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毕竟浩渺

贡布里希写过一本《艺术的故事》，行销全球数百万册。贡布里希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的藏书捐给了中国美术学院，美院图书馆设立了一间“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我一直想去那里看看。2025年12月12日，我到了中国美院南山校区，就在西湖边上，隔着马路就是柳浪闻莺。图书馆的曾四凯老师带我们参观图书室，我看到贡布里希用过的打字机，还有他的藏书，有两本书印象深刻，一本叫《奇怪的岛屿》，是欧洲人写的英格兰游记，另一本书是《占星术与炼金术：两项古老的科学》。

图书室门口有一书柜，有柜门，上着锁，曾四凯老师介绍说，这是《艺术的故事》中文译者范景中教授捐赠的书，隔着柜门，能看到精美的函套，每本书都附带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书名以及出版年代，有1493年的书，有1797年的书，曾老师打开书柜，我们戴上白手套，捧出来几本书，最古老的是1493年的《菲莱尔佛书简》，已经有一些黄色霉斑，一行行拉丁文，看不懂写的是什么，那是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普及的时期。再打开1628年的《象征的图像》，这本书品相良好，左手页是文字，右手页是插图，画的是“建筑之神”，“地理之神”，“数学之神”等等，每门学科都画一个女神以及象征该学科的道具，比如“地理之神”脚下是地球仪及测量工具。

接下来看1667年的《中国图说》，依旧是拉丁文，有插图，翻了没几页，就看见一张熟悉的图像，那是两个人的立像，左边的人穿儒生的衣服，右边的人穿官服，两个人都是西洋面孔，我在书本上和彩色玻璃上见过这两人，左边的是利玛窦，右边的是徐光启。基歇尔这本《中国图说》的插图上，写着二人的名号，不过画家不会写汉字，两人的名字都是按照汉字笔划画上去的。

《中国图说》（拉丁语：China illustrata）是德国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于166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图书。原书为拉丁文写成，随即翻译成多种语言（1668年荷译本，1669年英译本，1670年法译本）。这一图文并茂的著作汇集了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以及远东其他地区文化政治、风土人情的记录，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成为西方现代汉学的滥觞。（引自维基百科）

曾四凯老师说，戴白手套翻书当然好，但手套会改变触感，有可能扯动书页，手指的触感更准确。我摘下手套，触碰1628年的《象征的图像》和1667年的《中国图说》。我看过那时候的书，《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是1615年出版的，但从来没有触碰过那时候出版的实体书，也没有触碰过任何一件三四百年前的文物。我到杭州是度假，但心中已经有了徐光启这个题目，没想到在这间图书室里先看到三百多年前的人像，又触碰到了明清交替时代的两本书。

2026年，三月的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我看到一本万历年间刻印的《周髀算经》，第一页正是周公问商高，这一段的大概意思是， 周公问商高，我听说你精通算数之术，我能否冒昧地问一下，古代的伏羲是如何确定天球的度数的？没有阶梯让人登天，大地也无法用尺子来测量。我想问问您，这些数字从何而来。商高回答，算术来自圆和方，把一个矩形沿对角线分开，勾为三，股为四，径为五。《周髀算经》成书于西汉时期，其中“勾三股四”是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表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解释这一段，“这似乎表明自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具有的算术—代数的头脑，明显地不关心那种与具体数字无关的、单从最初某些基本假设出发得以证明的定理和命题组成的抽象几何学。对他们来说，数可以是未知的，也可以不是任何特定的数，但必须有数。在中国人的方法里，几何图形担当了把数值关系概括成代数形式的转换工具。”

接下来我看一套《几何原本》的影印本，是根据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的。万历三十五年是1607年，这是徐光启翻译完成后立即刻印的。利玛窦、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后两百五十年，清末的李善兰和传教士伟烈亚力在1857年译完了后九卷。于是，我又翻阅一套曾国藩于同治四年在两江总督任上刊印的《几何原本全十五卷》，同治四年是1865年。图书馆中还有一套《数理精蕴》，这是康熙帝下令编辑的一套数学典籍，卷二到卷四是《几何原本》，但第一卷的位置留给河图洛书周易象数，这是要确立中国数学传统的地位。

1606年秋天，徐光启和利玛窦在北京过从甚密。利玛窦谈到《几何原本》的精妙，说以前也找人试着翻译过，但因为难，都中途放弃了。徐光启说，既然遇到此书，你又愿意教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两人依据利玛窦老师克拉维乌斯（C. Clavius）编注的《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进行翻译，每天下午三四点，徐光启都到利玛窦的住处，以利氏“口译”而他“笔受”的合作方式写出译稿。1607年春天，《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付刻。随后二人又开始编译《测量法义》。不久，徐光启父亲去世，他依制回上海守孝三年，期间又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这是徐光启人生中颇为宁静的一段智识生活。

古人讲，五十始衰。1612年，万历四十年的五月，51岁的徐光启给亲戚写信，说他开始研究算历，但颇觉困难，在中国古代，数学与天文历法紧密相连。他说“初意亦知其难”，但“此事三百年来，无人讲究”，当时他们还在使用元代的历法，徐光启说，“今世作文集至百千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他说，“然此事毕竟浩渺，非有同志同业数辈，益以书佐，未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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