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弗里达

同理心的文学测试，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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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上说，共情的生物学基础可能是“镜像神经元”。你看到别人在吃饭，自己也饿了，你看到别人的右腿受伤了，感觉自己的右腿也有点儿不舒服。有科学家说，女性大脑中额叶后下部的灰质体积较大，这些区域与镜像神经元密切相关。所以，女性的同理心强于男性，这一差异从出生就已经存在，并会持续一生。科学家认为，同理心的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分工，因为女性需要养育和照料孩子，所以她们对非语言的行为和情绪更加敏感。照这样说，所谓“女性痛苦的共通性”也就顺理成章了，女性更容易理解女性的痛苦。

回到《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希内德•格里森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六万英里的血》，这个题目是说，如果你把一个人体内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都连在一起，长度是六万英里，希内德在她的各种治疗中接受过150个单位的输血，每个单位就是一袋子，470毫升，所以几乎有7万毫升别人的血输入了她的身体。她在这篇文章中引用女性主义艺术家克里斯滕•克利福德的一段话——“没有生育权就称不上平等，没有对女性身体的尊重就称不上有生育权，不了解血的知识，就称不上尊重女性的身体。”

我对克里斯滕不太了解，所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作品“我要你的血”，25个小托盘，上面摆放着100多个香水瓶，瓶子里装的是经血。我还看到她拍摄的一个纪录片，记录对抗癌症的经历，她露出伤痕累累的腹部时，我还是感到不适。《六万英里的血》一文中提到好几个以血为材料的艺术家，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观看用文字描述的血，用文字描述的治疗过程，我能抑制自己的想象，但真的看到血和伤痛的图像，是另一回事。人们会控制自己的同理心，我们的同理心是有界线的。这条界线是每个人划定的，男女之间是不是有一条界线？

2005年，泰德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弗里达的画作回顾展，2018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又举办了一次弗里达的展览，展览现场布置了很多弗里达的生活用品——衣服和书，指甲油和面霜。希内德•格里森去看了这两次展览，她记述自己在V&A博物馆一幕，“我去那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看到弗里达医疗生活的残渣。展览的灯光暗淡，房间狭小而拥挤。转过一个拐角，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往一个玻璃盒子里看，里面装着他的石膏绷带和手术束衣。我忽然发现自己泪流满面。这就是弗里达生活的现实，这些物品既帮助了她，也束缚了她。”

这肯定是一个女性痛苦的共通性时刻，希内德•格里森少女时代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从13岁到17岁，她经常住院，卧床不起，接受髋关节手术。她要坐轮椅，她当然不喜欢坐轮椅，更愿意把轮椅当成和同学们一起玩的道具。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被父母带到法国某地朝圣，希望圣洁的温泉水能治愈身体上的顽疾。她在28岁又患上白血病，治疗，生育一儿一女。生下女儿后，她接受了全髋关节置换术，她把自己身体里的金属称为“人造的星星”。她肯定能在弗里达身上找到共鸣。

我大概是在20年前第一次知道弗里达的名字，最深的印象是她那张脸，她画了太多的自画像了。她浓密的连在一起的眉毛让我略感不适，嘴唇上淡淡的胡须更让我不适，有些作品她肯定把胡须画得更重了，我那时还非常浅薄，倒也不一定说浅薄到只喜欢漂亮脸蛋，阿婆或者杜拉斯那些苍老的脸在我看来也极有魅力，但我有点儿难以接受弗里达的胡须和眉毛。后来我才明白，她自画像中浓密的毛发，她的肖像中画入猴子，她把自己的样子也画得像一只猴子，都是性欲旺盛的意思，她把自己的脸处理得很强悍，是对男性文化的一种挑战。我肯定是感受到了那种挑战性的姿态，所以才会感到不适。顺便说一句，弗里达一生经历了32次手术，有一位好友保存了她全部的病历，手术大多集中在脊柱和右腿上，她的脸未曾受伤。而露西•格雷利的脸就是她的病灶。《一张脸的自传》写的就是她自己的病灶所在。

电影《弗里达》开头一幕写的是1953年4月，墨西哥城的当代美术馆举办弗里达画展，此时的弗里达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46岁，距离生命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家都以为她不会出席画展，但晚上八点，一辆救护车开来，弗里达从担架上平移到一张四根帐柱的大床上，纸做的骷髅悬挂在帐顶上，她的仰慕者向床上的弗里达致意。这个开头实在太好看了。回想起来，这部电影中很多场戏都无法离开男人——弗里达与画家丈夫里维拉的纠缠，里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为大资本家绘制壁画，他坚持要在画中加上列宁的头像，安保人员驱逐里维拉；里维拉和弗里达在家中招待革命家托洛斯基，弗里达与托洛斯基的私情，托洛斯基被暗杀。人们说到弗里达的传奇性，总会扯上革命家马林科夫、斯大林、托洛斯基，扯上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和洛克菲勒，她的疾病本身似乎不够“传奇”。

弗里达是在疾病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爸爸是个摄影师，患有癫痫，每45天发作一次。她能觉察出爸爸的异样，她年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患病之后，父女之间更为心意相通，疾病和孤独是一种更隐秘的纽带。她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来克服小儿麻痹的后遗症，她略微跛足，但依旧美丽。她15岁进入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有了一个法律系的男友，1925年9月17日，弗里达和她的小男友上了一辆公交车，对面有一辆电车开来，速度不快，就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起车祸，两车相撞后，小男友只受了一点儿皮外伤，他发现弗里达几乎赤裸着身体，车祸把她的衣服撕开了，一节断裂的铁扶手像一把剑一样穿透了弗里达的身体，车上有个装修工人，带着一袋子金粉，金粉散落在弗里达流血的身体上，周围的人在喊，要把那根铁条拔出来。小男友用膝盖顶住弗里达的身子，把骨盆上方的铁条拔了出来，他说，弗里达尖叫的声音比救护车的喇叭还响。

弗里达腰围处的脊柱断了三处，锁骨折断，第三根第四根肋骨折断，右腿有11处碎裂，右脚压坏，左肩脱位，骨盆有三处破损。铁条从腹部的高度刺入体内，伤及阴道。手术后一个月也未能摆脱生命危险，此后差不多三十年，她的首要磨难就来自这副受损的躯体。她在病床上给她的小男友写了很多信，但两年后，小男友还是离开了她。她也是在病床上开始画画，车祸一周年时，她画了一张叫《车祸现场》的素描， 画面中央有一颗头颅，正以上帝视角观看下面的车祸和担架上的女孩，这颗头颅具有弗里达的五官特征。

伍尔夫有一篇文章叫《论生病》，她说，就文学而言，疾病的一大弊端还包括语言的贫乏，如果让一个病人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痛，语言立刻会枯竭。诚哉斯言，我很认真的读过《一张脸的自传》，这本书中也肯定记述了若干次手术，但我读过之后，很快就淡忘。绘画给视觉留下的刺激更强烈，弗里达的《破碎的脊柱》是她1944年接受一次脊柱手术后完成的，画中的弗里达，上半身由束衣收拢，身上满是钉子，一根断裂的圆柱由腰间直抵下巴，背后是荒野上的裂谷。1946年，她又接受了一次脊柱骨接合手术，有两张画记录了这次手术，一张叫《希望之树》，画中出现伤痕累累的背，另一张画叫《小鹿》，一只公鹿，头部是弗里达的脸，身体上插满了射过来的箭。不需要任何艺术素养，就能感受到画面中弥漫的伤痛。

弗里达的画直截了当，也许太直截了当了。1932年她画了一张《亨利福特医院》，那是她流产之后的画作。她赤裸地躺在病床上，脸上有一颗巨大的泪珠，肚子依然鼓鼓的，身体下是一滩血，肚子上连接着六根漂浮的带子，像血管，六根红色带子末端各有一样东西：一个胎儿，一截脊柱，一只蜗牛，一朵类似子宫的紫罗兰，一个骨盆，一架冰冷的医疗机械。弗里达很想给里维拉生个孩子，她希望是个男孩儿。她说，那只蜗牛象征着漫长的流产过程，她的孕育一直在医生的看护下，但她脆弱的身体最终还是无法承担生育。

从我第一次有点儿抗拒的看到弗里达的那张脸，到我看过电影《弗里达》，记住其中出现的里维拉和托洛斯基，到我真正一张张看弗里达的画，感受到她身体上的痛苦，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这倒不是一个直男，接受一个女画家的过程太慢，而是我年轻时不够有见识，等我知道什么叫腰间盘突出，认识到脊柱稳定性的重要，看弗里达的画，才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一种身体性的领悟过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找出弗里达的画看，第一次注意到她画过一张画叫“轻轻掐了几下”，画面中是一个男子，对着床上的女人行凶，他的刀在女人身上留下了二十多处的伤口。这幅画来自一桩社会新闻，墨西哥一男子用刀刺杀他的女友，他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他说，我只是轻轻掐了她几下。

我没能力来分析男女之间的同理心鸿沟，但也许，时间能漫过这条沟。1998年，年轻的翠西•艾敏在伦敦滑铁卢区一间混乱的生活，狭小的房间内有一张凌乱的床，床下有酒瓶、鞋及玩偶，床头的小茶几上有硬币、避孕套，用过的避孕套和烟屁股。有一天她打量这张床，咦，这是件艺术品啊。艾敏的装置艺术《我的床》1999年在泰德美术馆展出，小公寓里的床被搬进了美术馆。观众能在床上发现一条内裤，内裤上有血。这个展览在当年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艾敏越界了，她暴露了不该暴露的女性自我。还有人说，他妈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啊，真够讨厌的。这些东西应该扔到垃圾桶里而不是搬进美术馆。

这张床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展示了十来年，到2014年，《我的床》被一位收藏家以250万英镑的价格收走。2017年，艾敏重新布置了一张“我的床”，和透纳的画作放在一起展览，她说，这张床变老了，我也变老了。我原来系在腰间的皮带，现在只能系在大腿上了。人们也不再讨厌这张床了。35岁到50岁之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去哪了？丢失的东西，它去了哪里？这个年少时遭遇性侵的女人如今已步入暮年，2020年春天，她被诊断出患有鳞状细胞膀胱癌，手术切除了膀胱、尿道、淋巴结、子宫和一半的阴道。她说，在我得癌症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死亡，经历手术之后，我身体内的黑暗不复存在，我好像重新有了生活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