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读书笔记

《前往阿姆河之乡》

远行译丛之一

作者罗伯特·拜伦，是诗人拜伦的远房亲戚，这本书是他的日记，写的是1933年去波斯和阿富汗考察古建筑的旅行。

1933年8月26日早上，拜伦从威尼斯起航，搭乘“意大利”，他说，《旧约》中的场景重演了，船上有一大群来自德国的难民，要前往巴勒斯坦，老拉比正宗的鬈发和小圆礼帽，大概从8岁的时候就一直如此标准的打扮着。身穿海滩服的孩子唱着庄严的圣歌，反复吟诵着耶路撒冷，岸上送别的民众也跟着唱和，借歌声压抑他们的情绪。拜伦参观了三等舱，说那里如果关着动物，英国人都会向动物保护协会去申诉。犹太人并不是负担不起票价，只是他们不想要。

9月6日，拜伦到耶路撒冷，住进大卫王饭店，他说，这是上海以西亚洲唯一的一家好旅馆。

拜伦生于1905年，18岁第一次出国，到过印度、中国西藏和俄罗斯，二战期间进入一家伦敦报社，1941年2月搭船去中东，大概是当间谍，向英国情报部门汇报苏联在中东的活动。但刚航行到苏格兰北部，船遭鱼雷炸沉。拜伦死时不过36岁。

我看开头那段时，很庆幸那帮犹太人在1933年就跑到巴勒斯坦去了。头一年大概有一万七千人进入巴勒斯坦，很多人没签证，但到那里就把护照扔掉，也就无法被遣返。至于船上的犹太人为什么要忍受三等舱，以下一段李维史陀的描述，也许能帮我理解。

《忧郁的热带》中记载，有一次李维史陀与南美印第安人一起宿营，看到他们非常简陋的驻地，大家衣不蔽体地围着篝火一起入眠。他写道：丈夫们与妻子们，紧紧地拥抱着一切，四肢交错。他们知道自己身处于彼此互相支持和抚慰之中，知道对方是自己面对每日生活的困难唯一的帮手，知道对方是面对悲伤时唯一的安慰。灾难把这些人碾压在一块充满恶意的大地上，令他们身无一物，完全赤裸地在闪烁不定的火光旁边颤抖。但这副凄惨的景象却到处充满呢喃细语和轻声欢笑。他们成双成对地互相拥抱，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庞大的善意，一种非常深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一种天真的、感人的动物性的满足。

《魔灯》

大导演伯格曼自传

1934年夏天，16岁的伯格曼作为交换生，住进图林根一个牧师家中，“宗教知识课”上，每个学生的桌子上摆着《我的奋斗》，老师念报纸，伯格曼问“什么叫犹太人的过错”，老师回答，你们外国人是不懂的。伯格曼去做礼拜，牧师布道讲的也是《我的奋斗》。出教堂，伯格曼看见一群穿制服的人，他终于有机会向这群人敬礼，这是他在德国新学会的打招呼的方式。

战后，在哥德堡剧院，两派人坐在一起，互相厌恶，一派是亲德的，一派是犹太人和亲同盟国的，两派人要学着互相厌恶的坐在一起，把剧团搞好。

《纳粹集中营史》

甲骨文出版

集中营1933年就出现了。1933年初，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员开始抓捕左翼人士，当时他们的角色是“辅警”，协助警察工作，抓起来的人要进行“保护性拘禁”，这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进行的。于是纳粹就开始建立各种集中营，各种闲置的地方都被他们利用起来，柏林周围就建立了大大小小170个集中营。1933年6月，有一个叫艾克的家伙，成为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

达豪集中营在艾克的管理下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比如说，不能随意惩罚犯人，听着不错吧？艾克制定了一套惩罚措施目录，看守发现犯人违反纪律，要写一份书面报告。就连指挥官也不能随便打，如果执行鞭刑，书面报告要一式三份，交给集中营督察组一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是管理上更规范，另一方面，犯人更害怕了。以往受处罚，挨一顿打就完了，现在要等着看守写报告填表，然后再挨打，等着挨打那段时间也很难熬。看到“填表”的魔力了吗？以往你挨一顿打，你可能会想，看守无权对犯人进行体罚，这样做违反法律。现在，他填表了，写报告了，法律上还是说不通，但管理上变得严谨了，好像就获得了一点儿正当性。

艾克喜欢招募年轻人，特别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先用严格的训练考验他们，然后让他们一点点习惯暴力。在他的管理下，达豪集中营就成了集中营的典范。小而混乱的集中营逐渐关闭，大型集中营开始建立。艾克成为集中营的总指挥。他的集中营督察组在1935年只有五个人，到1937年有49个人，有政治办公室，有人事、行政、医疗办公室，办公地点越来越好，还出版一份工作简报，记载艾克对集中营工作的一系列部署。原来的集中营都是各州政府拨款，后来就从中央财政拨款，算是有了正式编制。

1939年，在两家私营企业的帮助下，集中营都建起了自己的火化场。有了自己的火化场，集中营就有了自己的死亡登记办公室。每个死亡的人，都会在表格上填写一个死亡原因，集中营主管会给填表的人一本医疗手册，在这上面随便找个疾病的名字填上就行，有个三岁的小孩子在某个集中营被杀掉，留下的表格上写的死因是“年老”。

《现代性与大屠杀》

《纳粹集中营史》中说，有一个德国医生，曾经在奥斯维辛工作，鉴别哪些犹太人要立刻杀掉，哪些人可以当劳工暂时留住一条命，这位医生有道德感，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太残忍了，毫无人性，他申请调离奥斯维辛，但等待调令的时候，这位医生坚守岗位，照样参与大屠杀，他想的是，工作总得有人干啊，等接班的医生来了，我就不干了。

齐格蒙特·鲍曼，波兰犹太人，二战时逃到苏联，后来在华沙学习，教书。如果二战时留在波兰，肯定死了。1950年，波兰反犹浪潮中被解职。

波兰人也反犹。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里，一个男人睡觉，哈哈大笑醒来，妻子问他，你笑什么？他回答，我梦见那些波兰人在墙上写“打倒犹太猪”，妻子说，这有好笑的！丈夫说，这说明波兰人管我们了，而不是纳粹啊。

鲍曼后来定居英国，写了一本书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他提出，正是机器般理性的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暴行。官僚制是一套系统，每个人只是一个零件，人在其中，就会丧失责任感和道德感。集中营里人人都照章办事。谁也不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每一个步骤组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屠杀，而其中的操作者感受到的可能只是“我今天填了十张表”。对铁路经营者来说，大屠杀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吨/公里等计量单位，而不是处置人。

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

最近正好有一部电影叫《万湖会议》，讲纳粹开会讨论最后解决的问题。电影极为枯燥，就是一个会议的流程。

《悲惨世界》

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也是出于理性算计。《辛德勒的名单》中，有几个女工在集中营还在讨论，纳粹不会杀我们的，我们是劳动力，我们对他们很重要。你总有这样的幻想和算计，等最后被杀掉的时候，就没有反抗的余地了。如果说大屠杀中有什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你从一开始就要反抗，只要人不被当成人来看待，你就要反抗，你就要抗议这种不公。

不过，这非常不容易。

以前总觉得雨果太正确太乏味，四月底倒是恰有心境读下去了。把人当人看，太不容易。冉阿让问自己：“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就是过量刑罚的苦海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

这本书太长了，还没看完第一卷。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德国负责犹太人灭绝事务的官员叫艾希曼，他二战后逃到了阿根廷。1960年5月1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给绑架了，他被运到以色列，犹太人要审判他。汉娜·阿伦特，跑到以色列采访这次审判，给《纽约客》写报道，后来这些文章成为一本书，题目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汉娜·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平庸之恶”，或者翻译成“恶之平庸性”。她写的这本书，作为新闻报道来说，并不好看，但她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有一个电影叫《汉娜·阿伦特》，讲的就是这段故事。

阿伦特说，艾希曼是一个“无思之恶”的代表，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的官员。——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査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 ——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 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

1935年到1945年间，有大约20万德国人死于T4行动，他们是痴呆儿、精神病患者和老人。负责处理老人的官员说，年轻人在前线战死，你们为什么还要在养老院中活着？T4行动是医生主导的安乐死计划。

1939年夏天，希特勒忙于备战。有一位父亲，给元首办公厅写请愿书，他有一个儿子，先天缺少一条腿和部分手臂，他请求莱比锡医院杀掉这个婴儿，但医院拒绝了。于是，父亲写信请愿。希特勒派人去了莱比锡，会诊之后杀掉了那个孩子。很多患病的孩子被送进养育院，如果家长不定期去探望，那么医院就会把这些孩子转运到一个杀戮中心。有一位母亲，给元首办公厅写信，救回了自己被转运的孩子。

本书作者海达阿利，有一个女儿出生于1979年，出生时患脑炎，而后大脑受损。阿利说，他在女儿患病之后，开始研究T4行动。历史研究与切身的痛苦相关。

《战时的第三帝国》

埃文斯“第三帝国”三部曲，太长了，断断续续看了两年。

有一个笑话，小布什说，他要报复，杀掉100万阿富汗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国会议员问，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自行车的，小布什回答，你看，我就知道没人关心那100万阿富汗人。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德国人在波兰的统治，如果有一个德国人被杀，就杀掉100个波兰人和若干知识分子来报复，我就想，为啥要杀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