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挣钱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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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歇斯底里的姐姐杜拉开始，到这里我认识了一位知书达理、心平气和的姐姐——洛莉·戈特利布。我一直对心理咨询很好奇，看心理自助书，却从来没想过真的去做一次心理咨询。看完洛莉的书，我算是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想去见心理医生。洛莉说，来访者来做咨询，我就是听他讲自己的故事，我要听出来这个故事的言外之意，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在责怪谁？讲述者是在推进，还是在兜圈子？如果故事中的其他角色能讲述他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他们会说什么？这样说来，心理医生的工作跟作家有点儿像，我的故事素材还是留给我自己处理比较好。

美国心理学家埃文·波斯特写过一本书叫《故事疗愈》，他以小说为范例，提供了一种心理医生的思维框架。书中说，运用不同寻常的敏锐感受去体验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是小说家和治疗师的基本任务，心理医生跟来访者谈话，来访者说的哪些东西需要你特别处理，这就需要医生的敏锐。心理治疗中发展出来的故事线索是心理医生和来访者共同创作的，他们是联合作者。亨利·詹姆斯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说 “他看到的人物会立即呈现出他们所有的特征。他们具备的内在与外在的种种标志，每个优点和缺点，每一项长处和短处，每个爱好和习惯，他们嗓音的音色，眼睛里流露出的表情，他们的面容和肢体的小动作，他们衣服上的纽扣、他们盘子里的食物，他们兜里的钱，他们房子的家具和他们心中的秘密。这一切都使他感兴趣，这一幅幅画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关联性。”

埃文·波斯特引用这段话的意思是，每个诊疗室都坐着一个巴尔扎克。他还引用了另一个小说家的说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将我的人生理解成一系列情绪饱满的事件，所有的事情都被记忆串连起来了。一件事只是人生戏剧的一个瞬间，当事情发生时，我们会觉察到。这份觉察及觉察的强度，决定着我们的人生仅仅是勉强被感知的一种存在，还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不必为了强化人生体验而去识别充满戏剧性的每个瞬间，但要认识到自己才是这些戏剧的主角。”

我看洛莉的《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总觉得作者在叙述中不断给自己加戏。科辛斯基这句话，说明了我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时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戏，时时感觉自己是这些戏剧的主角，这种觉察也许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治愈方法，也许是精神分裂的一种症状。回到拉康所分析的法国女人玛格丽特，她大概把自己的人生理解成了一系列情绪饱满的事件，这出人生戏剧互相冲突，变得越来越破碎，让她自己越来越困惑。她有妄想症，有不符合现实的坚定信念，有幻觉，能看到、听到或感受不存在的东西，她的思想和言语有些混乱，但她也写出了自己的小说。等她症状严重之后，她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人生故事。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才能治愈。

有研究表明，许多人重大且记忆深刻的事件发生在15岁至30岁之间，特别是20岁至24岁之间。我们可能大学毕业了，可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可能开始或结束了一段浪漫关系。这些事件成为我们生活故事的核心，决定了我们未来几十年的身份认同。然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那个阶段遭遇了深刻的破坏，他们的角色感出了问题，他们和周围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的故事变形了——比如，觉察到自己被上帝监视或者被上帝选中要拯救世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故事被听到，精神科医生要看到这种情况背后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人，而不是症状的集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生活故事有助于我们定义和沟通我们的身份，故事的意义、叙事结构、救赎的动机和情感主题，这些叙事的维度和心理健康交织在一起。

埃文·波斯特说，小说家经常会刻画被许多人忽略的体验，他引用《嘉莉妹妹》一书的开头——“当嘉洛林·米贝登上下午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时，她的全部行装包括一个小箱子、一个廉价的仿鳄鱼皮挎包、一小纸盒午餐和装着她车票的一个黄皮弹簧钱包，钱包里装着一张写着她姐姐地址的小纸条和四块钱。那是1889年的8月，她才18岁，聪明、胆怯，由于无知和年轻，充满着种种幻想，尽管她在离家时依依不舍，家乡可没有什么好处让她难以割舍。母亲和她吻别时，她不禁热泪盈眶。火车咔嚓咔嚓驶过她父亲上班的面粉厂时，她喉咙又一阵哽咽。而当她熟悉的绿色村庄在车窗外向后退去时，她发出了一声叹息。不过，把她和故乡与少女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那一缕缕细丝，却永久地割断了。” 埃文·波斯特强调，这段描述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引向“永久地割断”这个高潮体验。心理医生要重视细节，才能点燃一个人一生中的种种体验。

波斯特说，心理医生就像是小说的读者，他在接收来访者讲述的人生故事，他要适时引导，鼓励，他要识别出好故事的三条特性——条理性，指向性和可承受性。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体验的碎片，对有些人来说，这些碎片挺和谐的，对有些人来说，这些碎片代表着分裂的人格，治疗师要把矛盾的地方统合起来，这些碎片就可以作为复杂人性的有效组成部分被体验，这是条理性。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治疗师和来访者都有必要去感受他们正在推进的方向，要看到一步步的进展，这就是指向性。还有一个特点叫可承受性，某些来访者深陷于痛苦中，生活中其他方面被遮盖了，比如幽默，兴趣的多样性，冒险感和神秘感，爱，这些元素在生活中都看不到，就像一本小说除了痛苦就是痛苦，心理医生要找到可能性的曙光，要有富于幽默感的观察，要让故事逐渐展开。

波斯特说，像小说家一样，心理医生也在寻求故事的“转变点”，我们都生活在此刻与下一刻的转折点上，正是通过“转变”，人们才能保持活力，我们的人生故事才能不断发展，心理医生和小说家都致力于识别和强化这些转变。《故事疗愈》这本书中也提到了戏剧表演和心理咨询的相似性，比如一位演员在准备自己的角色时说，“要挖掘，挖掘。找出相关人物更多的内容，他吃什么？穿什么样的裤子？喝什么？担心什么？你把自己听到的对话，看到街上走过的行人，可能适合这个角色的任何东西，都往上面添加。” 演员还会说，“一出戏应该带着主人公经历一系列体验，这些体验通向结局的高潮时刻，当他学到了一些东西之后，会发现自己身上一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观众必须感觉并且看见这位主角变得越来越明智。”

看到主角越来越明智，这的确是我阅读心理自助书的期待。我喜欢看心理医生讲病例，因为心理医生讲述病例时，就是在使用最基本的一个小说技巧，描述。话说回来，一个来访者去看心理医生，他张嘴要说点儿什么的时候也是在描述。小说家E.L.多克特罗说，“描述是与大脑的日常运作最接近的艺术，人们通过一连串的想法、冲突、隐喻和寓意，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人们在描述的自信中思考和判断：任何年纪的人都能够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每个人始终在创作，我们每个人的体验都是自己内在的持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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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花了好几个晚上看了一个电影叫《驾驶我的车》，这个电影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实则跟村上春树的小说没太大关系，剧中主角是一位戏剧导演，要执导《万尼亚舅舅》，剧中大量台词都来自契诃夫《万尼亚舅舅》。我之所以要用好几个晚上来看，就是中间总要停下来，去看契诃夫的剧本，结果这个电影看完，我顺便把契诃夫的几个剧本也读完了。

就像《驾驶我的车》中那位郁闷的导演和郁闷的司机一样，万尼亚舅舅、索尼娅还有《三姐妹》中的三姐妹乃至《海鸥》及《樱桃园》中的几位人物，他们都为生活所困。他们有很多台词都在说，生活出问题了，我很愁苦，未来的人们知道我为何愁哭吗？生活施加给我的折磨，后世的人们能避免吗？契诃夫意识到“普通生活距离理想生活是多么遥远”，我们，或者那些俄国乡下人，面对着一个粗鄙的世界，它平凡、苍白、庸俗，我们，或者那些俄国乡下人，都缺乏野心和英雄气概，也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歇斯底里，但大家都在回应陀爷那个问题：没有上帝，我们该如何生活。关于这个问题，你可参阅《虚无时代》中对契诃夫的分析——“契诃夫有助于开启在尼采身后发生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回响于整个20世纪，他对哲学的宗教的或社会学的问题并不是太感兴趣，他更关注道德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句话太大了，我得收敛一下。心理医生做咨询的时候，也不会跟你谈天道无亲的自然定律和不公平的社会机制，他只会说，你出问题了，掏钱吧老太太做一个疗程吧。我要给这篇过于混杂的读书笔记做一个总结了，我还是谈我真正明白的东西吧。

十多年前，有一个妇女叫米亚，住在耶路撒冷，她刚离婚，心里有很多问题。她住的地方距离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圣地都不远，步行即可到达，但她没去圣墓教堂或者阿克萨清真寺，而是走进了一家书店，她发现了阿兰·德波顿的一本书，《爱的艺术》。这个选择可能是大多数现代人的选择，我们有问题时，不大会求助于宗教，我们更愿意从书本上找帮助。我们也不太可能寻根溯源的去读书，比如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起，看看到底是谁说“上帝死了”。这个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太长了，我们找点儿急学现用的东西吧。《爱的艺术》让米亚走出了困境。米亚在2021年写了一篇文章，她说，要感谢德波顿的书和他的“生活学院”，德波顿让我学会了生活的智慧。

阿兰·德波顿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在伊顿和剑桥读书，而后到哈佛大学攻读法国哲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放弃了。他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拥抱似水年华》，这本书是讲解普鲁斯特的，他把普鲁斯特的作品放在一个更简便的语境中——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如何从恋爱中获得快乐？普鲁斯特如何看待约会？慢慢约会先不要上床是很有好处的等等。2000年，他又出了《哲学的慰藉》，他引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和叔本华，来回答困扰我们的问题——你不受欢迎怎么办？缺钱怎么办？德波顿在剑桥读书时，就喜欢摘抄，毕业时积攒了好几十本读书笔记，他把艰深的哲学家和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变成生活智慧的指导手册，他讲身份的焦虑，讲艺术带给我们的安慰，讲旅行的意义。到2008年，他在伦敦成立了一所“生活学院”，真的是一所学院，有教员，花140英镑可以参加一天的课程，用哲学及文学来让自己应对生活的挑战。他的学院出了好几本书，《小说药丸》《控制情绪的方法》及《如何保持健康》等等，你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生活学院”的频道，听到阿兰·德波顿的演讲，他说，学校没能教会你怎么生活，我来教你。简单来说，他的诀窍是把那些厚重的文化变得轻薄，兑水变成鸡汤，更便于服用。

我说这些话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我是阿兰·德波顿的忠实读者，我写《文学体验三十讲》，其手段跟阿兰·德波顿差不多。真正的知识分子看不上这些东西。2013年，《新共和》杂志发表过一篇短文叫“如何成为一个伪知识分子”，开头就说，阿兰·德波顿成为中产阶级的心理自助导师，如果你没事儿喜欢看《卫报》，喜欢像吃巧克力豆那样轻巧地思考一下道德问题，关注布克奖的短名单并且是一个有自我提升冲动的知识分子，那你肯定会选阿兰·德波顿这样一个能讲英语法语德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当你的生活教练，而不是选那个白手起家的大忽悠演说家托尼·罗宾斯或者电视明星奥普拉来指导你的人生。引申一下，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心理自助导师，有的人觉得洛莉·戈特利布就很好了，有的人觉得欧文·亚隆才合格，也有人觉得李老师连老师更符合国情。对我来说，对耶路撒冷的那位米亚来说，阿兰·德波顿挺合适。

阿兰·德波顿有过一个访谈，他说，哲学家应该向流行歌曲学习，在1960年代，流行歌曲控制了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歌星是大祭司，向听众传达他的信息，哲学家是陈腐的，流行歌曲是让人欢欣的。其实，我们的思想结构没那么复杂，我们不要被学问所束缚，我们的情感需要被鼓励，我们感到孤独时，要被安慰，要被告知一些美丽和振奋的事情。流行歌曲只有几分钟，流行歌曲经得起重复，每天在你耳边响起，哲学传播就应该如此，轻巧而重复。

阿兰·德波顿说的话也没啥不对，哲学传播应该向流行歌曲学习，向脱口秀学习，向综艺学习。不论你是刑法教授还是治西方思想史的学者，你站到综艺舞台上才有更大的影响力，你被当成人生导师才会被更广泛的传播。你必须成为“俗世的牧师”，人们才会经由你的布道，听到玄妙的语句——你们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弗洛伊德成为一代开山鼻祖，是创立了一个学派，阿兰·德波顿搞一个“生活学院”，是一个创业项目。据说，心理治疗的流派有四百个左右——催眠、行为主义疗法、格式塔治疗、小组治疗、自我肯定、心理融合疗法等等，我们这两年也见识过“家排”和“正念”，

这些都是生意，是庞大产业中的一个个创业项目，这么多流派这么多导师，说明“俗世牧师”有巨大的市场缺口。我们为自己选定一个“心理自助导师”的时候，不妨也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看，他处在这个庞大产业的哪一个位置。

有小说家抱怨，心理学和医学抢走了小说的生意，比如说，你原来感到有点儿孤独，想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你可能要读点儿哲学读点儿文学，和人聊聊精神上的困惑，可精神生活的这点儿空间现在变得狭小了，比如你认定自己有点儿抑郁，你不再读契诃夫了，你去北医六院挂号了。等你从医院抓点儿药回来，也不会再花钱买一本尼采或者阿兰·德波顿了，那我们就别在这儿聊哲学文学了，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这可能是我仅有的一点儿抱怨吧，文学的空间被医生抢走了。故事必须有疗效才有价值。

某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好像是一位心理学家说的，他说，90%的心理问题，都能够用钱来解决。我没有考证过其出处，管它谁说的，这句话挺好，是心理学家少有的实话之一。我们的存在是要对付各种痛苦，金钱真的能帮助我们缓解很多痛苦。

我还是讲三个跟钱有关的小故事吧。

其一，法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说，在拉康生命最后的十年，他又奢侈又吝啬，喜欢收藏金条，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拉康平均每小时接待十个病人，每次治疗时间只有几分钟，他就这样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个月工作二十天，死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大富翁。拉康自己也承认：“我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人们想要的成功，随着供给，我创造了需求。”

拉康成名之后，也曾访问美国。他以为自己的名气很大，提出要参观大都会歌剧院，要有VIP待遇。他的随行人员知道拉康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于是打电话给歌剧院说，萨特先生要来参观，由于萨特先生的怪癖，你们接待他的时候最好不要称呼他的名字。

其二，弗洛伊德有一个外甥叫理查德•伯尼斯，他号称是美国公共关系第一人，1923年写了一本书叫《公共舆论的形成》，他服务的客户有宝洁公司、英美烟草、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等等。伯尼斯见客户的时候，很愿意聊聊他的舅舅弗洛伊德，他把自己说成是大公司的精神分析师，帮助大公司解决问题。他说，我了解群众的心理机制，群众受非理性的欲望驱动，如果大公司能把个人的本能加以利用和引导，就会有惊人的经济利益。一个乌托邦社会，就是群众的思想和品味被精英塑造，群众被暗示该去追求什么。

伯尼斯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时候，做了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在1929年纽约复活节游行的队伍里，安排了一个抽烟的女性方阵，方阵里的女人都拿着一支烟，款款地走在纽约街上。在这个案例之前，伯尼斯专门拜访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跟他说，香烟是女性的“自由火炬”，女性欲望在现代世界中是被压制的，她们要举起火炬来反抗。伯尼斯的这个策划非常成功，好多报纸都报道了吸烟女性参加复活节游行。

伯尼斯为了英美烟草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传播瘦女孩吸烟的照片，让女性把瘦和吸烟联系在一起，想减肥就要抽烟。第二件事，英美烟草的“好运”香烟是红绿包装，市场调查显示女性不喜欢绿色，伯尼斯鼓动美国名媛举办绿色舞会，参加舞会的人必须穿带有绿色的衣服，舞会上有募捐，善款捐给慈善事业，伯尼斯将绿色跟慈善联系起来，改变了女性对绿色的印象。在伯尼斯开始塑造女性与香烟的特殊关系之初，吸烟女性在美国不过3%，在他鼓动之下，吸烟女性比例涨到了5%。你要说所有吸烟的女性都是被伯尼斯蛊惑的，那显然高估了他的影响力。但伯尼斯的确是第一个把吸烟与独立女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伯奈斯激励广告从业者去研究“激励”和“深度操纵”，引导消费者的无意识欲望。1957年，一位市场研究员发布报告说，在一部电影里出现“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乐”的镜头，会增加爆米花和可口可乐的销售，这就是“广告植入”的开始。伯尼斯1891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104岁。有一位英国导演，以伯尼斯为主角拍了一个纪录片叫《自我的世纪》，弗洛伊德有无数信徒，他的外甥伯尼斯是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个。

其三，伯尼斯的后继者不乏其人。有两位心理学家最近发表文章说，广告商正在研究怎么侵入消费者的睡眠，把产品放到我们的梦中。古希腊人，生病了会到神庙里睡一觉，印度人有什么不舒服，也喜欢去神庙里睡觉，希望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这两位心理学家在研制一种可穿戴设备，用三个睡眠传感器与计算机或智能手机配对，提示用户在梦中思考一个特定主题，起初他们的目的是理解心理治疗与梦的关系，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总会做噩梦，那么心理学家该怎么干涉患者的梦。但Coors啤酒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两位心理学家中的一个，业余时间也会写小说，他的一篇科幻作品叫《守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