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我们该不该愤怒？

反愤怒派的代表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认为，我们应当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愤怒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负面情绪。

为什么这么说呢？努斯鲍姆首先对愤怒这种情绪做出了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认为愤怒这种情绪是非理性的，它意味着理性的失控。每次看见人发火时，我们往往会说这人失去理智了。

但是，努斯鲍姆敏锐地指出，愤怒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失控了，其实大脑正在精打细算。愤怒这种情绪包含了判断（Judgments），当你愤怒时，其实是在做判断。

判断什么呢？努斯鲍姆指出，至少包含如下三个要素：

愤怒中的判断

1.重大损害（Significant Damage）

2.责任归属（Blame）

3. 报复的渴望（The Desire for Retribution）

第一，判断是否遭遇到重大损害。例如，如果别人在大街上看了我一眼，我不至于因此感到愤怒；但如果是猛地撞了我一下，我更有可能感到愤怒。

第二，判断责任归属。就是我能不能为造成对我不公的状况找到责任人，简单来说就是遭遇到坏事的时候，能不能找到那个干坏事的坏人，那个加害者是谁。

例如，如果有人开车撞我导致下肢瘫痪，开车的人就是责任人，我就会对他产生愤怒的情绪——「你是想要把我撞死吗！」但如果是一场自然灾害（如地震）导致了残疾，同样我也是受到了重大损害，我尽管会感到难过，但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感到愤怒，因为这事找不到加害者。

第三个因素，也是愤怒中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报复的渴望。我们希望责任人、加害者受苦。正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希望他也遭到报应，比如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这第三个因素报复的渴望才是愤怒的核心。我们感到愤怒，就是渴望对我们造成重大损害的加害者受苦。

一想到加害者依然安然无恙，没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就会感到越来越气愤。比如某人家人被杀害，某人会渴望凶手遭遇意外；比如被恋人背叛，虽然不至于渴望对方失去生命，但心里至少也想抽对方一耳光。这就是愤怒这种情绪的核心：深切地渴望加害者受苦。

正因为这种对加害者的报复心理构成了愤怒的核心，在努斯鲍姆看来，这让愤怒这种情绪显得毫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去报复加害者、让加害者受苦，对于我们过上良好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且会带来坏处。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报复心理会让我们掉入以下两个陷阱：

报复心理的陷阱

1. 荒谬的魔法思维

2. 自恋的地位聚焦

第一，掉入荒谬的魔法思维。我们希望加害者受苦，仿佛这能像魔法一样让我们遭受到的伤害消除。

例如，醉驾司机夺走了某人亲人的生命，某人觉得只要让肇事者受苦，让他去坐牢甚至偿命，正义就能得到伸张，失去的一切就能补偿回来。这在努斯鲍姆看来就是一种魔法思维。因为痛苦本身并不能抵消痛苦，加害者的受苦不能像魔法一样让时光倒流，更不能让逝者复生。通过愤怒施加报复，除了在世界上增加了一份额外的痛苦之外，对修复原有的损害毫无意义。

有人听了可能会觉得不对，认为报复是有用的。例如，有人当众羞辱了我，剥夺了我的尊严，我通过发火来反击，让他也颜面扫地，我不就能把尊严挽回来了吗？

此时努斯鲍姆会说，如果你这样为自己的报复心理辩护，就落入了第二个陷阱——自恋的地位聚焦。

这意味着，你通过报复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就像刚才的例子，别人通过贬低你抬高自己的地位，然后你通过愤怒反击、羞辱对方，从而又把他压下去，又把自己的相对地位抬高了。

可是努斯鲍姆问：这样有意思吗？这种要么你压我一头，要么我压你一头的这种零和博弈有意思吗？这是我们想要的道德生活吗？如果我们把心思自恋地锁死在这种零和博弈的地位之争上，会使生活变得十分丑陋。我们在生活中明明可以去关注那些美好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比如正义、福祉与爱；但因为报复心理作祟，我们整天只关注别人是否针对自己，自己是否要反击以赢回面子。这种对相对地位斤斤计较的生活，实在太丑陋了。

愤怒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努斯鲍姆给出了哲学层面的分析，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做的经验研究也能证实这一点。愤怒会造成什么坏处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愤怒会让人冲动干出毁坏自己长远利益的事情、提高心肌梗死和中风等发病的风险这些众所周知的坏处之外，愤怒还会让人降智。

回想我们的生活中，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因为发火把话说重，从而导致了分手、绝交或合作机会取消，然后懊悔不已。仔细想想，自己发火的时候智商好像完全不在线，说话做事完全不经大脑思考。

愤怒的坏处

1.一些众所周知的坏处

2.愤怒让人降智

3.愤怒使得改变他人适得其反

愤怒也会让自己陷入「被迫害妄想」，从而深陷「受害者情结」，容易将别人模棱两可的行为解读为恶意针对，总感觉别人亏欠自己。

造成精神内耗不说，这种有「受害者情结」的人，是没人愿意和他这种人合作的。

哪怕面对真的对自己有恶意的加害者，我们本着不让自己降智的理由，也尽量不要愤怒，电影《教父》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不要去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愤怒除了会让人降智之外，还有一个坏处大家可能想不到，那就是愤怒可以使得改变他人的效果适得其反。

为什么这个坏处大家想不到呢，通常我们认为发火是为了让做错事的人有所改变。我们试图通过强硬的表态或发火，让对方不再轻视自己，以后能把自己的话当回事，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理解的发火造成的效果。

但是，心理学家Fieke Harinck和Gerben van Kleef在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愤怒的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你越是愤怒，对方越不会认错，反而会触发强烈的“逆火效应”。心理学上的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是指，当你指出别人的错误时，某些情况下别人非但不会认错，反而会加深他对自己错误想法的坚持，这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而愤怒只会强化对方的这种防御机制，导致冲突无限升级。说白了，魔法打败不了魔法。

这一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经验，如果有人对你做了错事，你跟人好好说，人家更容易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改正和补偿。你就好好说：朋友，你可能以为你这么做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是这样这样的，你这么做伤害到了我了，我需要你向我道歉……你这么说别人是容易认错的。结果你偏不，你压不住火，上来就跟人发作：你怎么这么蠢，你怎么这么坏，你怎么不去死……这不就是凭空制造敌人嘛。

真正成就事业的人，是非常善于控制自己想要报复加害者的愤怒情绪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面对白人统治者长期的压迫，曼德拉当然有理由愤怒，他被白人压迫者关押了26年，但是后来南非的种族隔离被打破，曼德拉成为总统以后，他并没有像很多黑人同胞期望的那样，对白人压迫者反过来进行打击报复；相反，他把大量政治资本投入到了和解上：他主动接触旧体制中的白人军政人物，努力消除他们对新南非的恐惧，他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标不是报复，而是推动民族团结与和解。这种胸怀，才是成就大事业的人该有的。

介绍完这些对愤怒的经验性研究和现实的案例，再说回来努斯鲍姆对愤怒的哲学分析。努斯鲍姆之所以对愤怒持否定态度，是因为她认为愤怒是建立在一种向过去看的视角上的，就是想要改变已经发生了事情，也就是希望加害者受苦；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魔法思维，时光它不能倒流。

不过，努斯鲍姆也并非主张我们对坏人坏事视而不见。努斯鲍姆在反对通常的愤怒情绪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愤怒，叫做「变革型愤怒」（Transition-Anger）。这种变革型的愤怒就不是向过去看的，而是前瞻性的，它不是为了改变过去，而是为了改变未来，是让坏人坏事在未来不再发生，它面向的是一种未来的变革，transition，所以叫变革型的愤怒。

也就是说，当你面对坏人坏事，你关注的内容不是「你伤害了我，我要你付出代价！」 而是：「这极其糟糕，这种事决不能再次发生！」。这种愤怒不是真对加害者生气，想要对方受苦，变革型的愤怒不包含报复心理，也不聚焦自己是否地位受损，纯粹就是为了让事情在未来变好，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战术性发火」。像家长对孩子发火，就属于这种战术性发火，这里指的是正常的家长，家长对孩子发火，并不是要报复孩子，渴望孩子受苦啊，家长也并不是觉得孩子不听话感到自己地位受损了，家长对孩子发火，纯粹就是要孩子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

介绍完反愤怒派的看法，最后也说明一下，反愤怒派并不是说，如果你在道理上认同反愤怒派，你就真的能原地做到遇事儿不生气了，因为生气是一种本能，有时候很难克制。反愤怒派要改变的，是我们对愤怒的评价，就是愤怒是没用且有害的。因此当一个朋友劝你遇事莫生气的时候，这个朋友的劝告是合理的，是值得听从的。当然，认识到发火没用且有害，这也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克制愤怒，逐渐让我们的心态调整到遇事不愤怒的状态上。

在了解了反愤怒派的看法后，这时候即将登场的愤怒派坐不住了，如果我们遇到不公正的遭遇，总是忍气吞声不生气的话，那我们还是个活人吗？如果我们需要考虑到后果才敢愤怒的话，我们不就成了机器了么。下面有请愤怒派的代表哲学家斯里尼瓦桑登场。

在愤怒派看来，每当遭遇不公即将发火时，总有人在耳边劝导：「别生气了，生气解决不了问题」「格局大一点，要往前看」等等。这种理客中式的劝导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智，但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憋的一把火不发，是会憋出内伤的。

愤怒派的代表，牛津大学的印度裔哲学家阿米娅·斯里尼瓦桑在2018年的著名论文《愤怒的适宜性》中，精准地戳中了我们这种「憋屈感」的死穴。

斯里尼瓦桑指出，像反愤怒派的努斯鲍姆等劝你「莫生气」的人，其实都偷偷预设了一个极其霸道且功利的前提，那就是他们全都是彻头彻尾的「后果论者」。

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的意思是，反愤怒派评判一种情绪「好不好」，完全看它「有没有用」，比如能不能带来好的后果、能不能改善现状。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发火会把事情搞砸，影响大局。但是，斯里尼瓦桑甩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哲学暴击：那就是难道我们情绪的全部价值，仅仅就在于它是不是一把好用的「工具」吗？难道没用的情绪，就不配存在吗？

今天人们常说“情绪价值”，即情绪本身是有价值的。愤怒作为一种特定的情绪，当然也有它内在的价值。

为了讲清楚情绪本身的价值，斯里尼瓦桑引入了分析哲学中一个关键的概念：「适宜性」（Aptness）。什么是适宜性？举例来说，假设你周末本来打算高兴地去环球影城玩，结果推开窗一看，外面狂风暴雨。于是你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信念：「外面在下暴雨」。这个信念让你极其郁闷，心情糟糕。按照反愤怒派那种只看后果好不好的逻辑：既然相信「下雨」会让你心情变差，那为了保持开心，是不是应该立刻给自己强行洗脑，坚信「外面阳光明媚」呢？这也太荒谬了。

为什么荒谬？因为评估一个「信念」好不好的首要标准，不是它能不能让你开心这种实用价值，而是它是否为真，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世界本来的面目。在哲学上，这被称为认识论的（Epistemic）标准。斯里尼瓦桑指出：情绪和信念一样，也有自己的「认识论」标准。这就是「适宜性」。

当我们说一种情绪是「适宜的」时，是指这种情绪准确地回应了客观世界的某种特征。比如：当你面对一只扑向你的老虎，产生恐惧的情绪是适宜的；当你失去一位挚爱，感到悲伤的情绪是适宜的。同理，愤怒这种情绪的适宜性对象是什么？斯里尼瓦桑指出：愤怒是对「规范性侵犯」（Normative Violation）的准确回应。换言之，当坏人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愤怒就是最具适宜性的回应。

当你在职场被恶意打压，看到社会弱势群体被无情欺凌，或者在世界上遭遇不公正对待时，你内心的愤怒，就像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在高温下飙升一样，它精准地、完美地反映了现实！在斯里尼瓦桑看来，愤怒不仅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它也是一种「情感感知」（Affective Perception）。面对真实的不公而不愤怒，就像在认识论上面对大雨却坚信阳光明媚一样，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扭曲。

愤怒能让我们的情感感知正确地运作，愤怒让我们像一个正常的活人那样能够准确地感知世界，并做出适宜的回应，这才让我们有活人感，而不是像一个NPC工具人那样，非得计算完发火的后果以后才敢战术性发火。所以，当我们遭遇到愤怒的适宜性对象的时候，也就是遭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个活人一样，该发火时就发火。

讲到这里，反愤怒派可能会回应：就算斯里尼瓦桑说得对，愤怒是适宜的、真实的，但反而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更容易在愤怒中伤害自己。高地位的人反而不容易发火，因为他们不容易受害，而且即便受害也有所谓幸福者退让原则，所以高地位者不轻易愤怒。

相反，弱势群体容易愤怒，但弱者的愤怒更容易伤害自己，导致内耗、冲动，甚至干出报复社会的事情，表达愤怒对于弱者无益于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反而更容易葬送他们的前程。我们不说为了社会和谐，即便仅仅是为了弱势群体自身的利益，为了他们更为长远的好结果，我们劝他们放弃愤怒，采取建设性的妥协，这难道错了吗？

面对反愤怒派的这种回应，就要提到斯里尼瓦桑论文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情感不公」（Affective Injustice）。斯里尼瓦桑承认，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从后果上讲，弱势群体表达愤怒确实经常无法带来实际好处，反而可能让自身处境更糟。而这种局面使得一个充满歧视和压迫的社会，不仅仅在财富和权力上剥削了弱势群体，而且在情感表达上对弱势群体也是不公正的，它向弱势的受害者强加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双重绑定」，也就是它逼迫受害者在面对愤怒的时候，需要以下两难选项中，只能选其中一个：

弱势群体面对愤怒的两难选项

选项A：保持理智和谨慎

选项B：坚持你的适宜性

选择选项A，保持理智和谨慎。这意味着你要咽下这口气，面带微笑地去进行「建设性沟通」以换取现实境遇的改善。但代价是：被迫在深夜独自吞咽情感，被剥夺了准确感知和表达情感的权利。

选择选项B，坚持你的适宜性。也就是你忠于事实，适宜地表达出愤怒的情感。但代价是：你伤害了自己，让自己的注意力难以控制地集中在那些伤害你、阻碍你、困扰你的事情上，没办法开展新的生活；你还很可能会被现实社会惩罚，被贴上「愤青」、「暴徒」、「刺头」的标签，你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斯里尼瓦桑指出，当我们要求弱势的受害者「为了顾全大局而别生气」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逼迫他们承担这种两难选择对他们造成的撕裂的痛苦。可是凭什么呢，这种被迫要做出的两难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对弱势者在情感上的不公正。对于高社会地位的特权阶层，他们无须遭遇这种两难选择，因为他们不容易遭遇不公从而成为受害者，即便受害了，他们也并不会真正在乎，而是一笑了之。他们永远不需要面对这种艰难的二选一！特权阶层可以轻松地一边保持情绪稳定，一边享受世界的红利。而弱势的受害者不仅承受了第一重的不义，也就是受害本身，还要承受第二重的不义，也就是他们被社会剥夺了「恰当地感到愤怒」的情感合法权。那在这种双重压迫之下，如果我们在他们遭遇不公的时候，轻描淡写地劝他们一句，「哎呀，别生气了，生气解决不了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双重压迫的同谋者呢？

这就是愤怒派的看法。对待愤怒这种情绪，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关注发火的后果，更要关注情绪本身具有的内在价值。面对不公正对待时，愤怒本身就是一种适宜的情感表达。逼迫受害者为了现实利益而放弃愤怒，就是逼他们承担灵魂撕裂的痛苦，是在施加极其残忍的情感不公。

最后再说明一下，愤怒派并不是要在行动上提倡大家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就要发火，而是要改变我们对愤怒的评价，愤怒这种情感本身是有其内在自身价值的，当我们只考虑到愤怒带来的后果因而劝说一个人说「别生气，生气没用」的时候，这种劝说是不合理的。

介绍完愤怒派的看法，接下来登场的“替代派”首先高度肯定了斯里尼瓦桑提出的「适宜性」的说法，认同愤怒是对遭遇不公的一种准确、适宜的识别。但替代派的质疑是：在准确、适宜地识别出不公之后，我们必须要用愤怒这种情绪来回应吗？难道没有替代方案了吗？接下来，有请替代派的代表哲学家佩塔斯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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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反愤怒派与愤怒派的激烈交锋后，我们似乎被逼入了一个死角。反愤怒派的努斯鲍姆警告：愤怒在现实中毫无用处，所以你要放下。愤怒派的斯里尼瓦桑则呐喊：愤怒是对世界不公的准确镜像！如果为了所谓的好结果而强行掐灭愤怒，你就是在承受情感不公。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做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者」和「做充满敌意的道德感知者」之间二选一吗？此时，替代派的登场为我们提供了破局的思路。

替代派的代表哲学家泰勒·佩塔斯在其论文《适宜性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应当抛弃愤怒》中，首先他肯定了愤怒派的斯里尼瓦桑提出的愤怒的适宜性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愤怒不能只看后果，愤怒这种情绪本身就有内在的情绪价值，也就是适宜性，这是对不公正遭遇的一种准确的情感表达，确实，就像闭上眼睛假装世界很美好是荒谬的，遇到不公就当它没发生当然也是憋屈的。

但是，佩塔斯话锋一转，指出斯里尼瓦桑犯了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她将「对不公的准确评估」与「愤怒」强行绑定在了一起。在心理学和哲学中，愤怒从来不是单一的原子，而是一个「复合症候群」，它由多重因素构成，我们就拿之前努斯鲍姆提过的模型来说，就是当你感到愤怒时，你的内心里其实在评估三个要素，第一，是否遭遇重大损害，第二，是否能找到责任归属，然后第三才是产生了报复加害者的渴望。

愤怒中的判断

1. 重大损害（Significant Damage）

2.责任归属（Blame）

3. 报复的渴望（The Desire for Retribution）

佩塔斯认为斯里尼瓦桑所说的「适宜性」——即对现实不公的准确识别和评估——仅仅存在于前两个因素之中。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对不公的认知评估（是否造成损失以及是谁造成的），但是适宜性并不包含第三个因素，即报复的渴望。

在佩塔斯看来，这种报复的渴望是负面的，应当被剔除。需要注意的是，佩塔斯对报复心理持这种否定态度，并不是像努斯鲍姆说的那样，是基于报复加害者在后果上有副作用；佩塔斯是说，这种报复心理本身就是坏的，无论它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佩塔斯看来，报复心理的实质就是一种敌意，就是单纯地希望世界上另外一个人受苦，这本身就是道德上的恶；加害者如果是出于恶意伤害了我们，如果我们因此也产生了报复的敌意，这是让我们自己受到了双重伤害，不仅是被加害者伤害，而且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败坏了。报复心理也会扰乱我们内在的心灵秩序和自我掌控感，你会被仇恨和厌恶所吞没，并且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丧失自我掌控感，如果我们对加害者感到愤怒，我们是加倍地惩罚了自己。

所以佩塔斯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质问：既然「适宜性」只是愤怒的一部分，为了这一部分的有效成分，我们为什么非要吞下整颗包含着「敌意毒药」的「愤怒药丸」？因此，佩塔斯给出的方案是，我们保留适宜性这个有效成份，也就是保留对不公正的准确识别和评估，但我们不要报复心理这个会产生副作用的成份，不去对加害者感到愤怒。

有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仅仅对不公做出适宜的识别和评估，却不发作、不反击，这难道不还是假装不公没发生，依然令人压抑吗？难道佩塔斯是想让我们做一个冷冰冰的道德判断机器人——仅仅准确地判断出别人欺负了自己，然后就无动于衷了？

并非如此。佩塔斯并没有让我们仅仅停留在道德判断上，这正是其理论被称为「替代派」的原因。人类的情感武器库是极其丰富的，佩塔斯提出，面对不公，我们在适宜地评估出不公以后，完全可以用一些替代性情感来替代报复的渴望。佩塔斯列举了一些替代情感，当然这些替代情感可以选其中一个合适的，也可以多个并用：

愤怒的替代情感

1. 对受害者的同情

2. 对加害者道德上的失望

3. 坚定的决心

第一是对受害者的同情。 你不必将心理能量集中在「对加害者有多生气」上。如果受害者不是自己，你完全可以将情感重心转向受害者的痛苦本身。此时，你的主要情绪不再是敌意，而是同情、怜悯、关切，以及帮助受害者恢复伤痛的意愿。例如，朋友遭遇伴侣背叛而消沉时，你不需要带着朋友一起咒骂背叛者，而是给予同情、安慰和鼓励，帮助他重新振作。

第二是对加害者道德上的失望。 假设遭受背叛的是你自己，此时要做的并不是怨恨伴侣，在脑海中反复回放报复的画面，因被玩弄情感而越想越气。相反，你可以对伴侣感到失望：曾经深爱却换来背叛，因此感到失望并收回情感。注意，此时你并不怨恨对方，而是将对方从情感上寄予厚望的人，降级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人不会去怨恨一个路人，你要做的，只是果断潇洒地离开。

第三种替代性情感是坚定的决心。面对不公，你毅然决然从过去走出去，你致力于改变现状，让错事不再发生。曼德拉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你被你伴侣背叛了，你要做的，就是下决心改善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吸取教训，你相信通过自己在未来积极的行动和改变，会遇到更好的爱情。

这就是替代派的方案，佩塔斯在论文中指出：「这些替代模式能够产生愤怒的好处，同时规避愤怒的有害影响。」

“这些替代模式能够产生愤怒的好处（即准确识别不义），同时规避愤怒的有害影响。” 

——《适宜性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应当抛弃愤怒》

这意味着，通过替代情感，我们实现了完美的平衡：既保留了斯里尼瓦桑所珍视的「对现实不公的清醒认知」，我们也没有陷入对不公的麻木；又彻底过滤掉了努斯鲍姆所警惕的「报复的敌意」。这可以说是一种融合了前两派观点的方案。介绍完三个派别对愤怒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探讨的会议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