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三年，我们应该学到什么？

洪广玉2022年12月11日约 8 分钟

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一遇的重大灾变事件，极难应对。中国防疫三年来，有功有过，功劳已经载入史册，无需多言。走了弯路、付了代价其实也不可怕，关键是要能够总结经验教训，促进进步。
此刻，我们都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有一些书生之见，记下来，也算对得起已经付出的代价，对得起共同经过的这三年。

01
让科学家在科学的立场上发声

科学家的声誉、公信力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因为任何时候都需要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需要科学家发声。但是，近日疯传“一夜之间，砖家全变异了”，着实让人心痛。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对比专家在放开前后的发言，并不是在知识点上有什么对错问题，而是涉及“信息过滤”的问题。比如在需要动态清零时，专家就强调病毒高传染性带来的总体死亡人数，放开后，就强调病毒的病死率跟流感差不多；说到“后遗症”，放开前就直接列举多么严重，有多哪些情形，不谈概率，放开后就强调无症状感染和轻症多，后遗症很少。

奥密克戎毒株本身就具有高传播性和低致死率的两面性，只要你愿意，专挑一部分信息讲，就会出现在 “恐慌”和 “不过如此”之间横跳的现象。之前是盲目恐慌，现在又过于轻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社会都是有害的。

之所以这样，当然不是科学家不懂新冠的知识，而是要服务于特定的宣传目的，只能讲半截话，只能讲某一个角度的话，或者只能任由媒体挑出特定的话进行传播。而当公众发现科学家似乎“说话不算数”时，对于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人品都产生了怀疑，而这种公信力一旦丧失，要重建非常困难，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将长期存在。

02
要更重视风险交流、信息交流

政府要具有现代治理能力，就必须更重视风险交流工作，而不能只专注于宣传。在疫情中，“风险交流”不只是说话更好听，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在2022年初武汉决定 “ 封城 ” 之际，我曾经说过，当时的那个公告极为重要，如果公告中对于封城后的城市运转和民众生活起居多一点关切和交待，就会减少民众的恐慌情绪，避免盲目涌向医院的交叉感染，能够挽回很多人的生命。但很可惜，那个公告是不合格的。

在疫情中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涉及到各种政策、措施和改变，都需要风险交流。风险交流和宣传的区别在于，宣传是单方面的告知“要这么做，你只需配合做”，风险交流则要“解释经过了怎样的风险评估，考虑了哪些利弊，最后得出应该这么做，并告诉公众这一决策可能会有什么预期和影响，我们为相应的影响做了什么应对，民众应该做什么准备。 ”

即使是最普通的新冠基础知识，风险交流和宣传也大不同。新冠的“宣传”只服务于当前的政策，而风险交流必须基于科学，不能只讲危害，要讲风险的大小，要针对不同的人讲清楚风险大小，还要教给公众如何对风险进行权衡。在疫情放开以后同样如此，好的交流能够提醒公众进行必要的防备，保护老年人，减少社会损失。对于避免恐慌、减少损失和促进信任，风险交流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须选项。

重视风险交流，是当今发达国家早就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有一整套方法论，也有实战经验，完全可以直接抄作业。

当前，阻碍政府提高风险交流能力的因素很多，有新闻媒体的问题，有外行领导的问题，有对传播中的容错空间太低的问题，还有人事制度不适合的问题，但首要的是观念问题。

03
重新认识“极化思维”对社会的危害

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关于新冠的防疫不是一个“电车难题”问题。电车难题是你可以选择拯救A或B，一个牺牲，一个活下来。但新冠清零，表面看是你选择A（所谓救老人和小孩），舍弃了B（正常社会秩序和经营活动）。但是，如果没有B，最后A和B都会垮掉。这是中国用22年整整一年付出血泪代价、试错得出来的教训。在病毒变异为omicron以后，传染性极强，同时重症率和死亡率已经下降到流感相当水平，新冠病毒更像是一个“是否在社会的承受范围内”的风险问题。如果要彻底的安全，就会付出比它本身危险百倍的代价。

伴随“清零”的封控是一种极化管理手段，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只能作为过度手段，绝不能大范围、长期、反复实施。 “清零”有很大市场，甚至被放弃后仍有人怀念，是因为追求这样一个绝对安全、“崇高”的目标，非常有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会产生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支持这种想法的人看起来也很有道德感，反对的人反而像没安好心。

人类历史上因为极化目标和极化管理而造成的人道悲剧胜不胜数，但总有人上当，原因很复杂，但无一例外，人们只有付出惨痛代价才会发现它的欺骗性。要想不上当，首先要学会识别什么是极化思维，比如它经常表现为一个极化的目标——最严XX，零容忍XX，绝对XX。当看到这样的字眼时，提高警惕。

04
给反对的声音留一点空间

在防疫这种非常特殊的公共事务上，万众一心确实重要。但给反对的声音留一点空间，这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重大社会风险的需要，是给社会这艘大船多留一些哨眼。今年以来，有不少人提出了和“动态清零”不同的思路和主张。但是，这些人很快被扣上了“躺匪”“汉奸”“恨国”等各种帽子，其账号多被封禁。对于这种现象，我写过一篇：现在回头再看，提出不同主张的人真的是不爱国或者别有用心吗？当然不是。一位叫“木遥”的博主讲得非常好，“要实事求是地面对你的 PlanA 有失败的风险这个事实，要比较各种 PlanB 的时机方式和必要准备以防万一。” “思考 PlanB 的人不等于就是喜欢 PlanB 或者看不到 PlanB 的坏处，但比PlanB更糟糕的是你丝毫不做PlanB的准备，把所有谈论 PlanB 的人嘴都捂上，万一一头扎在PlanA又不成功，结果生生硬着陆掉到PlanB上，那就最后把两头的坏处都沾上了。”

本人在今年11月1日发过类似观点，即“ 要关注的是行动，而不是泛泛的属于什么派。从行动来说，我们应该为可能的破防做准备。防疫不可能是没有承受底线的。如果说有一个可无限下探的底线，那这个下限的代价一定惊人。但看目前的舆论调性，似乎防疫是永固的，是底线可以一直下探的。 ”

结果不幸被我们这些“乌鸦嘴”言中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不够理想，民众也缺乏心理准备，眼下真的可能要两头受苦了。

05
更加尊重法治和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和道理评判通常是复杂多元的，但有两样东西的尺度是相对清晰的，一是法律，二是科学。防疫人员有没有必要穿防护服，这是科学问题，必须由科学说了算，不能凭感觉。有没有必要入户消杀，这也是科学问题，必须由科学家说了算，不能领导说了算。做核酸能不能发现病毒是科学问题，而每个人是否必须做核酸是法律问题。防疫人员有没有权力封门、封单元楼是法律问题，有没有权利未经户主许可处置宠物、私人物品同样是法律问题。

把各种科学和法律问题都搞清楚，按科学和法律规则去办事，能减少防疫中半数以上的社会矛盾。

“动态清零”要怎么做，要持续多久，这是一个既包含科学、法治、道德和社会管理的复杂问题，但是科学、法治仍然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尤其是不能认为目标具有道德性就可以让法律做无限的让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科学、法律应该赋予一票否决权。部分时候“事急从权”，需要民众让度一部分权利，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得寸进尺，更不能成为常态。尊重科学和法律，不是在民众七嘴八舌讨论后，根据“民意”上的多寡来做取舍。而是要充分允许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发表观点，允许媒体报道他们，理不辩不明，不辩就不会有共识。不讲科学和法律，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那些泛道德说教日益盛行，某些花言巧语的人更容易投机取巧，反过来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

06
保护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最重要

有媒体说，“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其实我觉得人民并不在乎是否“至上”，因为他们通常接触不是一个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在人和人的接触中，如果说讲法是底线，那么“信任感“则是看不见的润滑剂。防疫三年，有人性光辉展现的时候，但也是信任感被破坏的时候。尤其在今年，为了防疫这个目标，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剩下服从，只剩下自保，而不是基于理解和信任。在长期的封控中，很多人从自身感受出发，觉得不舒服，觉得有问题了，甚至问题不小了，但是没有地方可说，说了也不被看见。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信任被破坏得最严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