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一趟印度之行,让她脑子里长了38个寄生虫
英国广播公司7月1日刊发报道:《一趟印度之行,让她脑子里长了38个寄生虫》。记者妮古拉·布莱恩(Nicola Bryan),主角叫洛里·登曼(Lowri Denman),42岁,住在威尔士的卡马森(Carmarthen),在媒体行业工作。
2010年的一天,洛里在一家餐厅上厕所。
她在马桶里看到一条虫。
一米长。
"看上去恶心极了,像透明胶带,上面还有一道道的棱。"她对BBC说。
这是噩梦的第一个信号。但当时没人看懂。
她去看了家庭医生(GP),做了大便化验。结果正常。人也没什么不舒服。她把虫冲进马桶,日子照旧。
她不知道,真正的麻烦不在肠子里,在脑子里。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往前推三年,推到一个卫生条件与英国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地方。
2007年,洛里在印度背包旅行了三个月。
旅行照片里,湖边、棕榈树、她和当地人挤在台阶上大笑。她说那趟旅行"棒极了",至今仍然怀念印度的风景、食物和人。
洛里在印度拍摄的照片
出发前,她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全程不吃肉,好躲开食物中毒。
但她的主治医生、传染病与微生物学顾问医师布伦丹·希利(Dr Brendan Healy)判断,感染就发生在这趟旅途中。而问题恰恰出在一次不经意吃下的、混了猪肉的东西里。
在印度躲肉躲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没躲过。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联合监测项目统计,印度是全世界露天排便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高峰时期,约有六亿人没有像样的厕所可用,直接在田野、河边、铁道旁如厕。这个数字,接近当时印度总人口的一半。
六亿人。相当于把整个欧盟的人口,全部算作没有厕所。
露天排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的粪便,大量地、日常地进入环境——进入土壤,进入河流,进入灌溉庄稼的水,最终又通过食物和饮水,回到另一个人的肚子里。这条路,卫生学上有个专门术语,叫"粪—口途径"(fecal-oral route)"。
而绦虫卵,正是沿着这条路旅行的。
一个外来的旅行者,走在这样的环境里,防得住看得见的肉,防不住看不见的卵。
大脑里长虫,不是因为吃了没熟的猪肉——至少不是直接因为它。
猪带绦虫(Taenia solium)在人体内会闹两种病。
第一种叫绦虫病。你吃了带活幼虫、没熟透的猪肉,幼虫在肠子里长成成虫,几米长,赖在肠道里。洛里在马桶里看到的那条一米长的"胶带",就是它。
第二种则更可怕,直接致命。
绦虫成虫在肠道里产卵,随粪便排出。如果这些虫卵被人重新吃进肚子——经由被污染的食物、水,或者一双没洗干净的手——卵在体内孵化,幼虫穿破肠壁,钻进血流,被带到全身:肌肉、眼睛,还有脑子。在那里,它们结成一个个囊。
这第二种病,从头到尾,靠的就是粪便里的虫卵重新进嘴。
而"六亿人露天排便"这样的环境,恰恰把这条链条铺得又宽又顺。
粪便污染水,水污染菜,脏手拿食物,一环扣一环。在印度、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些地方,猪带绦虫因此成了地方病;神经囊尾蚴病(neurocysticercosis),也因此成了当地成年人后天性癫痫最主要的可预防病因之一。
洛里躲了肉,却躲不开水,躲不开手,躲不开一整片被粪便污染的环境。这不是她运气差,这就是印度这片土地的底色。
回到英国。2010年那条虫被冲进马桶后,一年,头痛来了。剧烈的、说不清缘由的头痛。
2011年,她第一次癫痫发作。
"我突然发现自己话都说不利索了,"她回忆,"再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在救护车上了。我当时就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住院。CAT扫描。核磁共振(MRI)。然后医生让她来听结果。
"医生让我坐下,说:'好,我们看了你的片子,在你脑子里发现了38个寄生虫。'"
"我和我妈当场下巴都掉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开始,医生怀疑是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一种通过接触被感染的猫粪传播的病。
在英国,医生的第一反应里根本没有猪带绦虫这个选项。转折点,是洛里的母亲问了一句:会不会和一年前那条虫有关?
顺着这条线查下去,诊断终于落地:神经囊尾蚴病。她脑子里的38个"东西",是猪带绦虫的幼虫,在印度的水土里悄悄种下,三年后才在威尔士开花。
好了三年,又塌下去
住院两周,抗寄生虫药加类固醇。有一阵子,看着像是治好了。
之后是几年好日子。她和姐姐去了新西兰,搬到布里斯托(Bristol),上马戏课,还跑了半程马拉松。
然后,她在公司晕倒了。
扫描显示,她脑子里那些虫子周围,肿起了大片水肿。囊虫活着的时候,人体还能勉强共处;一旦它们死亡,免疫系统扑上去清理,脑组织随之肿胀发炎。很多人真正的重病,恰恰从虫子"死"的那一刻开始。
她意识混乱,身体发麻、刺痛。她辞了工作,搬回卡马森,和父亲住。
类固醇改变了她的样貌。然后,精神也垮了。
"偏执和精神病症状开始发作……严重的焦虑,惊恐发作。"她在神经精神科医院住了六个星期。
"我整个人往下坠得很厉害,"她说,"我的家人快被吓疯了。朋友来看我,看到的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我。"
来看她的人里,有认识了二十年的老友妮古拉·布朗(Nicola Brown)。一个月没见,妮古拉被震住了。
"我走进病房,她基本上像个小孩子,"妮古拉说,"在地上爬,躲到窗帘后面,坐在她爸腿上,像个五岁的孩子。"
那次探视结束时,洛里冲她骂了脏话,让她再也别来。事后又发来一条短信,大意是:"谢谢你来看我。你今晚会在新闻上看到我。警察在抓我。"
"我只记得当时想,'这就是现在的洛里了吗?我们还能再见到那个我们认识的洛里吗?'"
希利医生说,洛里是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只会遇到一次"的病人。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例,病程拖了这么多、这么多年。"
她的病例,被英国和美国的多位顶尖专家拿去讨论过。
"我这辈子不指望再见到第二例了——全国有很多传染病顾问医师,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例。这病就是这么罕见。"
这病在英国罕见,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难得,而是因为英国有干净的水、严格的猪肉检疫、家家户户的抽水马桶。它稀奇,只是相对于印度。把同一种虫,放回它来的那片土地,它一点都不稀奇——它是那里几亿人共享的日常风险。
多年折腾之后,洛里脑子里的虫,如今已经钙化了。
"我没做过手术把它们取出来,"她说,"听说它们就是会慢慢死掉、钙化。到现在,它们已经钙化了。"
希利医生说,洛里接受的治疗"杀死了所有的卵,现在看起来,总算是熬过来了"。
她从2017年起再没发过癫痫。但抗癫痫药,得吃一辈子。
出院后她还"状态很糟",在卡马森读了个艺术预科,2018年搬回卡迪夫(Cardiff),又读了室内设计学位。2022年,她重新回去工作。
现在,她住在卡迪夫,健康、结实,戴着墨镜,涂着鲜亮口红笑。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角是什么,"她说,"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健康、有力气,我从不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
她想让这场噩梦有点意义,把这种病讲给更多人听。
去印度,怎么小心也不为过。别信"不吃肉就没事"这类自我安慰——洛里躲了三个月肉,照样中招。真正管用的是最笨的几条:只喝烧开或密封瓶装的水,连刷牙漱口都别用生水;饭前认真洗手;路边生冷食物、切好的水果、加冰的饮料,一律绕开。
多一分谨慎,少一场十几年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