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当真相无比残酷，我们还应该相信吗？

托马斯·凯利

证据主义

巴里·马奎尔

实用主义

苏珊娜·利纳德

多元主义

以哲学家托马斯·凯利为代表的证据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应该只根据自己掌握的相关事实证据来形成自己的信念。这里的证据主义（Evidentialism）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信念，只取决于事实证据，也就是取决于认知理由。有一分证据，信一分信念。

其实证据主义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从当年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到今天的唯物主义者，都可以看做是持有证据主义的世界观的。正所谓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正确的认识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事情实际上是什么样，我们就报以什么样的认识。

也许有人要质疑了，那我现在生活十分悲惨，真相对我十分残酷，我也应当相信这一份残酷的真相吗？证据主义者回答说，即便真相是残酷的，你依然应当相信真相。那你可能觉得，你们证据主义者也太残忍了，如此我还怎么生活？证据主义者会坚定地回答说：即便真相是残酷的，我们依然应当相信真相，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残忍，而是因为如果撇开事实谈信念，我们做不到。

大家要知道，伦理学里面有一个特别基本的原则，叫做“应该蕴含能够”原则，也就是OIC原则，Ought Implies Can。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应该干”，那么一个前提条件是他原则上能够干得了那个。比如，有个小孩落水了，我恰巧路过，我赶紧拨打了110、119、120，并且大声呼救，有人落水了，快来救人。我这么做已经算个好人了。但这时候，你蹬着共享单车过来对我说：“你不道德！你就在这儿光顾着呼救，你应当自己跳下水去救孩子。”但是，问题在于，我不会游泳，我要是跳下水，非但救不了孩子，而且还增添了一个要被救援的对象了。所以，因为我能力上做不到跳下水救孩子，你就没有资格要求我说“你应该跳下水救孩子”。这就是“应该蕴含能够”原则，说一个人应当做什么的前提，是他能够做到这个。

介绍完OIC原则，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出现了冲突，就是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信念，如果不符合事实证据的话，我们应当选择相信这个信念吗？答案是：不应当，为什么不应当，是因为“应该蕴含能够”原则，你根本就做不到去相信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信念。

我当然想相信自己是个大帅哥，还是个有钱人，还有20个姑娘同时喜欢我，我相信生活是如此美好。但实际上，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穷困潦倒，没有女朋友，没人关心的loser。我倒是想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不是我不想好，是臣妾做不到！

这时候你又蹬着共享单车来说：“兄弟，不要气馁，你要有自信，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你应当每天对着镜子唱800遍《我真的很不错》”。那我也只能无话可说了。

这时候又有其他人骑着小车过来批评证据主义说：你们证据主义者说能力上做不到相信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信念，那只可能是因为不相信真相的好处不够大，或者相信真相的坏处不够大。如果有人给你一个亿，让你相信一头鹿是一匹马，也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那你也肯定能相信这是一匹马。你相信鹿是鹿，不是因为你实事求是，只是因为给的不够多。

证据主义者回应说，我们就假定有人给我们一个亿，让我们指鹿为马，或者反过来，如果我不指鹿为马的话，我就会被杀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巨大好处，或者为了躲避巨大的坏处，我们的确可以做到指鹿为马，但是这不是你相信这头鹿是马，你这只是撒谎，你撒了谎骗了别人，但骗别人骗不了自己，你自己内心里面依然相信这其实是一头鹿的。

这种事情太多了，比如，妻子为了鼓励丈夫，说：“老公，你真棒！”当然，妻子这么做，是出于善意，因为她爱她的丈夫，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感到难过，但她自己心里面也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不符合事实证据，这只是为了鼓励丈夫而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证据主义者认为，我们相信什么样的信念，根据的理由仅有认知理由，大部分情况下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是不冲突的，但一旦出现了冲突，真实和美好出现了矛盾，舞台上有的只有认知理由，实践理由根本没有资格上场。因为虚假的愿景哪怕再美好，它在事实证据面前也不堪一击。

当我们生活遭遇到的不幸，当我们处在悲惨的生活境况之中，我们依然应当相信真相，而不是给自己编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来自我麻醉，这更是无益于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只有认清了真相，才谈得上去改善生活。因为自己骗自己就等于愚蠢，从未听说过，我们凭借愚蠢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无知带不来幸福生活。

套用罗曼·罗兰说的名言：“真正的英雄主义，在于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而不是，置真相于罔闻，自己骗自己，其实自己生活十分悲惨，还非得相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这么做倒不是说你懦弱，在证据主义者看来，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证据主义者的观点如果用一个形式化的论证来表述的话就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证据主义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信念管理”或者“三观管理”，事实证据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相信什么样的信念。

什么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信念观？简单说就是，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样的信念，完全取决于实践理由，也就是取决于这份信念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不用管是A信念还是B信念，能让我们活得好的信念，就是值得相信的信念。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庙里面烧香拜佛，行为很虔诚的样子。但其实，你为什么信仰得这么虔诚？是你做出了什么仔细的调研和严谨的考证，证明了神仙具有极大概率是存在的吗？不是的，你信仰得这么虔诚，更多是因为你期待着神仙能够保佑自己明年考公上岸。

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就提出过一个所谓的“帕斯卡的赌注”。这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信上帝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看我们信上帝能不能带来好处，如果能带来好处，为什么不信？宁可信其有。于是，帕斯卡就算了一笔账，要么上帝存在，要么上帝不存在，然后另外一个维度是，要么我们信上帝，要么我们不信上帝，然后拿这个数学期望值一算，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选择信仰上帝，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我们就赚大了，那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算信错了也没什么损失。这么一算，信上帝净收益明显比不信上帝的净收益要大太多了，因此，我们应当选择信仰上帝。

我们也不必说信上帝得永生这么虚幻的信念，我们就说点日常的信念：如果我们相信世界美好的，我们就会活得很愉快，很安心，那为了让自己心情愉快，为了这样的实践理由，我们应当相信这些能带来好处的信念。

按照证据主义者的看法，是且仅仅是认知理由决定了我们应当相信什么样的信念，但是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正好是反过来的，是且仅仅是实践理由决定了我们应当相信什么样的信念。人的认识、人的信念，并不是像个被动的镜子一样反映这个世界上的真相，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是实践理由决定了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用我们常说的话说，是实践决定了认识，正所谓，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报以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信念，不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实践。正所谓，认识本身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认识的目的。什么样的信念有利于我们改造世界、改善生活，哪怕它是虚假的，我们也信它。

哲学家巴里·马奎尔站实用主义，他在他的论文里举了下国际象棋的例子来说明，只有实践理由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我们这里换成中国象棋来说。比如你跟一个对手在下中国象棋，根据象棋的规则和技巧，你下一步最优的走法是用马把对面的一个炮给吃了。也就是说，跳马吃炮是按照象棋规则而言最“正确”的选项。那么，假如你是在进行一场正常的普通象棋比赛，你当然就应该跳马吃炮。

但是，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你在陪领导下棋，你如果直接跳马吃炮很可能就导致领导立即就输了这盘棋，你太想进步了，你不能让领导输得这么难堪。那么，你就不应该跳马吃炮，你假装没看见，或者干脆就忘了象棋规则了。

我们再假设另一种情况，你被外星人绑架了，外星人跟你下了一盘中国象棋，你这局棋要是赢了，外星人就会运用高科技让你这辈子永远单身，永远追不到喜欢的人。那你不仅不应该跳马吃炮，你应该怎么烂怎么走，送对方把自己给将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怎么“正确”怎么走，而是怎么“不正确”就怎么走。

举这个下象棋的例子是想说明什么？是要说明，无论你是在普通比赛中想要赢对手，还是在陪领导下棋不能让领导输得难堪，还是想方设法地要输给外星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实践理由在指导你应当如何下棋，你应当如何下棋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正确”遵循了象棋规则，而是取决于你是想赢还是想输。即便在第一种情况中，也就是在和对手对弈的情况中，你看似是按照所谓“正确”的规则跳马吃炮，看起来好像是在遵循认知理由去下棋，但你也不是为了跳马吃炮而跳马吃炮，你依然是为了想要赢得这场比赛这个实践理由而“正确”地跳马吃炮。

因此马奎尔指出，信念这事儿也和下象棋是一样的。当然，事实证据所指的所谓的真相是“正确”的，但正如我们并不总是该走“正确”的棋子，我们也不总是该相信“正确”的信念。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什么认知理由在指导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信念，在认知理由和实践理由不冲突的情况下，永远是实践理由统摄着认知理由去指导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这里实践理由是主人，认知理由在这里只是听命于实践理由的奴隶或者手段。而在认知理由和实践理由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里实用主义正好和证据主义截然相反，这种情况下舞台上只有实践理由，认知理由根本没有资格上场。

这时候，证据主义者就会说：不对，我之前不是提出了“应该蕴含能够”原则了，你让人们去相信一个与事实证据不符的信念，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

因此，实用主义者不得不回应证据主义者拿的“应该蕴含能够”原则所做的挡箭牌。实用主义者会说：谁说相信不符合事实证据的信念是做不到的？它当然能做到！证据主义者真是太低估了人类的信念系统是有多么大的弹性可供管理的了。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比如，有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他的境遇非常悲惨，以他的经历，他确实有充足的事实证据，相信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好了，他的人生一败涂地。但是，如果他继续这样相信这些所谓真实的信念，他就会自杀轻生。这时候，精神科医生就会使用一些与理性思考相悖的技巧，来帮助他相信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公平和正义一定会到来，比如重复对他说“你很好”“你真棒”，“这个世界也很美好”，比如再开一些药调整他的激素水平，甚至使用催眠术。这时候，这个抑郁症患者最应该做的，不是相信证据支持的所谓的真相，而是相信能让他走出抑郁阴影的信念。现实中有太多通过给抑郁症患者灌输一些不符合事实但却很正能量的信念，从而减缓他们的病情，甚至完全走出抑郁的例子了。只要能带来好处，人们是能做到相信不符合事实的信念的。

咱就算不说抑郁症这么一个相对极端的情况，就说对我们大部分普通人都奏效的心理学效应。大家也许知道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做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或者叫做自我实现预言，就是说，只要你相信一件事是真的，哪怕它其实是假的，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证明它是真的。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就是，研究者给一所中学的所有学生进行智商测试，然后告诉老师，其中有一些学生的智商非常高，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高智商”的学生并非真的高智商，而只是随机抽取的。事实上，他们智商并不比其余学生高。但是这些被随机抽取的学生真的以为自己有高智商，随后的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就是那些被告知“高智商”的学生，来年的学习成绩真的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这个自证预言就充分说明了，事实是怎么样并不重要，而取决于你相信什么样的信念，哪怕这个信念并不是真的。

而且，医学上也有安慰剂效应，医生给你吃了个药丸，说吃下去可以止痛，你只要真信这颗药丸是有效的止痛药，那你吃了真的会感觉自己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但其实这颗药丸只是面粉做的。

还有，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最近流行的关于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这个具身认知简单说，就是你的身体状态会影响你的认知。一个心理学实验就是，研究者让被试者嘴里叼一根铅笔，分为两组，第一组的被试需要用牙齿咬住这根铅笔，嘴巴尽量咧开，让面部表情呈现开口大笑的状态，而另一组被试则用嘴唇嘬住铅笔。结果发现，嘴巴咧开的被试者确实会觉得自己心情更愉快了。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神奇女侠姿势”，就是说你如果做出动漫里的神奇女侠的招牌姿势，也就是双手叉腰，两脚岔开，抬头挺胸看向前方，你就会看起来非常自信。而这看起来非常自信的动作真的能够让你变得更加自信。有学者研究表明，只要你保持两分钟这个姿势，你的睾酮水平将会提高20%，你会更加自信，愿意承担风险，并且你的皮质醇水平将会降低25%，也就是说你的压力水平降低了25%。

总之，种种心理学的、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信念当然是可以管理的，哪怕这个信念并不符合收集到的事实证据，人依然能够塑造和管理自己的信念。证据主义者所言的“应该蕴含能够”的原则，在这一点上并不适用。我们当然能够管理我们的信念。

之前说了，生活的真相是残酷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感受好一些，哪怕现实情况实际上越来越糟，但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样的信念，我们就会多一份面对残酷生活的勇气，从而保持乐观继续活下去，这其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信仰的力量。信仰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甚至往往是虚假的，但虚假又怎样，它真的有好处。它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之前举的这些信念管理的例子，大多是自我疗愈，也就是生活悲惨，然后我们出于实践理由去相信一些能够疗愈自己的信念。另外，如果我们生活并不悲惨，但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功绩，干成大事，也需要信念管理，这也就是自我提升。

比如说在《乔布斯传》一书中提到，和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打过交道的同事和合作者都说，乔布斯有一种“现实扭曲立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乔布斯特别擅长给别人画饼，让别人相信他描绘的各种愿景，而这些愿景都不是现实中事实证据能够映证的，但别人都会相信，似乎乔布斯有一种改变人们对现实感知的能力。

注意，这并不是乔布斯故意在欺骗别人，而是他自己也真信，他“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有人就说，人如果没有点虚假的妄念，根本是创不了业的。干大事的人，比如大企业家，大政治家，都会有这种现实扭曲立场，都会相信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妄念，要不然，大家如果都报以所谓的证据主义的立场，有多少事实，才会相信多少信念，那所有人都是做题家，都是打工人了，那还哪有什么改变现状，哪还会改变世界？要想改变世界，你首先得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不符合事实证据，但在实践上能够引领我们敢于去创造的信念。

所以无论这种是用于自我疗愈，还是用于自我提升，我们都是可以而且应当基于实践理由进行信念管理，从而管理好自己的三观的。

上面两个部分中，我们介绍过的证据主义信念观和实用主义信念观，都是一种强证据主义和强实用主义，他们分别认为，只有认知理由，也就是真相，能够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只有实践理由，也就是美好，能够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两者是针锋相对的，而现在要出场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认为：你们两派不必把话说得那么死，别动不动就说“只有”什么什么“才”什么什么，于是，多元主义者从袖口里掏出个搅拌棒，试图来给这两派调和一下。真相和美好，并不是只有其中一种决定了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而是两者都能够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你听了可能觉得这个多元主义者不就是捣糨糊——既要又要，这样也太简单了。但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多元主义者要把两种针锋相对的派别调和起来，他们其实面临着不小的论证难度，因为它是两边不讨好的。一方面，面对强证据主义，多元主义需要说明，并不是必须完全是一分事实证据才能有一分信念的，我们其实是能够根据实践理由进行信念管理的。另一方面，面对强实用主义，多元主义认为，强实用主义的自我PUA有些太脱离实际了，就是完全属于是自己硬骗自己，凭空硬给自己画大饼，这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确实有点难以做到，确实有点违反“应该蕴含能够”原则。

多元主义者给出的方案是，一方面，多元主义认同我们能够进行信念管理，能够根据实践理由进行自我PUA。但是，不同于强实用主义的硬骗，多元主义的自我PUA结合了一些证据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风格，属于是是有理有据的自我PUA。

多元主义的代表哲学家苏珊娜·利纳德提出了两种路径来进行这种有事实依据的自我PUA：

我们先说第一种，以实践理由为主导。什么叫实践理由主导？就是我凭借实践理由，就是什么对我有好处，我相信了一个信念。但是我也不能完全无凭无据地就相信了这个有好处的信念，我还得四处搜集事实证据，让证据作为手段来验证这个对我有好处的信念。

比如说，你相信帕斯卡的赌注，认为信仰上帝，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周末没事就去教堂拜一拜，宁可信其有——万一上帝保佑你考公考上岸了呢！但是，单凭这个实践理由，也不能让你信仰坚定，你还是会将信将疑，于是，我就去搜集证据，经常去参加社区教会活动，牧师们都跟你说上帝是存在的，上帝会保佑我们；你又听到好多教会里的人跟你分享了他们的宗教体验；然后你又去读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又读了安瑟尔谟的《宣讲》，你发现，种种这些证据确实映证了你的信念，于是你就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

这第一个路径，就有点像这个律师的思维。委托人委托我去给他辩护，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委托人给的实在太多了，我相信他是无罪的，这就是出于实践理由。但是，我也不能凭空就给委托人辩护了，我得去查阅卷宗，搜集证据，也就是基于认知理由，找到可靠的事实证据，然后才能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为委托人辩护。

第二种信念管理的路径，是反过来，由认知理由主导，认知理由为实践理由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信念，是必须先有事实证据作为支撑，我们才能选择到底要不要再根据实践理由去相信它。

这什么意思？就是有些对我们有好处的信念，确实太离谱了，自己都骗不了自己去相信，确实有点违反OIC原则。比如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我是一个长相丑陋的人，我确实很难让自己去相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认知理由作为主导的意思，就是认知理由有一票否决权，一个信念如果过不了认知理由这一关，那你就不用谈它到底能不能带来好处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第二种路径是认知理由起主导作用的，认知理由起到了一个为实践理由奠基的作用，用利纳德的话说就是赋能（empower），认知理由赋能了实践理由。

还是拿伴侣关系来举例子。你相信你的老婆很爱你，这是有利于维持你们的关系，维持家庭和谐的，这是对你有好处的信念。而你的老婆目前表现得跟你很亲密，每天等你下班以后给你做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你聊康德、聊黑格尔。虽然你老婆的这些对你很亲密的举动，和她白天趁你上班的时候去隔壁老王家串门是相容的，但是至少她没被你发现，她至少还是在配合表演的，至少她的行动迹象还是为你想要相信她还爱你的信念提供了事实证据的基础了，那你至少还是可以选择放宽心的。

但是，如果你老婆最近的行为迹象，所提供的事实证据，特别异常，比如她开始对你表现得疏远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等你下班以后给你做香喷喷的晚饭，以及吃完晚饭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你聊康德、聊黑格尔了；现在她回家比你都晚了；跟你吃饭的时候，开始把手机屏幕倒扣在桌面上了；当你面收到别人短信，她也不及时回复了；接电话的时候，她也走得远远的了；一上厕所，上的时间也很长了；甚至你发现她的手机通讯录里面把隔壁老王标注为10086了……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你老婆的行为迹象提供的事实证据，都无法为你想要相信她还爱你提供基础了，也就是认知理由都无法为你的实践理由赋能了，你老婆这就是连演都不演了，这也就没法让你硬骗得了自己她还是很爱你的了。

总之，我们说回来，利纳德提供了两条有事实依据地进行信念管理的路径，一条是实践理由主导，认知理由提供验证的手段。另一条路径是，认知理由主导，认知理由为实践理由提供了可能性，认知理由赋能了实践理由。

所以，以利纳德为代表的这个多元主义，就结合了证据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是可以根据实践理进行三观管理的，但管理不是硬骗，而是既讲美好愿景，又讲事实依据的这么一种有理有据的自我PUA。

多元主义说实践理由和认知理由都能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那问题就来了，你多元主义这种“既要又要”的策略，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证据主义和实用主义无须面对的难题：要是两种理由出现了冲突，两种理由把我们往相反的两边拽，那我们听谁的？是采取利纳德提出的第一条路径，是以实践理由为主导？还是第二条路径，以认知理由为主导？当两种理由出现了冲突，两种理由能不能比大小？

证据主义者认为，如果出现了冲突，实践理由就根本没有资格上台，而实用主义者认为，如果出现冲突，认知理由就根本没法上台，而多元主义者既然把两位大神都请上台了，那你就必须面临，如果两者出现了冲突，该听谁的的问题。

比如说之前举的伴侣关系的例子。你到底要不要相信你老婆还爱着你？比如说，你老婆表现得没有特别异常，当然，她可能是演的，也可能确实没有出轨。这时候，她人在厨房洗碗，她手机来信息了，发信人是10086，那你这时候到底是应当走以认知理由为主导的路径，也就是去瞄一眼老婆的手机，从而搜集更多事实证据来确认她是否出轨？还是，走以实践理由为主导的路径？也就是放宽心，只是幸福地沉浸在回味老婆今晚为我做的香喷喷的晚饭。其实问题就卡在，你对侦查伴侣是否忠诚，这个认知理由的需求更高？还是，你对维系家庭幸福和睦，这个实践理由的需求更高？这两者哪个更重要？怎么比大小？

对两种理由怎么比大小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多元主义学者也是议论纷纷，给出了一些回应，这些回应可以分为两派，也就是“比不了派”和“比得了派”。

“比不了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费尔德，他说：就不比了！本来就没法比！我们就没法说，总体上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费尔德认为，要是证据和好处把我们往两边拽，那我们就只能说，好，我从认知上讲，应该相信事实，而从实践上讲，应该相信美好，但是在道理上，不存在一个终极裁决。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瞎选一个，但这就是我的任意选择而已，谈不上应该或不应该，选哪个都是可以的。

当然，除了躺地上做一个“比不了派”，还是有认为认知理与实践理由是比得了的“比得了派”，“比得了派”的代表哲学家是安德鲁·赖斯纳，他就提出过一个模型来比较认知理由和实践理由，有学者把这个模型叫做“门槛-单独决定”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当认知理由和实践理由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单独考量实践理由，但对实践理由的这个考量有一个门槛，如果实践考虑的分量很重，超过了那个门槛，那就应当是以实践理由为主导来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而如果实践考虑的分量没有那么重，也就是没超过那个门槛，那就应该应该以认知理由为主导，用事实证据来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拿之前的抑郁症患者的例子来说，对这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如果他再继续相信世界不会好了，那他就要自杀轻生了。这个时候，实践考虑分量很重，超过了门槛了，那他就应该出于实践理由去相信一切还是会好起来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他应该请个长假，甚至辞掉工作，去马尔代夫旅旅游。

而如果你是一个心理还算健康的人，你只是偶尔才会想想诗和远方，想想什么世界的公平正义等等。你如果看到一些新闻，或者读了一些书，或者就是加班加得多了一些，你于是变得负能量了一些，但你无非也就喟叹一番，顶多回家睡一觉就好了。天晴了，雨停了，感觉自己又行了。那么这个实践上的代价完全没有超过一定的门槛，那你就应该面对事实，正确看待当下和未来的处境。别请假了，马尔代夫的机票退了，明天还是老老实实地去上班吧。

本次“信念管理”研讨会摘要如下：

证据主义

只有认知理由能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实用主义

只有实践理由能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多元主义

认知理由和实践理由都能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对上述言论，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

◆Feldman, Richard (2000). The Ethics of Belie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0 (3):667-695.

◆Kelly, Thomas (2002). The Rationality of Belief and Other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Philosophical Studies 110(2):163-96.

◆Maguire, Barry & Woods, Jack (2020). The Game of Belief. Philosophical Review 129 (2):211-249.

◆Reisner, Andrew (2008). Weighing pragmatic and evidential reasons for belief. Philosophical Studies 138 (1):17 - 27.

◆Reisner, Andrew (2009). The possibility of pragmatic reasons for belief and the wrong kind of reasons proble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45 (2):257 - 272.

◆Rinard, Susanna (2017). No Exception for Belief.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94 (1):121- 143.

◆Rinard, Susanna (2018). Believing for Practical Reasons. Noûs (4):763-784.

◆Singh, Keshav (2021). Evidentialism doesn’t make an exception for belief. Synthese 198 (6):5477-5494.

◆Way, Jonathan (2012). Transmission and the Wrong Kind of Reason. Ethics 122 (3):489-515.

◆Flowerree, A. K. (2020). Evidentialism in ac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7 (11):3409-3426.

欢迎你也同这些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