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陈列馆

解禁烟花爆竹,今年并不合适,将来或许可以有条件放开

| 如果今年突然放开,短期内大量新增的产量需要会导致加急、赶工生产,甚至违规生产,不合格品上市,从而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另外,燃放烟花的民意通常并不稳定,更应该从长计议。


临近新年,能够燃放烟花爆竹又成为舆论场上的一种呼声。尤其考虑到疫情三年,很多人希望在爆竹声中驱除疫情阴影,迎接新生,这种呼声更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想说3个我自己的真实故事。

01



大概在十几年前,我一个人来到杭州找工作。杭州有美丽的风景,但是社会环境仍有待改善,我好不容易买的二手自行车屡屡被偷,让人十分生气。某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突然被身后快速驶来的电动车撞倒,直接栽下来打了个滚。撞我的人当时答应送我去医院处理伤口,但是,在我扶起自行车准备跟他走时,他突然跨上电动车一溜烟跑了,我追也追不上。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都不太好。但是,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去,走到河边时,忽然不远处一声爆响,天空中升起绚烂的烟花,当我看着美丽的烟花绽放又消逝,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那个瞬间,我似乎明白,烟花爆竹在文化习俗里为什么有这么持久的生命力。

02



2012年11月,我在北京,接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的电话,他说正在天津出差,办完事就来北京看我,顺便玩一下,我满口应答。这位朋友叫小邱,我们20多岁时就认识了,曾经一起租房,共住一室,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下班后一起做饭、喝酒、无所不聊。在某年后,我们又各奔东西,他回了老家长沙。 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天气骤变,北方下起了大雪。我又接到小邱的电话,他说太冷了,没准备衣服,先回南方去了。末了他说一声,“兄弟啊,有空来长沙找我玩。” 2013年1月,一位共同的朋友忽悠在QQ上告诉我,小邱走了。去年底他表弟结婚,皮卡车拉鞭炮炸了,他从车上摔了下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这个消息应该是假的。

03



2014年,举行APEC会议,会议期间将燃放烟花。我是报社的主笔,当时写了一篇名为《只许官州放烟花,不许百姓烧柴火》(有河北农村禁止烧柴)的评论,上版面时觉得标题太扎眼,改了个温和点的标题发了。大概半个月后,总编找到我,说因为这篇评论,他被叫到市XX部去写了书面检讨。记得当时总编是很平静地告诉我,也并没有当作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我一直记忆深刻。 以上只是跟大家分享下往事,跟主旨关系不大。

回到是否要燃放烟花这事。如果只是出于我个人喜好,是容易做选择的,我希望 自己住的地方尽量别放烟花。如果不能全禁,最好能将燃放的时间集中到一两天里的某几个小时。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对安全性、环保、噪音问题更为敏感,虽然烟花还是很惊艳、漂亮,但已经不容易被打动了。

但是,我并不喜欢将希望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视为“愚昧落后”。相反, 我们应该承认燃放烟花爆竹对于一些人具有独特的仪式感和精神慰藉作用。

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不代表别人不需要,科学也不是我们看待问题的唯一视角和考量因素。即使我们视为文化先进的欧美国家,在节庆日或重要活动日也有燃放烟花的习俗,这并非中国独有。 燃放烟花爆竹有利有弊端,它需要在环保、安全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进行权衡,因为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自然也会在公共决策层面形成博弈。 经过多年的试探、调整,目前各省市均根据自身情况独立制定法规政策,形成了大城市、主城区越趋向禁止,小城市、城市周边大多限制条件燃放,农村则一般可以燃放的格局。这种局面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当我们谈论要不要“放开燃放”这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在目前的格局上要不要进一步放开,具体来说是原先禁止的大城市、省会城市的主城区是不是也可以适度燃放?中小城市燃放烟花的区域是否可以扩大?

如果只是谈今年过年要不要进一步放开,我会持反对观点。 一位做科普的朋友认为,如果放开烟花爆竹燃放,会导致空气污染加剧,进而加重新冠患者的病情。我认为这是理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到时界时室外的空气污染对室内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今年突然放开,短期内大量新增的产量需求,会导致加急、赶工生产,甚至违规生产,不合格品上市,这会给生产、销售、燃放各环节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仅就今年的情况来说,由政府部门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象征性燃放一些烟花是可行的折衷方案,一方面可以满足群众“驱疫迎新”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以兼顾安全、环保和健康。

不过,目前有一种声音是希望从将放开燃放变成常态化的举措,比如在大城市也能够从禁放变成有条件限放。我认为这是可以探讨、评估,下面简要分析几个方面的问题。

1、短期的“民意”是否具有稳定性。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燃放烟花的民意经常出现反复,简单来说就是“禁了想放,放了又想禁”。 以北京为例,1993年, 北京市人大进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禁放的占84.6%,所以当年立法禁止了8个城区燃放烟花。但是禁了后,民众又觉得没有了年味,2005年北京市人大的调查表明,赞成适度放开的又有69.64%,同年烟花爆竹管理从禁放改为限放。限放以后,噪音污染、环境污染问题又成了抱怨点,2010年的调查表明,超过40%的居民要求五环内禁放。 如果从大趋势来说,随着人口结构不断更新,观念迭代,环保收紧,在各中、小城市会更趋向于由开放变为限制、由限制变为禁止,甚至城市周边和农村也越来越限制。因为新冠这种大事件产生的短期民意是否足以影响到这个趋势,其实需要更细致的观察。

2、 有一种提议是由政 府适时适地燃放烟花,以减轻污染程度、降低安全风险。这种方案看起来不错,真要做起来,也会有各种非议。首先是民众生活水平尚待提高之际,如花太多的钱用于购买烟花是不是合理,其实这种“只许州官放烟花”的行为,并不能满足民众的心理,如果其中滋生腐败则会引起更多不满。

我个人更建议创新方式,如果每年可以由社会捐助、冠名烟花燃放项目,主管部门规划和统一燃放,收到的捐助多就多选几个地方放,这样民众有参与感,也减少政府舞弊的机会。 3、生产、燃放烟花产生的环保和安全问题,应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比如改善配方减轻环境污染(目前已有企业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以更多的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代替人工操作,通过产业集中解决由于行业分散和不规范产生的安全问题。对于噪音问题,应该对禁限规定进一步细化,比如要求晚上10点后至次日早上7点全面禁止燃放。 不过,矛盾之处在于,企业技术创新其实是以持续可观的购买力作为支撑的。如果需求萎缩,企业也就没有动力在创新上投入了。 如果有足够民意支持,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方式他们大幅度减轻安全和污染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在现有法规政策上进一步放开的。 当然,不管你支持你哪种观点,我都希望大家不要 扣帽子, 尽可能理解不同立场的人想法;而 作为一个公共议题 ,必然有线上线下的博弈,而以何种方式达成一个共识——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陈利弊,透明决策,还是不闻不问就定了,比结果本身更重要。 (配图来自网络) 往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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