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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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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理科完全就是理中客的吗?

每年高考结束,同学们上大学都要面临选专业的问题。社会上普遍默认一种学科鄙视链,学理科就是比学文科更好。确实,理科比文科生毕业以后比文科生挣得得多,学计算机、学数学肯定比学哲学、新闻挣得多。文科生可以承认,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有钱,但是,有一点文科生是不能忍的,这个学科鄙视链不单单体现在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有钱,还体现在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懂。

前两年流行一个词,叫做“文傻”,这就是说一种典型的文科生思维很傻,因为其中有很多思维偏误,当然本文讲的“文科生思维”不一定就是说学文科的人都会有的思维偏误,而是一种缺乏科学思维训练的文科生可能会有的一种典型的思维定式,这种所谓的文科生思维的典型表现是:

1.抛开事实不谈

2.夹带私货

3.屁股决定脑袋

文科生说个什么事儿,都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价值先行,他们说事儿其实都是在感叹好不好、美不美、你们爱不爱我。文科生看似是在谈论事实问题,其实都是夹带个人的价值偏好。你跟文科生讨论任何事实问题,最终都能聊成“你的屁股在哪儿”的问题,很难做到就事论事。

比如说,大规模统计发现:男性的力气比女性更大。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在里面,你可以批评这个统计得出的结论不对,其实女性的力气更大,这都没问题。如果双方都是理性、中立、客观的话,对这个事实问题的争论不会超过5步就能达成共识。同理,对于其他事实问题,无论是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还是全球是否在变暖,对于这些事实问题,只要秉持着理中客的态度,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但是,一旦是文科生来掺和进来这个讨论,文科生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上来就问你:你是不是性别歧视?你是不是收了美国人的钱了?你的屁股歪了吧?快说你是不是屁股歪了?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没完没了,因为如果是聊屁股的事儿,这能聊到天荒地老。文科生只讲好恶,不讲事实,满脑子阴谋论。文科生不能做到理性、中立、客观地看待事情,原因在于,文科生思维没能做到区分事实和价值(Fact / Value),文科生分不清楚事情本身是什么样,和他希望事情是什么样,这完全是两码事。文科生总是把自己希望怎么样的问题,当成这世界就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典型的思维偏误叫做Wishful Thinking,翻译叫做一厢情愿,或者愿望思维。

比如你追求你们班的女神阿丽,你也希望阿丽能够答应你的追求,这是美好的愿望,但是,阿丽已经明确拒绝你了,明确说了“我不喜欢你,别每天在我宿舍楼下给我送饭啦。”但你却不愿意相信这个,以至于发展成你相信阿丽其实是喜欢你的:她只是害羞,她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想要和我在一起的,她只是在考验我……于是你明天继续去她宿舍楼下堵她。

以上是文科生思维在生活方面的体现,但如果要放到知识领域,理科生思维和文科生思维更是高下立判,我们这里讲的“理科生思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思维,或者也叫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科学思维要求理科生在做科研的时候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就是在研究事实问题的时候要做到理性、中立、客观,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所以,理科生之间很快就能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研究,于是,科学就能不断进步。

但是文科生做不到理中客,讨论问题的时候夹带了太多价值因素,所以就像之前说的,你要聊屁股的事儿的话,这聊到天荒地老都讨论不出什么头绪,所以文科就不像理科那样具有累进性,比如说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等文科,成天在讨论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我们今天对这些文科问题讨论的水平比柏拉图、孔子那个轴心时代的讨论水平并没高出多少,甚至可以说还不如那个时代。哲学系的还经常拿这个事儿引以为傲,说这些哲学大问题,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另一方面也是说明,两千年来哲学没怎么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理科比起文科会有专业壁垒的原因,理科生的活儿文科生干不了,文科生的活儿谁都能干,这就是因为理科一直在累进,但没能做到价值无涉的文科还是在争论两千年前的问题。这也为什么一个文科博士的论文题目放到网上,连初中生水平的人都敢跟他杠,但如果把一篇物理学博士的论文放刀网上,完全不会有业余人士来挑刺。

当然,再次申明,本文中所谓的“文科生”或者“理科生”,说的都是一种思维,而不是身份,有很多身份上的理科生其实也很难摆脱文科生思维,也就是假装理中客,其实是夹带私货的。本文说的理科生思维,也就是科学思维,要求我们训练自己区分好事实和价值,在探讨事实问题的时候要撇除价值因素,做到实事求是。而且,我们通过训练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的,科学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的。

本期大问题的争议点在于,文科生反问:是,我们文科生思维确实夹带私货,这我们改不了,但是问题在于,你们理科生就能改得了?你们理科生真的能做到完全的理中客吗?你们在表面的理中客的外衣下,真的就没有夹带任何价值因素在里面吗?科学真的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你们搞科研真的能做到完全客观吗?

为了回答这个大问题,本期大问题将会有四个派别来参与讨论:完全客观派、过程客观派、标准客观派,以及不客观派。每介绍一个派别,我们同时也会分享其他派别对这个派别的批评,最终你来评一评,究竟哪个派别的看法更有道理。

一、完全客观派

面对文科生的质疑,完全客观派会坚定地回答说:是的,科学是完全理性、中立、乐观的。其实,我们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就能把问题看清楚了,假定有个刺客穿越回到16世纪的英国把20岁的莎士比亚刺杀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哈姆雷特》了,但如果这个刺客穿越回去杀死的是20岁的牛顿,放心好了,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的马顿、羊顿等人提出一模一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用的符号可能有区别,但必然是一模一样的平方反比有心力。

这个思想实验说明,文艺创作这种文科的东西是夹带私货的,它脱离不了个人独特的情感经历,但是,科学知识的得出,没有任何私货,是价值无涉的,无论你是牛顿羊顿还是马顿,只要你的观察、你的逻辑推理到位了,你发现的必然是同一种自然规律。

有一些科学规律是被两个同时代的人各自独立地发现的,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定律,达尔文和华莱士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物种演化的规律。但是,从未听说过有文艺作品,比如小说、戏剧是被两个人独立地同时创作出来的,就连情节和人物都是一样的,这只可能是抄袭。

所以,我们都说,科学知识是发现出来的,不是发明创造出来的,就像牛顿说的那样,他只是像一个无知的孩童一样在真理的大海边上捡拾贝壳。牛顿并不是发明创造了贝壳,真理的大海客观存在在那里,而科学发现就是把大海中的贝壳给原封不动地捡出来。所以,科学思维要求我们实事求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要撇除自己私人的价值判断。我们总说,科学是无功利的,这倒不是说搞科研不挣钱,而是说,科学家搞科研的时候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希望发现什么样的科研成果,于是就认为实验数据应当是怎么样的。但是,文科生写文章通常都是价值先行,先假装跟你说一通“根据我的观察和我的推理……”写着写着突然就变成“这样才好”,这就是夹带私货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对这种夹带私货的行径深恶痛绝,休谟说:

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人性论》

休谟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哲学家,事实问题是关于“是不是”的实然问题,而关于“好不好”、“美不美”、“应不应当”是价值问题,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从“是不是”推不出“应不应当”,反之亦然,不能因为你想象事情应当怎样从而就认为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否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wishful thinking了。

休谟认为人类的知识讨论的对象是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为事实问题是有客观标准的,而价值问题则没有客观标准,对于事实问题而言,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模棱两可的状态。它要么符合逻辑之理,要么符合经验之理,这就是著名的休谟之叉,休谟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了两种:

1.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推理(Relations of Ideas)

第一种是关于观念的知识,也就是也就是数学和逻辑的知识,比如,2+3=5,或者如果A⊆B,且B⊆C,那么A就必然⊆C((A⊆B)∧(B⊆C)⇒(A⊆C))。对于数理逻辑的知识,丁就是丁卯就是卯,一点儿不含糊,2+3=5这个数学知识在地球上的各个国家都是普适的,就算外星人来了,他们也得跟我们考同一套数学卷子。

2.关于事实的推理(Matters of Fact)

第二种知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它牵涉到经验对象,也就是经验科学、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等。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当然,休谟对经验科学的置信度是有质疑的,因为归纳法是可能出错的,它的置信度不像数理逻辑那么高。但是,比起价值问题,自然科学依然是有客观的检验标准的,也就是去观察、去做实验,拿实验数据说话,自然科学是能在经验世界里面验证的。

但是,价值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的好恶,比如甜豆腐脑更好吃,还是咸豆腐脑更好吃,这完全就没什么客观标准。

所以科学不涉及没有客观标准的价值问题,只专注于研究有客观标准的事实问题,因此,不同科学家之间就能本着理中客的精神,达成科学共识,然后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发现新的科学规律。我们知道,现在的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比起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高出很多,我们明确地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错的,而现在的物理学是正确的,这说明科学一直在进步。

但是我们反观很多文科的学问,就像我们开题时候说的,还在争论两千年前的问题,争不出个头绪。文科生争论的那些所谓的大问题,其实都是在争屁股在哪儿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争甜豆腐脑更好吃还是咸豆腐脑更好吃,别说争论两千年了,再过两千年还是在争同样的问题。

当然,理中客派倒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无需面对价值问题了,而只是说,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要把事实和价值分开,专注于事实问题,实事求是。价值问题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没有认识论上的意义,你在生活中抒情,娱乐,谈恋爱,这当然是价值有涉的,但是你自己要知道,这只是你的抒情,这不是知识。

但是文科的知识,号称自己是知识,却没有做到价值无涉,这也造成很多文科里有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文科的学科中,一会儿又是西方哲学,一会儿又是东方哲学,一会儿又是左派社会学,一会儿又是右派社会学,这搞的就不是真学问,而是屁股学。但是,从来没听说过,物理学还分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资产阶级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物理学。全世界只有一种物理学,物理学是普适的,因为理科做到了价值无涉,理科是理中客的,所以就和屁股的事儿没有关系,理科生好好搞真学问就行。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把价值因素掺进学术研究中,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是“魔鬼的东西”,是非常败坏学术道德的。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中,对有志加入学术圈的青年学者们说到:

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智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

……

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听到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

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以学术为志业》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就像内裤一样,你的内裤什么颜色你自己知道就好,学生们来课堂上是跟你学知识的,结果你成天在课堂上秀自己的内裤,这就不是合格的学者。一个人加入学术圈搞学术,不单单是专业知识过硬的问题,而是要训练出一种所谓的“学术禁欲主义”,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实事求是,抛开个人好恶等价值因素的裹挟。

把价值因素掺入科研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文科生搞出来的伪科学,他们基于对达尔文演化论的错误理解,把这种错误理解强行引入了人类社会治理。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所以,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也应当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于是就开始搞优生学,搞种族主义、种族灭绝,打着“科学”的旗号干坏事。这就是事实和价值不分的后果。

所以韦伯才特别强调在学术活动中区分开事实和价值。当然,如果你不是搞科研的,你也需要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形成一种科学世界观,这种科学世界观是:

1.世界客观存在

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偏好为转移的,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并不会以你喜欢或不喜欢而改变自身的状态和性质。

2.自然有律可循

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是讲道理的,也就是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自然规律是能够被我们人类认识到的,而这就是科学知识。

3.理性认识世界→科学方法论

因此,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就需要采取一种理性、中立、客观的方式去如实地描述这个世界的状态和性质,从而形成科学知识。这种获取科学知识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强调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来获取知识。这些方法是基于事实、证据和逻辑的,与个人的价值观无关。因此,每一个科学家或者诚实的求知者都要努力减少主观偏见对我们认识世界的影响。

总之,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要做到实事求是,撇除价值因素对我们认识的干扰。

批评

对完全客观派的批评,一个最简单的质疑,比如对于一个理科生来说,他的博士论文为什么选这个选题?这难道跟他的个人偏好、个人经历没关系吗?就比如说他选择了生物制药这个方向的研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他小时候家里面有个亲人因为缺乏某种特效药而病故,所以他励志长大以后要研制出这种药来造福人类。这跟他的个人好恶和个人经历是强相关的,怎么能说科研活动是价值无涉的呢?

除了个人好恶和个人经历,科学理论的提出也和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比如牛顿当时的历史处境,首先,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伽利略的力学实验研究、开普勒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以及笛卡尔在数学方面的研究,而牛顿正好就出生在这一系列前人已经打好基础的时代。而且就空间而言,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为英国科学家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再加上牛顿本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他终生未娶妻也为他沉迷科学提供了便利,种种方面的历史文化背景才造就牛顿提出经典力学理论。这些历史文化背景并不是价值无涉的。

对于这种批评,理中客们回应说,科学的发现确实离不开价值的渗入,但是,科学依然还是理中客的,因为科学知识一旦发现出来,科学研究的过程依然是价值无涉的。接下来,有请过程客观派出场。

二、过程客观派

过程客观派主要是由一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者组成的,也就是20世纪活跃的维也纳小组,虽然这是一个哲学学派,但成员都是理科生,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出身的人,比如数学家哥德尔就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和维也纳小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为理科生站台的哲学。

面对之前对完全客观派的质疑,逻辑实证主义者承认,科学知识的发现是价值有涉的,但是,不管科学知识怎么机缘巧合地被发现出来,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还是理中客的。我们还拿刺客穿越的思想实验来说,刺客穿越回去刺杀了20岁的牛顿,这确实会影响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但这影响的仅仅是发现得或早或晚,可能得晚100年发现,可能是200年,可能不是英国人最早发现的而换成了法国人,这确实是受到社会文化价值的影响的,但是,一旦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本身还是那味儿,还是平方反比有心力。所以价值因素只能影响科学的发现,一旦发现,科研过程本身还是理中客的。

由此,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汉斯·赖欣巴赫就提出了一种区分:“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的区分,这意思就是,发现的语境指的就是科学的发现,这是价值有涉的,而辩护的语境则是价值无涉的,辩护的语境才是科学研究最硬核的地方,我们讲科学是理中客的,讲的其实是科学内在的逻辑是理中客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判断为转移的,科学知识一旦发现出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依然是非常客观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是遵循了休谟对知识的分类,检验科学知识是有客观标准的,要么符合逻辑之理,要么符合经验之理。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喜欢搞语言分析,用语言分析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命题,要么是综合命题,其实对应于数理逻辑知识和经验的知识,这两种命题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没有模棱两可的状态,它们的真假要么就是通过演绎逻辑来证明,要么就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知识的对象是面向有意义的命题的,也就是能够检验出真假的问题,除此以外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都应当从知识的殿堂中清除出去。但是,很多文科生就喜欢研究那些没有意义的命题,还当成个哲学来研究。这里要重点cue一下欧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尤其认为,欧陆哲学研究的那些个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世界的本质、精神的意义、灵与肉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能研究出个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者经常拿黑格尔的哲学来当靶子,经常黑黑格尔,比如说黑格尔的哲学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语言表述:

理性是实体,也是无限的力,作为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基础的它自己的无限物质,它同样也是使物质运动的无限形式。理性是一切事物从中获得存在的实体。

——《历史哲学讲演录》

你们说这说得是个啥?这是人话吗?这些表述是既不能用逻辑来证明,也不能被经验检验,说了等于没说,你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两千年也研究不出个啥成果,只能是骗经费。

青年维特根斯坦也说了:那些掰扯不清楚的,就甭掰扯了。当然,逻辑实证主义者倒也不是认为所有无法检验真假的话都不应当说,人当然还是有抒情的需求,有价值判断的需求,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抒情、价值判断不是知识,它们与真或假无关,它们无所谓真假,它们相当于是文艺创作。欧陆哲学最让人讨厌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欺骗性,明明是文艺抒情,却包装成知识的样子,说自己在搞哲学。

关于逻辑实证主义和欧陆哲学之间的纷争就提这些,说回到赖欣巴赫做出的区分,由于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的区分,这也进一步形成了一种学科分工:理科生研究正确的科学知识,文科生去研究错误的信念。

具体而言,理科生搞科研,一旦搞对了,发现了正确的科学知识,这就说明做到了理中客,而一旦搞错了,这肯定是因为这个理科生夹带私货了,科研过程被个人好恶影响了,屁股决定脑袋,于是就没有发现正确的科学知识,而是形成错误的信念。历史上的一些错误的科学学说,比如地心说、燃素说,都是错误的信念,都是提出者们没有排除掉主观的好恶,脑袋被屁股决定了。那么他们这些错误的信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受到自己宗教信仰的影响,还是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是他们受到自己私生活的感情纠葛的影响?这些我们理科生就不管了,这就交给那些文科生去研究科学史八卦去吧!这些诛心之论、八卦猎奇的事儿文科生最在行了,就让文科生去发挥所长去吧。所以这个学科分工简单说就是:理科生负责发现理中客,文科生负责鉴定屁股人。

总之,和完全客观派一样,过程客观派依然认为科学本身完全是理中客的,只不过,他们承认,科学的发现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等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这不改变科研过程本身依然是理中客的。

批评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搞科研,如果做到理中客就能发现正确的科学知识,而夹带私货来了就会形成错误的信念,历史上那些错误的科学学说都是夹带私货的产物,而今天这些正确的科学知识都是理中客的产物。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在幸存者偏差影响下的事后诸葛亮,他们对科学发展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辉格史观。

辉格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好像历史的发展有一种目的朝向,好像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有一种一步一步地不断迈向正确、迈向成功的必然线索。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你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导致的错觉,因为你首先预设今天的状况是最正确的,是历史上最好的,然后所有历史的发展的动力和线索就是朝着今天这个最正确、最成功的方向而不断迈进。

举个例子,丹佛掘金队获得了2023年NBA总冠军,约老师发挥得特别好,各个球员之间配合也特别娴熟。于是,掘金队的球迷回过头看,产生了一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错觉:历史的发展就是朝着掘金队勇夺2023年总冠军这一目标而被设计出来的,各个掘金队的球员从小就是为了2023年勇夺总冠军而活着的,约老师他爸和他妈第一次相识就是为了勇夺2023年总冠军而在一起的,甚至连总决赛的对手迈阿密热火队的各个球员从小就是为了2023年陪衬掘金队夺冠而活着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史观。

要知道,你不能事后诸葛亮,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不然你都会觉得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波折都是为了达到今天这个完美的状态。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态度就是一种辉格史观:先出现亚里士多德,然后是伽利略和牛顿,然后才是爱因斯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出现就是为了被伽利略和牛顿推翻,然后牛顿力学的出现就是为了等着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科学的发展就像打怪升级一样,一步一步地爬楼梯。但是,这不是科学,这是科学成功学。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就特别纳闷一件事情,库恩自己就是学物理学出身的物理学博士,库恩就纳闷理科生们上物理课的时候,老师们总爱把亚里士多德拿出来鞭尸,作为读者的你或许也有类似的经历,物理老师嘲笑道:你们看,关于这个物理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当年居然是这么认为的,他居然连这个都不懂,水平居然都不如一个现在的初中生!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做过一个统计研究,统计了地球上活过的人的影响力的排名,其实也就是统计网上能找到的所有网页、文章、资料里面提到的人的名字次数的排名,排第一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猜测,不单单是哲学系或政治学系的人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者《政治学》时候提到他的,估计有一多半是搞自然科学的人鞭尸把亚里士多德鞭到第一名了。

库恩就特别纳闷理科生为什么总喜欢拿亚里士多德鞭尸,库恩认为,我们不能以一种辉格史观去看待亚里士多德,我们要深入到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待亚里士多德,库恩感叹说:

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是位倍受尊敬的古代逻辑学的创立者。在他死后将近两千年里,他的著作在逻辑学上的地位可与欧几里得在几何学上的地位相比。

此外,亚里上多德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极其敏锐的博物学观察家,特别是在生物学方面,他的描述性著作为16、17世纪近代生物学传统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模式。

可是,当他转而研究运动和力学时,他那独特的才能怎么会如此系统地消失了?同样,如果他真的失去了才能,为什么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在他死后那么多世纪里都被看得十分重要?

——《结构之后的路》

库恩认为,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要身临其境地回到科学发现的历史情境中去,也就是要“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去,我们会发现,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进步的线索,而是一种范式转换。

三、标准客观派

什么是范式(Paradigm)?我们之前在《伪科学》那一期大问题介绍过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简单说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或者说一个科学圈里面所有成员所共同相信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科研方法、以及一整套行内的术语。比如说,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是早期天文学家圈子里面的范式,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则是后期天文学家圈子里面的范式。

注意,范式本身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信念,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圈里的人都相信的信念。你到底是信托勒密那一套还是哥白尼的那一套,取决于你所在的科研圈里面抱团的科学家们共同信奉哪一套。比如一个物理学博士相信广义相对论,是因为从小他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老师告诉他:咱们科研圈里面的人都认这个,你想进咱们这个圈儿,你也得认这个。所以库恩说,范式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

所以在库恩看来,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科研圈里的那一拨人所共同信奉的一套范式。所以我们这些外行人之所以相信科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共同体,我们相信科学家的圈子。

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并非是一种后人在前人的肩膀上的积累式的进步,而是一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革命是新的范式完全取代旧的范式,而不是在旧范式基础上迭代进步,因为范式与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这也就是说,两种范式无法比较,连格式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把“范式”这个词理解为“格式”,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就好像当年的CDMA格式和GPRS格式一样,没法兼容,完全就是两套体系。

不同范式之间属于是各说各话,比如,同样是“运动”这个物理学术语,它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范式里的用法,和在牛顿力学范式里的用法,完全就是各说各话。牛顿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也是一样的道理,两套范式的时空观完全不同,不存在你在初中把牛顿力学学得滚瓜烂熟了,然后到高中,只要再多学一点点东西都能完全掌握广义相对论,你得重新学,所以无所谓科学有什么累进性,因为完全是不兼容的两套范式。

再比如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日心说范式取代了地心说范式,但不能说日心说的范式就比地心说的范式更合理,地心说可以通过给不断地给每个星球加上本轮和均轮的方式把理论给圆回来,甚至加了很多本轮和均轮的地心说比当时哥白尼的日心说更能精准预测行星运动轨迹,能给远洋航海提供更为精确的导航。而日心说把太阳放在一个正圆形的圆心上,由于日心说没有自带本轮均轮这种设置,导致一开始日心说的观测精度还不如地心说。

既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没有谁更好的理中客的标准,那新范式凭什么能取代旧范式呢?库恩描述科学革命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旧范式在占据主导时期叫做常态科学时期(Periods of Normal Science),科研圈里的科学家的日常工作就是用同一套范式来解释世界,这也叫做解谜(Puzzle-Solving)的工作,解谜的意思简单说就是debug,修bug,就是努力地把实验和观测到的现象和反例往现有范式里面圆,于是,现有范式的解释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强。

但是,随着反例越来越多,旧范式的bug越叠越多,这个范式属于是全靠bug在运行了,修改任何一个bug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范式无法运行,所以科学家的解谜工作有点做不下去了,这时候常态科学时期就会进入危机状态(Crisis State),人们对现有范式的信念开始动摇,直到科研圈里的人对现有范式的共识破裂了,于是,科学共同体里的人就会转而信奉其他新的范式。

接受新范式的科学家通常都是受原有范式影响较小的年轻学者,而老头子们往往是长期受旧范式熏陶,思想保守,难以放弃旧范式而接受新范式,于是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信守旧范式的老一代学者越来越少,而新加入科学圈的人都选择信奉新范式。物理学家普朗克有一句名言:

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然后熟悉这个事实的新一代人长大了。

——《科学自传以及其他文章》

所以库恩评价说,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博弈,就像是政治博弈一样,说白了就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而话语权的博弈就没有什么理中客的评判标准,并不是如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来考察这个理论本身是否符合逻辑之理和经验之理,在哥白尼的时代,日心说和地心说都符合逻辑和经验,那到底选择相信哪个就是话语权的博弈了,而话语权的博弈就要诉诸于说服和劝导的技巧,一个学者要成功地说服科研圈里的同行,他提出的科学理论才会得到认可。所以为什么学术圈里面同行评议很重要,这就是在说服同行来为自己的学说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注意,必须是同行评议,跟科研圈外的人没有关系,因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是圈内的事,跟外行老百姓没关系。我们都知道,做学术肯定不是把学术论文改成科普视频,然后放到视频网站上接受圈外的人民群众的点赞投币一键三连,流量最大的那个就给它发个诺贝尔奖了,学术不是这么做的。一个科学理论或者科研成果,它行不行、好不好,取决于同行之间的评议和引用。

所以,什么是学术?学术就是学术互吹的成果。写学术论文就是向同行们展示:我的理论是对的,同行们赶紧来引用我。写论文其实就是说服同行的过程。所以,什么是科学,简单说就是,看你论文的被引用数,看影响因子IF,你的影响因子高,你说的就是科学。

也许有人会质疑,学术圈里面内部互吹有意思吗?你写一篇论文,可能全世界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看过,你不如做个科普视频,动不动就几十万播放量,还能接广告还能卖课。这并不一样,被圈内的人认可抵得上圈外成千上万的点赞,因为科学圈内的人说话是更有分量的,简单说就是科学家更有话语权。我们之前也说了,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家搞科研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是收获承认(Recognition),也就是被认可,但是,要注意,是被圈内的人认可,而不是到视频网站上做科普视频然后攒了几百万的粉丝量,那这对科学家而言没有意义,顶多也就是业余消遣挣点外块。搞科研的最大动力是获得同行的承认。

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话说就是,“同行间的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基本通货”,而这其中最高的一种承认就是,“以名字命名科学发现可能是科学界中—种最持久、而且也许是声望最高的制度化的承认方式”,比如说名字成为一个单位了,比如伏(特)、安(培)、焦(耳),又或者命名一种规律,比如欧姆定律、布朗运动、纳什均衡等等。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给予这个科学家的一种最高的承认,这就叫青史留名。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拿着一份相对低的薪水留在高校搞科研,而不是去华尔街或者硅谷拿高薪的原因,因为在学术圈青史留名比年入百万更值得追求。比如在美国,最聪明的人才都选择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次等聪明的人才由于竞争不到高校的岗位才不得不去华尔街硅谷挣高薪。

我们说回库恩,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作为范式,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看法,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可以衡量的客观的标准,全凭学术互吹。为此,库恩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说库恩这是在搞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按你库恩这么说,科研成果如果是学术互吹出来的话,搞科研这不就成混圈子了?那理科不就和文科没有区别了?库恩你这是要逆天。

这时候库恩辩解说:我没那么逆天,我还是有底线的。其实,也不能说范式与范式之间完全没有评判好坏的标准,只不过这个标准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说的那样是客观自在的标准,而是依据一种主观的价值,所以在库恩这里,科学并不是完全价值无涉的,但凡要评判一种科学理论的好坏,必然会牵涉到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不同于老百姓或文科生的那种好不好、美不美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一种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认知价值就是专门用来评判科学理论的价值。认知价值不是相对主义的,不是像老百姓讨论问题时候那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都公认的、普适的价值,库恩提出了五条圈内公认的认知价值,它们分别是:

1.精确性(Accuracy)

精确性就是你提出来的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是精确的,这样科研同行就可以拿来重复试验了。

2.一致性(Consistency)

一致性就是指你提出的这个理论,不仅得有内部一致性,也就是自身没有逻辑矛盾,也需要有外部一致性,也就是需要和其他已经被同行认可的科学理论之间兼容,保持一致,否则科学圈里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成文科了。

3.广泛性(Scope)

广泛性是指你提出的理论能解释更多的事实,比起能解释更少事实的理论,你提出的理论就是更好的理论。如果你的理论只是为了解释一个特定的事实而被定制的,科研同行也没法拿你的理论去写新的论文,这就是个糟糕的理论。

4.简洁性(Simplicity)

简洁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奥卡姆剃刀原则。为了解释一个事情,那些动用假设更少的理论,比动用假设更多的理论更为合理,因为这样其他同行操作起来更省事儿。当年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本轮均轮划得越来越多,属于是全靠bug在运行了,解谜debug太累了,严重加大同行的工作量,所以才被同行抛弃了。

5.多产性(Fruitfulness)

多产性是指根据你的理论能推演出其他新理论,这样科研同行就能根据你的研究进一步作出新的研究成果,你不能光顾自己发论文。

这就是学术互吹的五大标准,这五条认知价值虽然本身不是客观自在的,依然是价值判断,但由于它有一种在科研圈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主体间的普适性,也就是学界公认的,因而也具有了一种打了引号的“客观性”。所以在库恩看来,科学依然是理中客的,依然是价值无涉的,只不过无涉的是老百姓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科学的价值无涉是非认知价值无涉。

虽然是互吹,但毕竟是学术互吹,学术互吹不是胡吹,学术互吹也是有学界公认的标准的。所以这就说回到为什么要强调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而不是拿到圈外接受外行老百姓的评判,因为学术共同体是讲求学术自律的,圈内的科学家们会自觉遵守科研圈的共识,拿着这五种认知价值去评议科学理论,而不是像外行人那样抱着文科生思维,把一些社会价值掺和进来。

由于科学圈子有一种学术自律的传统,所以所谓的学术互吹也包括学术互批,要获得学术圈里的承认,必须经历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学术互批也是科学共同体的传统。当你的科学理论不符合认知价值,那学术圈里的同行会非常开诚布公地、不给情面点做出学术批评,甚至如果你在学术圈造假的话,更是会有同行跳出来揭露你的不端行径,你要是被指出来造假的话,那你在科研圈就臭了,你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了。

所以说回来,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是理中客的?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帮科研圈里的科学家,我们相信科学共同体的自律精神,他们有严守认知价值从而进行学术互吹和学术互批的传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回到韦伯的理念,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进圈子搞科研不单单是专业知识过硬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学术禁欲主义”,他以学术为志业,自觉抛开社会上一般人的价值好恶的裹挟,仅仅拿圈内公认的认知价值去评判科学知识。所以说到最后捋一下,科学的发现可以是不客观的,科学发展的过程也可以是不客观的,但是,科学的评议标准是圈内公认的、是普适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依然是理中客的。

批评

对库恩为代表的标准客观派的批判,可以归结为3条,其实主要都是集中在对库恩提出的五条认知价值的批评上。

1.各认知价值的权重是确定的吗?

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洁性,多产性,这五条认知价值的权重是多少?比如说,两种竞争的科学理论之间比较起来,A比B的精确性更好,但简洁性更差,到底选哪个?到底是精确性更重要还是简洁性更重要?这里面有确定的权重吗?还是说,也是不同的科学家凭各自主观的感觉来判定的?当然,库恩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没有确定的权重,也认为没有确定的权重也挺好,但是,这毕竟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认知价值的所谓普适性。

2.为什么是这五条认知价值?

为什么不是别的认知价值?比如说,新颖性(Novelty)为什么就不能是认知价值?搞科研的同学都知道,你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同行的专家学者、导师必然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论文的创新点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新颖性就不是认知价值?可见,你库恩给的这5点认知价值也是很武断的,也是你自己的私货,并不一定是学界公认的。

3.对范式的共识会破裂,对认知价值的共识为何就不会?

范式是一种学界共识,而评判范式好坏的这五条标准也是一种学界的共识,那既然在科学危机状态中,科学家们对范式的共识都会破解,那作为范式标准的共识为什么就不会破裂?所以库恩提出的这种所谓的公认的、普适的认知价值可能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它和社会上的文化风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

说到科学标准和社会上的文化风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接下来的不客观派的主张了,不客观派会说:库恩其实已经点出了科学并不是理中客的,库恩提出的范式已经点出了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但后来为什么还硬撑着认知价值这么一块遮羞布?科学其实根本就不是理中客的!库恩老师,我们干脆就脱了吧。接下来有请不客观派登场。 

四、不客观派

不客观派主要是由一帮SSK学派的学者构成的,SSK全称是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也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科学。之前的库恩已经在用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科学了,而SSK学派算是对库恩的看法做出了更为激进的解读和发展,主张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要知道,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全都理科出身,要么是学数学的,要么学物理学的,托马斯·库恩虽然对科学做出历史主义的解读,但他也是学物理学出身的,但是SSK学派里有不少人是学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SSK学派在这里的立场简单说就是文科生的大反攻。

SSK学派还可以再分成提出强纲领的爱丁堡学派,以及做实验室研究的巴黎学派,我们先说爱丁堡学派再说巴黎学派。

爱丁堡学派

首先,SSK学派的矛头直指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认为库恩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驳还不够彻底。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理中客的,是客观存在在那儿的,就像牛顿说的真理的大海一样,大海里的贝壳就摆在那儿等着科学家们去发现。但是,SSK学派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摆在那儿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都在变迁的,就像库恩说的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的转换,因而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在此基础之上,SSK学派对科学知识更是秉持一种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立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知识、社会科学的知识,还是文史哲艺术理论,就像库恩说的范式一样,都是信念。并不是理科理中客,文科夹带私货,理科和文科没有本质的差别,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都不能独立于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且,科学知识这种信念的形成还不像库恩强调的那样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协商和博弈,而是受到整个社会外部文化的影响而被建构出来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文化只会影响科学的发现,但对科学知识本身是不起作用的,文化环境只是科学探索的背景环境而已。但是,SSK学派认为,文化远非只是科学探索的背景环境,它就是这种探索本身。甚至可以说,当今主流的现代科学就是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总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科学?但这么问是不对的,科学不单单是没诞生在中国,它也没诞生在日本,也没诞生在墨西哥,也没诞生在阿拉伯。现代科学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这一脉传统在文艺复兴以后得以发扬光大,成了现代科学,它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只不过现在做大做强了。我们如果抱着一种辉格史观来看的话,现代科学这种西方文化因为它现在做大做强,于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它本来就是普适的,是唯一正确的文明,其他文明是不那么正确的文明,其他文明都夹带私货了,其他文明如果好好发展、祛除偏见,接受上帝的指引,其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和西方一样的文明。这种辉格史观不荒唐吗?

SSK学派认为,不仅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信念,就连数学也在文化因素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库恩的范式理论算是对物理学做出了解构,现在SSK学派要来解构数学,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单单是物理学的客观性不存在,数学也不存在了。

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就主动向人们通常认为最为坚硬的数学和逻辑学出击。比如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A⊆B)∧(B⊆C)⇒(A⊆C),这是一条置信度百分之百的必然正确的逻辑,但是布鲁尔认为,这并不是必然正确的,这是建立在一条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但是,“整体大于部分”这条信念是自明的吗?是必然正确的吗?不是的。一个经典的问题是:你觉得是所有的整数更多,还是所有的偶数更多?基于“整体大于部分”的信念,多数人肯定会觉得整数比偶数更多,因为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但是,其实这两者是一样多的,因为你如果把所有整数数列和偶数数列列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偶数和所有的整数之间是一一对应的。

这说明“整体大于部分”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一条信念,这条信念正确与否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使用这条信念。

布鲁尔还列举了很多数学家之间互相商量最终才使得数学定理得以证明的例子,不仅仅是如库恩所言,物理学理论是学术互吹出来的,数学定理的证明也是。比如多面体欧拉定理,也就是笛卡尔-欧拉定理的证明,就是建立在不同的数学家,包括柯西、勒让德、容基埃、埃塞尔等数学家对多面体的定义的协商的基础上的。以及√2是无理数的证明,也取决于希腊人对1这个数的定义的协商。我们知道1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数,它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还是偶奇数,还是非奇非偶数,一开始希腊人是没商量一致的,。定义如果不商量清楚,根本不会出现无理数这个概念的。

当然,布鲁尔的意思并不是说数学就是人们拍脑袋瞎想的,而是说,数学是脱离不开数学家之间的协商的,人们对定义商量不明白,数学活动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数学和物理学一样也不是摆在那儿的,好像有一个“上帝”预先拟定好的数学进阶之路,让人们一步一步打怪升级的,而是脱离不开数学家在数学实践的活动中不断地商量的。用布鲁尔的话说就是:

人们并不是由他们那些观念或者概念支配的,即使就数学这种在所有学科中最需要运用脑力的学科而言,也是人们支配各种观念,而不是各种观念支配人们。

——《知识和社会意象》

这意思就是说,数学不是从天上降临到人间的,数学也是人们做出来的。

既然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影响下建构出来的信念,那么我们怎么考察这种信念的“合理性”?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要价值无涉、理中客了,那就会得出正确的科学知识,一旦夹带私货,屁股决定脑袋了,那就只能得出错误的信念。但是,SSK学派认为,这是在搞双标,因为所谓的正确还是错误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抱着一种辉格史观事后诸葛亮出来的,因此,SSK主张一种对称性(Symmetry),也就是不要搞双标,无所谓正确的知识和错误的信念,它们都是信念,都是在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信念。所以,我们也要用社会学考察文科的方式来考察理科知识的“合理性”,要保持对称,考察的方式也就是问: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接受?为什么拉马克的进化论的没被接受?为什么牛顿力学被接受?为什么牛顿力学后来又被部分抛弃?SSK研究的是社会文化因素。

根据对称性的要求,你就不能把今天主流的科学理论当成是正确的,而以往的就是错的,你不能预设今天被科学圈采纳的科学范式,比如广义相对论,在100年以后不会像牛顿力学当初被抛弃一样被抛弃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牛顿如果泉下有知也会感叹“你也有今天”。我们不能预设今天的科学理论才是正确的,如果抱着这种辉格史观的话,那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错误史了。

所以在SSK看来,这些知识都是信念,都是文化的建构,因而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都是屁股决定脑袋都产物。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的科学分工是,理科生负责发现理中客,文科生负责鉴定屁股人。而SSK认为,都是屁股人,装什么理中客,大家都是屁股人!所以,都需要我们文科生来鉴定!你们这帮号称理中客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你们的工作都可以交给我们SSK了。

以上是爱丁堡学派的看法,如果爱丁堡学派做的是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考察的话,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巴黎学派做的就是微观的考察,也就是考察实验室。

巴黎学派

大家要知道,科学实验是科研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被理中客们看作是科学客观性的重要保障,理科生们的口头禅就是“咱不夹带私货,拿实验数据说话”。在实验流程设计上,又是对照组,又是控制住,又是双盲实验,又是大规模随机样本,又是要求可重复……这些实验流程为的就是排除掉实验人员的主观期望,从而得到理中客的科研成果。

为了对科学实验进行考察,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亲自入驻实验室去微观地研究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拉图尔对实验室生活采取了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方法,也就是把实验室当成是原始部落,把科学家们当做是原始人,作为人类学家的拉图尔深入到实验室里去,与科学家吃住在一起,来考察这些原始人是怎么建构出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

拉图尔对实验室做人类学考察就是为了撇除一种辉格史观造成的偏误,也就是把既成的科学(Ready Made Science)当成了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既成的科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里面看到的科学,这里面的科学都已经做好了,都已经被包装好了,擦得干干净净的摆在教科书里面,就好像一个精心布局的展览馆一样,这使得人们错误地以为这些被包装好了的既成的科学就是科学本来的样子。这些干干净净的科学知识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来到了人间,落到教科书里面。为了消除这种偏误,拉图尔就要亲身深入正在进行中的科研活动中去,也就是要打开后厨的大门,看看这些个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拉图尔跟的一个实验室就是美国著名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拉图尔在1973结识了法国科学家罗歇·吉耶曼,吉耶曼得知拉图尔的研究方向以后,邀请拉图尔到自己工作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进行人类学考察。于是从1975年到1977年,拉图尔对吉耶曼的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人类学考察,获得了各种第一手资料,包括笔录、实验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他由实验室科学家提供的资料等等。据此,拉图尔在1979年写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这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77年拉图尔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当初邀请拉图尔的罗歇·吉耶曼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奖原因是发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的化学序列,可以说,拉图尔也算是参与了这项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而拉图尔写作出版的《实验室生活》这本书就是想要表明,获得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罗歇·吉耶曼和安德鲁·沙利两人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一种社会的建构。

拉图尔观察发现,实验室活动的所有流程的设置,包括科研人员的参与,仪器的设置,实验室场所的布局,种种流程的设置组成了一种生成器,这个生成器有自身的输入和输出流,输入的就是一些能源、化学试剂、小动物、邮件和电话,而这个生成器最终唯一要输出的东西就是论文。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发论文。

因此为了发论文,你就需要生产出适当的观测结果和实验数据,但是,读者朋友如果是搞科研的应该能体会,就是你得出的实验数据,肯定不会全部保留,而是要加工一下的,当然,肯定不是篡改数据(那不成学术造假了),而是优化实验数据,你进行长年的科学训练的一大目标就是学会要保留哪些数据,舍弃哪些数据,因为数据本身是不代表任何意思的,这取决于你一开始想要把数据解读成什么样。

为了迎合你的解读,你必须要对数据进行选取,但是,做过科研的朋友肯定知道,从实验室的各种仪器里面蹦出的数据,它很没谱,它很玄妙。你自己觉得是同样的操作方法,它能得出很不一样的实验数据,你会发现所谓的实验的可重复性就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反正导师都会说,要么是方法不对,要么是仪器有故障,要么就是样本有差异,你自己再慢慢摸索。

做实验是没有什么公式可循的,不是说导师拿块黑板跟你列清楚了步骤1、步骤2就能讲清楚的。做实验更像是一门手艺,这里面没有什么明确的操作流程的,并不像一份定义明确的菜谱:成分A放多少毫克,成分B放多少微克,而是,你做起来就是味精少许、酱油少许,到底少许是多少,你得自己悟,你得自己凭感觉掌握好火候,你得常年在实验室里泡着,在实验室里面反复倒腾,晃荡了半天,又是颠勺,又是换锅,一会往里面加水,一会往里面放盐,一会往里面放糖,一会儿加葱花,一会儿加芥末,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实验数据居然对上了,然后你就说:停停停,已经能证明这个实验是可重复的啦,赶紧截图发论文吧!

本来是搞得一团乱麻的实验,这时候,你把后厨门一关,把这盘菜的外包装擦得干干净净端出来了,端进论文期刊里面了,就好像这个实验一点波折都没有,就好像你当初在做实验设计以后,整个实验就完全是按部就班地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地做下来的,一镜到底,一点差错都没有,什么颠勺、换锅、加芥末,没有的事儿。拉图尔把这种关上后厨大门从而祛除掉实验建构性的动作叫做纯化(Purification),明明是自己费了半天劲凑出来的实验结论,你却表现的非常谦虚:我没有花那么大的功夫啦,我只是像个无知的小孩子一样,把大自然本来就有的规律理性、中立、客观地给记录下来了。由于后厨的大门被关上,实验结论的外包装被擦得干干净净被摆进了论文,甚至被选进了教科书,于是,一种行动中的科学成为了一种既成的科学。

当然,做实验不单单是实验室里面的瓶瓶罐罐的事儿,做实验能否出成果,还有一项重要的功夫:social,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是social出来的。之前说了,实验数据本身不代表任何意思,它的意思是被人解读出来的,它可以被解读成各种各样的意思,因此,你跟你的科研同行能不能解读出同一种意思,这就需要商量,这就需要你去social。而且,同行把这个实验结果解读成什么级别,到底是一区顶刊,还只是一片水论文,这也是要social的。你的论文能不能进SCI也是social出来的。

甚至你不单单需要和同行social,和库恩强调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互吹不一样,你也要面向外行大众去social,因为公众对你的科研项目的反应关系到这个项目经费多少。你需要到视频网站上做做科普,讲讲段子,讲讲自己的科研故事,讲讲自己的科研经历,讲讲自己科研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当然,我们说回来,拉图尔解构科学实验和布鲁尔解构数学一样,不是在主张科学实验都是乱打的,而是要纠正人们对科研活动的一个错误观念:科学知识好像是本来就摆在天上,然后通过科学家做一系列科学实验,就让天上的知识原封不动地降临到人间。拉图尔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实践,实验结论是人制作出来的,它不是科学家拿个小本本理中客地、原封不动地抄写自然规律得出来的。没有纯粹的自然事实,纯粹的自然本身就是一团混沌,关于自然的知识是人为地拷打出来的,是你在实验室里面一会味精少许、一会酱油少许地给逼问出来的。

我们的脑筋里面总有一种武断的二元对立,一元是自然,自然是价值无涉的,另一元是社会,社会里面就有各种人为的价值因素在里面,而自然科学就是要努力地排除掉社会的、价值的因素的干扰,去探究那个纯粹的自然。拉图尔问道:我们人类能接触到的自然有纯粹的自然吗?实验仪器是纯粹自然的吗?你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已有的范式理论是纯粹自然的吗?这里面其实都渗入了社会和人为的因素。拉图尔倒不是说科学就完全是不自然、不客观的了,而是说,自然和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者是交互影响、交互驯化的,两者在这种交互影响中,都是不断演化着的,这才是一种行动中的科学,演化中的科学。所谓自然与人为的二分,其实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你们鞭尸了半天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做到撇除掉价值因素,到头来,你们自己不也是没有撇除掉亚里士多德因素嘛。

总之,SSK学派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出更为激进的解读和发展,自然科学并不是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理性、中立、客观的,而本身就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被建构出来的。科学,一种实践,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原封不动地降临到人间的,科学是人做出来的,既然是人做出来的,就必然会受到人的价值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科学。

批评

SSK学派采取这么一种对科学客观性的解构的立场,招来了潮水般的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对SSK的相对主义立场的批评。

所谓SSK的相对主义立场就是说,SSK认为科学知识不是理中客的,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所有的知识都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信念,其本身并没有什么理中客的标准,并不能说其中哪种信念就比哪种信念更正确。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并不能说哪种信念就比哪种信念更正确,SSK主张的这种信念凭什么就是对的?相对主义立场是自戕的,也就是会自己打败自己。

当然,对于这种相对主义的指责,有一些SSK学派的学者试图做出回应,对相对主义这个概念的做出了进一步的辨析,试图让自己摆脱掉相对主义的标签。但也另有一些SSK学者就大大方方承认:我就是相对主义怎么了?你说我是相对主义因而我这个相对主义者抛出看来的看法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没问题,我就是要把水搅浑,哪怕我自己牺牲,只要能捎带着把你们理科生理中客的迷思拉下水就好。 

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探讨了科学,是否不像文科这种价值有涉的学科那样,是否是价值无涉的、理中客的?当然,这期的出场顺序先从理科生自信满满,看不起文科生开始:咱们搞科研,不像文科生,完全是理中客的,然后,这种理中客不断被质疑,最终发展成:你们理科生和我们文科生也没差啦,你们总说我们文科夹带私货,其实你们和我们没有本质的区别啦。当然,这节目顺序不是我们夹带私货刻意安排的,这也算是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线索。

当然,理科生也可以再反驳:你们这帮文科生,自己不会搞科研,就只会搁那儿对我们搞科研的评头论足,这还是充分显示了你们这帮文科生喜欢夹带私货做价值评判的秉性。文科生这一副评头论足的架势,感觉就像:咱们虽然不会搞科研,但咱们可以搞科学哲学,这就好像,咱们虽然不会踢足球,但咱比起那些运动员,对于国际足球的发展趋势更能说得头头是道,有种懂球帝的感觉。

玩笑说完,本期大问题其实也可以表达成这个问题:科学知识预先被“上帝”做好摆在那儿了,然后我们人类要做的只是凭借自身的能力、勤奋以及运气去发现那些已经摆在那儿的知识?还是说,科学知识就是咱们人类自己制作出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提的穿越回去刺杀科学家的思想实验,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会觉得,穿越回三百年前把牛顿刺杀了,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模一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类的知识树并不会因为天不生牛顿而被点歪。但或许,这是因为牛顿离我们今天太近了,但如果我们穿越得再久远一些,比如穿越回两千多年前,把亚里士多德给刺杀了,甚至这个思想实验可以做得再大一些,我们穿越回两千多年前,一颗核弹把古希腊的雅典城给端了,你觉得人类此后的知识树会不会被点歪?

对本期内容,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

◆Douglas, Heather E. (2016). Values in Science. In Paul Humphreys (ed.),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pp. 609-630.

◆邱慧 著,《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科学合理性问题》,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王巍 著,《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托马斯·库恩 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 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修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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