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细读之三

电影卡波特定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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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卡波特在西班牙布洛瓦海岸的小渔村开始写稿，他对自己将要写下的这本书很有信心，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构思中的《应许的祈祷》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现在这本《冷血》是我的《包法利夫人》。我有丰富的材料，一想到这本书会是多么出色，我就喘不上气来。我极为专注，也极有耐心。6月，卡波特飞赴伦敦，与一位精神病专家面谈，进一步理解佩里和迪克的心理状态。而后飞回西班牙继续写作。10月，《冷血》第一章完稿，计有35000个单词。《冷血》整本书的叙述都非常好，但第一章的叙述更好。卡波特胸有成竹，预计全书有125000个词，他已经开始处理第四章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他在瑞士的滑雪胜地韦尔比耶村租了个小房子，要在那里过冬，他说接下来还要写七万多字，每一步都如同登高，空气越来越稀薄。1960年冬天，他放下《冷血》，飞到伦敦处理一个剧本。1961年，春夏在布洛瓦海岸，秋冬在韦尔比耶村，继续写《冷血》。

1962年1月，卡波特飞回美国，去采访佩里的姐姐。他去了堪萨斯州立监狱，会见了死囚牢里的佩里和迪克。他们的死刑执行日期一再拖后。在纽约，卡波特的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那场聚会让他感到魂不守舍，眼前的人都有点儿缥缈，他的思绪好像缠绕在堪萨斯乡间。这年夏天他在意大利度过，秋天去伦敦社交，见到了英女王的妈妈。他给警探杜威的信中说，你及你的夫人玛丽还有你家的那只猫皮特，都会在我的书里永生。不过，你是否介意我在书中某些场景里，给你说的话加上一些脏字，比如“该死”“见鬼”。他要塑造杜威警探这个形象，不说点儿脏话，这个形象就显得太呆板了。杜威警探乐于被塑造，他们一家成了卡波特的好朋友，一家人去洛杉矶旅游，卡波特会安排人接待，带他们去参观好莱坞。杜威的儿子对写作感兴趣，卡波特会跟他通信，教他写作，还开列参考书目。

佩里

1963年2月，卡波特写完了《冷血》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我每天早上三四点开始工作，此生中从未如此努力。我完成了第三章，和我期待的一样好，非常棒。但我精疲力尽。” 在欧洲呆了快三年，卡波特原计划写完全书才返回美国，可他要休息一下了。然而，他在纽约的朋友们发现，《冷血》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无法摆脱这本书，堪萨斯的那桩案件控制着他的情绪。一次晚宴上，卡波特向朋友讲述他写的是什么故事，“他是在写作，是口头创作，所有文字都在他的脑子里，他讲了两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周围的人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人走动。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故事讲述。”卡波特的一位朋友回忆说。4月，卡波特和哈珀·李再次前往西部，此时，《杀死一只知更鸟》已经大获成功，改编的电影也在上演。

二人的目的地是堪萨斯城外四十分钟车程的州立监狱，狱中一座小楼的二层是死囚牢，12间牢房，每个长10英尺，宽7英尺，屋内有一张床，一个洗脸池，一个马桶，一盏瓦数很低的灯，24小时亮着，透过一块被黑色电网封住的长方形小窗能看见外面的光亮，每星期犯人有三分钟的时间洗浴，换衣服，夏天气温高达43度，犯人会为自己的体臭感到恶心，他们可以看报纸、杂志和书，但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关押在相邻牢房里的佩里和迪克可以聊天，但他们也没太多可聊的。卡波特以前曾两次进入死囚牢采访，但为了完成《冷血》的第四部分，他需要获得特权，能经常去探视佩里及迪克，能与二人通信，狱方拒绝了他的请求。卡波特说他用自己的办法找到了一位大人物，通过贿赂，在6月，获得了探视和通信的权利。

迪克

佩里和迪克开始频繁给卡波特写信，数量上百，卡波特也要每周给他们写两封回信。佩里要卡波特寄来一本“韦氏词典”，还要看弗洛伊德、梭罗和桑塔亚纳的书，他把卡波特的照片摆在牢房里，他会赞美卡波特的才华，如果这些赞美来自英国皇太后，卡波特听了可能会非常受用。他问卡波特是不是同性恋，因为卡波特总和哈珀·李混在一起，让他有点儿拿不准。1963年9月，迪克给卡波特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被关了42个月，无法锻炼，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也没有阳光，这给神经系统造成极大的压力，以这样的压力面对死刑判决，会把一个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一年之后，迪克说他开始掉头发，视力衰退，“我已经很难看了，不想变得更难看。”

1963年12月15日，卡波特从纽约布鲁克林给佩里发了一封信，其中说，“你甚至不了解我生活中的表层事实——都和你有相似之处。我是个独子，块头小，在学校总是最小的男孩。我三岁那年，父母离婚。父亲是个推销员，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跟着他在南方各地游荡。他对我并不坏，但我不喜欢他，至今依然如此。我母亲，生我那年才十六岁，非常美。她和一个非常有钱的古巴男人结婚，我十岁起和他们住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在纽约）。不幸的是，我母亲，经历了几次流产后出现了精神问题，酗酒成性，使我的生活十分悲惨。后来，她服安眠药自杀。我十六岁退学，自那时起便一直靠自己。我在智力和艺术上一直早熟——但情感上发育未全。”

这封信不太准确，比如说卡波特的父母是在他五岁时离婚，而不是他三岁的时候。为什么不准确？我们可以说，卡波特的感觉不同，他感觉自己三岁就被遗弃了。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卡波特只是随手写一封信，只是敷衍一下佩里。迪克和佩里把卡波特视作自由世界投射来的一道光，他们关心自己在书中会是什么样子，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但卡波特告诉他们，书还没写到一半呢，也许永远写不完。有一次，佩里问他，那本书，是叫《冷血》吗？卡波特依旧搪塞，不，书名还没确定。

卡波特是在敷衍佩里吗？我们来看看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1961年12月，《男性》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讲述霍尔科姆村这桩惨案，主要采访对象是狱中的迪克，随后撰稿人发现，迪克除了接受他的采访，还接受了卡波特的采访，于是撰稿人通过典狱长告诉迪克，你把你的故事卖给我，就不能再向别人讲你的故事，我们是有合同的，违反了合同，你就拿不到钱。我们不知道《男性》杂志和迪克是怎么约定的，但从常理上来说，记者和采访对象时常会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契约，记者想从采访对象那里拿到材料，采访对象想通过记者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塑造一下自己的形象，这是两者之间的默契。以前有一句蠢话，说记者要跟采访对象交朋友，后来这句话没人说了，老实说，记者和采访对象很多时候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卡波特和佩里之间有无这样的约定呢？作为采访者，卡波特要诱导佩里和迪克说出自己的故事，但佩里和迪克并不太清楚自己在这份契约中将获得什么，卡波特坚持与佩里和迪克通信，是要将这份契约执行下去，等他拿到足够的材料，他可能就不再需要敷衍这二人了，佩里和迪克必须被绞死，这个故事才能完结。但这两个罪犯还幻想着卡波特能为他们请律师，让他们的死刑延期，他们与卡波特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相比之下，卡波特与警探杜威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卡波特需要杜威提供采访上的便利，比如博比·霍普不想接受采访，杜威就可以出面说一句，你应该跟作家先生谈谈。杜威需要卡波特把自己塑造成英雄。遇到这桩案子后，杜威警探倍感压力，每天抽六十支烟，体重掉了二十磅，杜威的太太玛丽·杜威，愿意向卡波特讲述一切细节。作为回报，《冷血》改编成电影时，玛丽·杜威挂上了“电影改编顾问”的头衔，杜威夫妻可以出现在纽约的高级社交场合，可以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午餐。这就是采访对象和采访者之间的契约，这样的契约不会落在纸上，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请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契约都有这样完美的结局，采访对象和采访者撕逼的事屡见不鲜。要达成这样的默契，双方都要足够sophisiticated，哈珀·李曾经告诫杜威警探的儿子，你们不要出面谈论霍尔科姆村的案子，不要跟记者说一句话。哈珀·李后半辈子深居简出，从未接受过采访，她或许从“冷血”一案中看清楚了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契约关系。但在哈珀·李死后，杜威警探的一个儿子，还是忍不住出面参与了一个纪录片的拍摄，讲述卡波特和杜威警探的往事，这个儿子说，我小时候曾经对哈珀·李说，我长大了要娶你。你看，一个人总忍不住要抛头露面说一些蠢话，一个人总忍不住要跟名人有点儿什么关系，一个人总难以忍受自己的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