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官的至暗时刻

01

再次见到南阳淅川“女黑老大”冀廷梅的儿子—毕祺祺法官，已经是几个月后了，此时的毕祺祺同样的阳光，同样的笑容比我还阳光灿烂，老实说，如果遇到这种人生中最黑暗、最绝望、最无助、最迷茫之事，我早就精神崩溃目光呆滞地在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了。一个人心理到底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在一家十几口人都被关进看守所如世界末日般的悲痛之下还能保持一颗对这个世界始终充满着美好与积极向上之心？

这段时间看到毕祺祺为家人的事不得不在网上发声，其中一篇《毕祺祺：我能否为母辩护，请法院给个说法》，文章里面说他为母亲冀廷梅辩护的手续已递交超过一个月，可至今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据说，关于他能否做辩护人，淅川法院也正在等待同是他工作单位的上级法院——南阳中院的答复。他在文章中无奈地呐喊：“我不解，我能不能做我母亲的辩护人，在法律上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吗？”

看了毕祺祺的文章，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身为法官，当自己的亲人遭受不公时，同样无能为力。

同时，我也隐隐替毕祺祺感到担心，担心他所在的法院以及上级部门会找他的麻烦，毕竟，对律师在网上公开发声的做法，不少司法机关深恶痛绝，有人管这种做法叫：炒作案子。这个时候有关部门经常会义正词严地教育律师：要相信法律，相信政府，有问题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反映。可身为法官的毕祺祺竟然亲自上阵公开为母喊冤，有关部门对毕祺祺的行为会不会更深恶痛绝呢？进而会以各种方式对他进行施压？

02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毕祺祺冒着风险走上公开为母喊冤之路？带着疑问，我又开始对他展开一连串的问话。

我：关于为母辩护，这几天看到几篇你在网上发声的文章，你为什么要选择公开发声？

毕祺祺：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我的十几位至亲，是在三年前被带走的。其实在这三年内，我家人的案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证人依法作证难，等等。但哪怕是历经了这么多的艰难险阻，作为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员，我还是一直对于案件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解决抱有很大期望，也一直期待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我家的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理。

自从这个案件去年10月份庭前会议休会之后，我原本也以为这个案件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妥善解决。但是，没想到四个月过去了，案件不仅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通过改变管辖或者检察机关变更起诉等方式解决，反而我们在今年2月12日元宵节当天收到了案件被本就不该具备管辖权的淅川法院分案的消息。这让我非常震惊，也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可能办理我家案件的司法人员并没有像我此前所想象的那样，会去愿意良性地推动和解决案件的问题，他们可能只在考虑如何强推案件的违法庭审。而分案则可能只是他们拆分打散辩护力量的一种工具。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有必要站出来，以辩护人的身份与这种违法分案和违法强推庭审的行为做抗争，为我的母亲等亲人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因此我在今年2月17日向法院递交了辩护手续。但哪怕是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没有进行公开发声。

之所以我从这周开始公开进行发声，是因为从2月17日我递交手续直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南阳中院和淅川法院两级法院竟然就连我的辩护人身份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出答复。并且一方面，面对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迟迟不给出答复，另外一方面却又在上周五直接通知被违法分案的案件要于4月9日开庭。这就再次地给我泼了一大盆冷水，让我丢掉了全部幻想，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要进一步地公开站出来寻求社会公众和上级司法机关的帮助。

我：在网上发声之前，你有没有通过别的途径，比如跟领导见面或者给领导写信、发送信息的方式表达你的诉求？

毕祺祺：有，几乎一切的其他合法途径我都尝试过。比如从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开始，我就通过寄送情况反映信件、发送信息等等方式，要求约见领导、反映我们关于案件的诉求。尤其是在我于2月17日递交了辩护手续之后，我经常抽空向我的上级单位南阳中院的领导表示希望约见的诉求，也向他们表明我认为这个案件完全是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妥善解决、获得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我：你都找过了哪些领导，向他们表达了哪些诉求？他们见过你吗？

毕祺祺：我找过很多很多的领导。比如我非常敬重的南阳中院院长，以及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等。我都是通过向他们发送信息的方式表达我的诉求和约见的愿望。单就常院长来说，我就至少尝试找过他十余次。但是这些上级司法机关的领导，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给过我任何答复，我也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见到他们。

我：你意思是在很无奈且很绝望之下才选择网上发声的？

毕祺祺：是的，非常绝望。我原本以为自己作为系统内的一员，应该能够见到领导反映诉求，哪怕一次都行。但这么多次的约见申请和诉求表达像是石沉大海，让我确实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我一直希望通过沟通解决案件，但却始终没有获得我所期待的沟通机会。我才不得不选择公开发声表达我的诉求。

我：最高院说审判人员要“如我在诉”，你这已经不是“如我在诉”，而是“是我在诉”了。众所周知，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没有亲身经历冤案的法官很反感律师在网上替当事人喊冤，甚至不少法官管所有的公开喊冤都叫“炒作案件”。你手中的案件如果遇到在网上替当事人喊冤的律师，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毕祺祺：我确实曾经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多年。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是我手中的案件遇到当事人或者律师公开喊冤，我的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头疼”，会纠结该如何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

我：你之前会不会觉得网上公开发声的律师很讨厌？

毕祺祺：如果说他们反映的诉求是合法合理的，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并且这种公开也是不得已选择的话，我倒不会觉得讨厌，只会觉得应当更加慎重地处理。

我：你经历过为家人在网上公开发声之后，对家属和律师网上发声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毕祺祺：确实有所改变。首先是我更能理解一些人的无奈了。我慢慢开始发现，可能很多作出公开发声选择的人并不是自身就有多么喜欢公开，而是确实许多渠道途径都试过了，但却没有效果、没有回音，甚至情况越来越糟糕。情急之下，这常常是大家不得已的选择。

其次是，我意识到很多表达合法合理诉求的公开发声，其实并不是说要和办案机关和司法体制产生什么对抗，更多的其实反倒是因为发声的人还相信司法，相信通过公开的方式能够唤起健康力量、领导们的关注，以公开促公正，从而促使案件回归到法律轨道，依法解决。比如去年的六盘水女企业家案、迁西马树山案等等，都是因为公开发声唤起了上级司法机关的关注，最终反而使得案件在法律框架内妥善解决。所以，依法公开发声和国家法治建设，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反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你有女朋友或者成家没有？你家庭的变故对你的工作与生活有没有影响？

毕祺祺：我还没有成家。听说我母亲还在律师会见的时候让律师帮她对我催婚，但我自从家里出了这个大变故后实在是没有精力思考这些事情了。时间上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让我考虑不到个人的生活；心态上，我觉得自己目前过的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的生活，恐怕很难有人能够接受和理解我的这种状态。比如，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想象，我作为法官的工资卡哪怕与案件毫无关系，却到现在还是处于被冻结的状态，这导致我现在的日常生活甚至都要靠其他家人的帮助接济。所以，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别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我。与其让自己因为这种事情烦恼，不如就保持目前的独自一人的状态，会更轻松一些。

我：如果法院死活不同意你为母辩护，并强行将你母亲的案件分案开庭，你打算怎么办？

毕祺祺：现在看来，这很可能就是接下来会出现的局面，因为法院至今没有回复我的辩护手续和申请，并且直接通知4月9日先召开违法分案的庭审。如果法院坚持要这么做，我会尽到我作为儿子、家人的责任，我会坚持要求以辩护人身份参加4月9日的分案庭审，并以一切合法手段与这样的违法庭审作抗争。

我：目前身陷囹圄的这些亲人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挂念、担忧的亲人？

毕祺祺：目前被羁押的这些被告人当中，有我的父亲、母亲、外公、舅公、大舅、小舅、小姨、叔叔，等等，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此前都很照顾我、疼爱我，我都很想念他们。但其中身体状况最差，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外公冀喜全，他今年已经76岁了，身体状态非常差，心脏放了三个支架，去年庭前会议期间还曾晕倒在法庭。辩护人此前也都不止一次申请过对冀喜全取保候审，但法院都没有同意。

我：我看网上有些人说你一家人都成打成黑社会，且你还上网为母喊冤，你在单位应该升迁无望了，你对这事怎么看？

毕祺祺：自从我家人几乎都被带走的那一刻，我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被改写了。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原本就还算是一个埋头工作、不太计较职级上的得失的人。事情发生之后，我生活的重心也都转向了案件上。比起我个人的前途，养育我的至亲们能否尽快获得公正和自由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我：法院违法分案、至今都不同意你为母辩护，你有没有对法律感到很绝望？

毕祺祺：我曾经对面临的困境感到绝望，但我从未对法律感到过绝望。如果我真的对法律绝望，我就不会一次次地希望找到领导沟通，也不会选择公开地就我的合法诉求进行发声。我至今为止的全部选择，其实正是因为我信仰法律，相信法律会给我家的案件一个说法，希望案件回归到法治的轨道解决。

03

与毕祺祺聊完出来时，外面起风变天了，冷风吹过，我禁不住裹住衣领打了一个冷颤。时间已是黄昏，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照在毕祺祺身上，他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孤独且无助。

看着毕祺祺瘦长的孤单无助的背影，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刑事追诉的铁蹄之下，个体的力量是如此的弱小，如果连法官都无法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家人的权益，普通百姓又该如何自保？

我只能默默地祝福毕祺祺，希望他在人生的至暗时刻能挺住，继续阳光，继续对法律的公平公正抱有一丝期待，这种期待或许微弱，但却是支撑许多人在司法长夜中前行的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