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更多的器官供移植，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死亡吗？

目前，医学上死亡的定义有两种：心脏永久停止跳动（循环死亡）或大脑功能完全丧失（脑死亡）。

器官捐献只能在患者被宣告死亡后进行，且移植外科医生在患者死亡前不得与其互动，这是美国及许多国家器官捐献的基础规则。

脑死亡是目前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因为脑死亡患者可通过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血液循环，保持器官健康。然而，脑死亡病例极为罕见。例如，纽约州2000万人口中，每年适合器官移植的脑死亡病例不到500例。

相比之下，循环死亡更为常见，但因血液循环停止，器官常因缺氧受损，不适合移植。数据显示，美国每天约有15人因等待移植而死亡，凸显器官短缺的紧迫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介绍了一种名为常温区域灌注（normothermic regional perfusion）的新技术，用于循环死亡捐献（DCD）。在该流程中，医生在患者心跳停止后，迅速使用机器恢复身体的血液循环，以保护器官功能。

这项技术在欧洲广泛应用，美国也逐渐采用，所得器官质量显著优于传统DCD。然而，该技术引发伦理争议：通过机器恢复心跳，可能让人质疑患者是否真正死亡，因为心脏停止是循环死亡的判定依据。一些医生和伦理学家认为，这似乎否定了死亡宣告的依据。

作者提出，解决这一争议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义脑死亡，将不可逆昏迷但仍有部分脑功能（如简单反射）的患者纳入脑死亡范畴。这样，即便使用常温区域灌注恢复心跳，患者仍被视为法律上的死亡，器官摘取可立即进行，从而避免伦理争议并增加健康器官的供给。文章认为，只要患者事先给予知情同意，这一流程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

文章写道，生命的关键在于意识、记忆、意图等高级脑功能。一旦这些功能不可逆地丧失，个体作为“人”的存在已终止，仅剩的躯体不应被视为活人。因此，将不可逆昏迷患者定义为脑死亡，不仅能增加器官供给，还符合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不过这一提议存在显著漏洞。

扩大脑死亡定义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现行脑死亡标准要求全脑功能完全丧失，包括无自主呼吸和反射，而“不可逆昏迷”可能包括仍有简单脑功能的患者。判定“不可逆”的主观性可能导致误判，尤其在医疗资源紧张或存在经济激励的地区，医生可能因压力或利益过早宣告死亡，增加器官摘取风险。

在实践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2021年，肯塔基州一名美国年轻男子因药物过量被宣告脑死亡，器官移植组织KODA（Kentucky Organ Donor Affiliates, KODA）安排了一名官员监督摘取这名男子的器官以进行移植。

然而，这名男子在进行心导管检查（为器官捐献做准备）时苏醒了，随后开始哭泣和剧烈挣扎。医务人员见状，给他注射了镇静剂和麻痹药物，然后把他送回了重症监护室。不久后，这名患者又一次苏醒，这表明之前认定他脑死亡是误诊了。

尽管该男子已经苏醒了两次，KODA的官员仍然指示对这名活着并且醒过来的男子继续摘取器官。

这位官员声称该男子的动作只是反射反应，因此还是把他推向手术室。这个过程称为“荣誉步道”，员工们会在旁边站立以表达对器官捐赠者的尊重。

可是，这名男子第三次苏醒了。

在手术台上，这名男子完全清醒过来，吓坏了，又哭又挣扎，扯了呼吸管想要跑，最后外科医生取消了手术，把他推回了ICU。KODA的官员试图找到另一位外科医生来摘取器官，但没有医生再愿意进行这个手术。

两周后，这名男子出院，KODA被起诉，目前诉讼仍在进行中。

如果扩大脑死亡定义，也会导致美国的器官黑色产业链蠢蠢欲动。

在美国，人体器官捐献是个巨大的产业，价值数百亿美元。美国C-SPAN电视网记者安妮·切尼（Annie Cheney）对此进行过深入调查。在她的著作《人体经纪人：透视美国的人类器官地下交易市场》中，切尼记述了她对人类器官采购、加工、销售和使用情况的探询过程。

美国政府对器官和可移植组织的采购进行了规范，但对出于科学和教育目的使用人类器官未作规定。切尼写道，根据1968年《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简称UAGA），买卖死者遗体是非法的。但是这一部法律又规定，如果是为了填补由保护、运输、储存和加工尸体而发生的成本，这样做是合法的。

切尼说，“成本”是一个意义极为宽泛、可被人利用的词语，供应者和经纪人想要它是什么意思，它就可以是什么意思。事实也确实如此。

《统一组织捐献法》中的漏洞意味着，骨骼、组织、脏器、关节、四肢、头颅甚至是残缺不全的遗体在市场上都是紧俏商品，研究人员、产品开发者和医生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当时，头颅卖到900美元以上，腿将近1000美元，手、脚和胳膊每个几百美元。全部肢解和掏空后的一具尸体在公开市场上可以卖到将近10,000美元。

这是本世纪初的价格，现在只会翻倍。

对于那些为公司、研究机构、器官银行和其他客户提供材料的“尸体经纪人”来说，利润的动机非常强大。而且这个市场根本没有监管，腐败盛行。

如果扩大了脑死亡定义，在黑色产业链强大利润的驱动下，活摘器官的悲剧肯定会一再上演。

《纽约时报》文章假设患者或家属会在充分知情下同意捐献，但实际中，信息不对称、情绪压力或经济诱导可能导致同意非完全自愿。尤其在重新定义死亡后，家属可能误解“不可逆昏迷”的含义，同意捐献，而医生可能因程序简化忽视充分沟通。

 缺乏严格监管和透明机制，重新定义死亡可能导致伦理底线被突破，助长器官买卖，违背医学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