时期他不仅被警方殴打,还遭遇了罢工同事的抛弃,双重的打击最终化为风吹过竹林间的愤怒咆哮。
可是除了罢工事件,还有一层伤痛,源于现代社会对劳动本身的漠视。艺智提到和丈夫去卡塔尔度假。那里有巨大的人工景观、沙漠里的高级酒店,所有东西都显得那么干净、安静、完整。看不见垃圾、搬运、清洁。但尚宇却提到这是奢华酒店里的“隐形的劳动”,客人享受着至上的服务,但服务的人却被隐形了。
就像有一本书《马驹桥时间》,讲述北京六环外马驹桥的日结工作,一座大城市的正常运转,恰恰是依靠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劳动——物流仓库里,凌晨还在分拣的货物;商场里一尘不染的地面;准时到达的快递;默默收走的垃圾,劳动明明如此具体,却似乎被消失了。大家所关注的劳动只和潮流、科技宏大叙事有关,看到的都是互联网大厂的灯火通明、大学生手搓AI短剧赚了几百万,以及05后初创公司斩获巨额风投。
那些苦的脏的累的,和生活日常休戚相关的劳动,我们视而不见;那些星辰大海、我们普通人够不着的 “劳动”,却被我们奉若神明!李沧东的作品始终关怀着被历史碾压的小人物,可惜的是小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往往并不共情。当具体的劳动失去尊严,当底层陷入“被看不见”的焦虑时,故事便自然滑向了它的第二层核心维度——阶层的凝视。
阶层的凝视,当苦难成为内容
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别人,也被别人看着。艺智她带着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善意介入工人的创伤生活,试图用镜头为边缘者发声。可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成为故事。镜头不对准谁,谁就继续沉默,这是一种权力。因此,《可能的爱》的银幕内外其实交织着四重凝视:
富人(中产精英)带着怜悯与审视凝视穷人;
穷人带着艳羡与局促凝视富人;
冰冷的摄影机凝视着所有人;
而我们作为观众,正在消费并凝视着电影里的每一个人。
当苦难成为素材,历史到底应该谁来讲述?难道那些遭遇迫害、被抛弃的人自己没有讲述的资格吗?
摄像机还是带着一丝精英的隐喻,但是到了当下“全民凝视”的时代,我们甚至已经不需要摄像机,只需要一台手机,就能决定自己想凝视谁,或者要不要被别人凝视?
我们自己就是摄影机。就像美玉拍摄精致的晚餐,然后发账号,又叹息发了也没什么人看。我们现在已经孜孜不倦地渴望着被看见:有人拍孩子、有人拍房子;有人拍旅行,有人拍健身。有人拍自己的精致,也有人拍自己的崩溃,我们一边生活,一边给自己安装摄像头,凝视着别人,也等待别人的凝视。
美玉和浩锡进入了尚宇的度假别墅,才会感慨有钱人的生活,可我们现在随时就可以看见:东京的豪宅、明星的衣橱、米其林的餐厅、南极的旅行。阶级差异以赤裸裸的视觉奇观,每日轰炸着我们的神经。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既是凝视者,也是被凝视的客体。
当传统的稳定劳动被系统性剥夺后,“内容创作”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新型劳动——普通人被迫将自己的私人生活、身体、情绪乃至底层苦难打包成“内容”,投入算法的流量市场,以换取微薄的打赏、流量与虚拟的存在感。科技巨头用算法收割亿万的注意力与隐私。而当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被迫转化为猎奇的奇观或卖惨的素材时,另一场更隐蔽的剥削便完成了——因为凝视从来不代表理解,它更容易固化并加剧偏见。
凝视之后,普通观众的我们和女主美玉一样,可能陷入另一种境地——阶层的向往。
阶层的向往,资本逻辑的必然
为什么全度妍饰演的美玉获得了一致好评,因为她演活了一个当代的“艾玛”——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片中开头引用“十诫”——“不可贪恋他人所有”,看似是在抨击这种向往,但是当劳动不再能提供尊严与上升通道时,这种向往并不是道德的瑕疵,而是资本逻辑下的必然产物。
美玉一开始的向往是很浅显的,她喜欢艺智的包包、衣服,虽然价格她完全承担不起,然后她向往艺智的丈夫,她向往着与她生活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枯燥流水线、没有要让她还债的小姑、更没有那场罢工事件的伤痛,艺智的生活包含着她向往的所有。
美玉是另一个艾玛,比艾玛更加悲情。福楼拜笔下的艾玛,是在阅读浪漫主义小说后,对平庸生活厌倦、虚荣心膨胀债台高筑后自杀的凄凉少妇;但美玉却每天繁重地劳作,节衣缩食,是一个劳动、价值被系统性贬低、被迫陷入“灵活就业”困境的当代“宝妈”。
她有那么一点小虚荣,也有无知和卑微——尤其是为了讨好艺智对影片故事性的要求。她甚至攒动工友一起向老板提出创立工会。这个细节,带着小人物对“上层”的明显讨好,可她并不知道在这个只有几人的小公司里创立工会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味想讨好艺智,这种讨好又带着契诃夫式的幽默和悲凉。
纵观现实,美玉这个人设天然带着弱势标签:家务劳动、育儿的无偿付出、就业市场的“灵活”放逐,在现实里她们的工作也多见于做微商、接零工、打散工。更残酷的是,舆论的污名化经常和“恋爱脑”“杀猪盘”联系在一起。
观看电影时,我对美玉这个人物有着深深的共情。可能是同为小人物的无力,当她面对艺智那种从容、体面的生活状态时,她的贪恋不是虚荣,而是一个长期不被看见的人对“被看见”和“被尊重”的绝望与渴望!
全球“劳动的被剥夺”与“新恩格斯停滞”的到来
如果把美玉的向往与浩锡的创伤拉高到当下全球政治经济的宏大版图,《可能的爱》之所以具有超越韩国本土的震撼力,正是因为它精准切中了当下席卷全球的结构性剧变——劳动的被剥夺(Dispossession of Labor)。
从2009年双龙汽车的77天罢工,到今天AI自动化与零工经济对传统岗位的双重吞噬,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滑,生产力增长与工资彻底脱钩。时代来到了“恩格斯停滞”——工业革命初期的漫长半个世纪里,蒸汽机与机器轰鸣带来了社会财富与生产率的狂飙突进,但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生活水平却陷入了长久的冻结甚至倒退。
如今,我们正置身于一场由算法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恩格斯停滞”之中:一边是科技巨头市值屡创新高、AI创造出令人目眩的效率神话;另一边是无数普通人——无论是工厂里被裁员的男工,还是家庭与零工市场里被隐形化的“宝妈”——正共同面临着“被资本生产出来,却不再被资本需要”的命运。
《可能的爱》里提出的问题是:当资本正式宣布劳动可有可无之后,人们是否可以只作为人,彼此看见?没有答案,它撕开了温情面纱,告诉我们:一切剥削都始于对他者的物化,而一切“可能的爱”,都始于对同类的看见、对共同真实困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