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几点史实的澄清——“答杨乐院士”读后

有感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科技界、数学领域日新月异的成就，2018 年 11 月，我撰写了一篇短文“数学会点滴纪事——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见《数学文化》2019 年 10 卷 1 期 pp.117-118），以誌纪念。其中，针对《数学文化》2018 年 9 卷 3 期上发表的“张恭庆访谈录”（下面简称“访谈录”）文中的一些说法，根据客观事实复原了事情当时的真实过程。原以为事情到此即告一段落，不料拙文尚未发表，张恭庆院士已经阅读，并写了文章“答杨乐院士”（下面简称“张文”，见《数学文化》2019 年 10 卷 1 期，p.119）。捧读之下深感诧异。

按说，以我们这个年纪和经历，对于学界一般的争论已经不会热心。但面对当下口述历史的某些乱象，一些对史实的随意描述，既是对前人的不敬，又会误导后人，形成不该有的疑案。事实终究是事实，我觉得有必要做出澄清。

一、关于数学会理事长由中科院数学所和北京大学两家单位人选轮流担任的问题

张院士在“访谈录”提到，杨乐建议此后理事长由中科院数学所和北大两家轮流担任，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听说有人有意见，我（张恭庆院士）相信年轻一辈数学会的负责人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张文”则称，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两家单位人选轮流担任数学会理事长）增添了数学会的活力，促进了数学界在科学院和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访谈录”与“张文”相隔仅数月，但两种说法大相径庭，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推选数学会理事长是遵循学会章程的一个审慎、科学、公正的过程，在 1995 年我主持的数学会常务理事会仅确定了第七届领导候选人，但我从未提出以后由中科院数学所和北京大学两家单位人选轮流担任理事长的建议，任何正常的常务理事会与理事长都知道不应该，也无权提出这样的建议。

二、关于程民德先生在换届工作中作用的问题

“张文”提到，1995 年数学会理事会第六、七届换届，程民德先生做张恭庆院士工作时，解释：是杨乐建议今后理事长由中科院数学所和北大两家轮流担任。

我再次澄清，从未提出过类似建议。

程先生在 1987 年数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交班后，到 1995 年，已经脱离数学会领导岗位两届、八年之久。程先生这时已是耄耋之年，身体状况欠佳，听力严重退化。在整个九十年代，我从未与程先生讨论、咨询过数学会的人事问题。

根据数学会章程，理事长的推选需要经过推荐、讨论、协商，确定候选人的过程，而“张文”中刻意强调前任理事长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我担任数学会理事长（第六届）期间，有关数学会的事务，都是在常务理事会上组织讨论，我承担召集人的角色。在 1995 年退出数学会理事岗位后，更未涉及过数学会人事的讨论。所谓“杨乐建议”纯属空穴来风。

三、 关于吴文俊先生未连任理事长问题

“张文”提到，历史已经写明，吴先生是中国数学会第一位能连任但不连任的理事长。

事实上，“张文”也承认，1983 年通过的中国数学会章程规定“理事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但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这是数学会武汉会议做出的规定。1987 年推选第五届数学会理事时，齐民友、谷超豪、王梓坤、林建祥、龚昇、陈景润、潘承洞、张恭庆、姜伯驹、杨乐等人，因为是 1978 年当选的理事，这时已经连任两届，虽然尚在壮年，但都遵守会章规定，不再继续担任第五届数学会理事。

1978 年数学会成都会议上，吴文俊先生被推选为理事，并在次年初的杭州会议上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 年武汉会议上，吴先生连任理事，并担任理事长。到 1987 年，按会章规定，吴先生已经不能继续担任理事，自然也谈不上担任理事中推选出的理事长了。

因此，“张文”的提法于历史事实不符。

我在一些场合都曾经提到过吴文俊先生在数学会担任理事长时，对“不能连任理事长”建议的态度及做法。真正的事实经过才能凸显一个人的率真性格与诚挚品德，而不是一味的“神化”。把一个人“神化”和“妖魔化”一样，常常是另有所图。

四、 关于中科院数学所的提法

“张文”中提出，“访谈录”所指中科院数学所涵盖中国科学院四家从事数学研究的单位，认为我的说明是小题大做。

我只是本着数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明确一下当时中科院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计算数学所是四家独立单位，这里不做更多解释。

以上澄清均是根据历史事实做出，没有更多的针对性。我再次重申：历史是一面镜子，有关中国数学会以及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必须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在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审慎对待。我们应该总结以往经验，汲取历史教训，使学术发展与学会工作有着更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