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18口被判刑：建桥本是好事，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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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相关的报道与视频，那就是有些边远山区的村民出行须要过江，可是江上没有桥，只能“溜索过江”，除了大人“溜索过江”外，小孩上学也要溜索横跨大江，绳索下面是湍急的江水，看得人心惊胆战的，掉下去基本小命不保了。

当时我心想：如果有人在上面建一座桥，将功德无量！

从古至今，在老百姓朴素的正义观里，修桥铺路即是善举。

在吉林白城洮南市，有一条洮儿河，这条河全长553千米，从大兴安岭一路流向吉林省洮南市。

瓦房镇的振林村就分布在洮儿河沿岸，这里没有桥，村民出行很不方便，特别是汛期时整条河大概有20多米宽，不借助渡河工具的话，附近的村民只能绕道70公里的路才能到达河对岸。

如果当地政府及时解决当地村民长期出行难的问题 ，就不会发生黄德义与其亲友私建浮桥的问题。

因出行困难，黄德义和亲友焊了十三条铁皮船，搭建了一个浮桥，总投入超过13万元。该桥大大方便了附近村民，大家出行少走了70多公里，因此为了回收成本，过路的村民和路人根据车辆大小、人数多少以及个人意愿自愿支付费用。

建桥本来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对黄德义等人却成了一个厄运。

2019年2月，黄德义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此后黄德义的三哥以及多位家人亲戚也被采取刑事措施。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17名亲属也分别被判刑。法院判决书认为：黄某及其他人员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费；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黄某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小车5元大车10元，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过路费总计为52950元。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强拿硬要他人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黄德义表示：“除了我家里五岁的小孩，还有正上学的孩子，其他人都被判刑了。”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气得鬼火冒了，气得我一口气做了六十个仰卧起坐。

当地有关部门不作为，不为老百姓出行想办法排忧解难也罢了，还动用司法之手对建桥的黄德义等人处以刑罚。

在洮南法院认定的总计52950元过桥费中，被黄德义收费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共2万元。根据黄德义和村民李某某的说法，这笔钱经法院给李某某后，又被李某某退给了黄德义，李某表示,“黄德义搭这个桥，确实给咱带来了方便。”

明明就是村民过桥时自愿交费的，可是到了法院这里却成了“强拿硬要”，为了给黄德义定罪，法院不惜颠倒黑白，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据报道，浮桥被拆后，当地村民再去河对岸种地就麻烦多了。

当地村民表示：“浮桥拆了以后，我们要去河对岸，只能选择绕行，哪怕最近的镇西大桥，也要多绕行70公里，开农用车得走3个多小时，来回路上的时间就得7个小时，而有桥的时候，十几分钟就到地里了，不说时间，就是油钱也搭不起。”

一个行为要认定构成犯罪必须有社会危害性，建桥确实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没有危害性，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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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寻衅滋事罪破坏的是社会秩序且情节严重，在该案中，且不说村民交费是自愿行为，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交费不是自愿行为，也不能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因为黄德义等人的行为没有破坏社会秩序。

如果法院一定要把黄德义摁倒在地必须给他套一个罪名，哪怕你套一个“非法经营罪”还牵强附会勉强沾那么一点点小边边，一点，寻衅滋事罪根本就是毫不搭边。

这份判决最荒唐之处在于，掏了钱过桥的没意见，不过桥也不建桥的反而有意见。

近年的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越撑越大了，想定一个人的罪，如果翻遍刑法里的四百多个罪名都套不上的话，就往“寻衅滋事”这只大口袋套，百套百灵。

无论寻衅滋事罪被滥用到什么程度，无论这个口袋罪如何肆无忌惮、深不见底，黄德义等人的建桥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当与寻衅滋事罪挂钩。

动不动就拿寻衅滋事往人身上套，总有一天这只大口袋会被撑破了！

社会的发展、司法进步的标志在于，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本来就是一件方便村民出行的好事，洮南市法院却给黄德义一家18口人定罪，黄德义还因此丢了老师的工作。

我就想问：如此违背天理人情的判决，其价值导向何在？

无数的案例证明，没有舆论监督的冤案是很难平反的。

鉴于该案判决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希望在舆论的监督之下，作出判决的法院能自觉自动地纠正错误，立案再审然后改判黄德义等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