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不是人人都有，但美更罕见

看到押沙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时代都应该有王小波，王小波写的是常识，这些常识要不断说。

我觉得常识是要不断的说，常识不是人人都有。但美更罕见。王小波的杂文看着简单，像奥威尔，如玻璃窗一样透明，但这也是一种美，美很罕见。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王小波，那美也太容易见到了。奥威尔说，写作动机有个人主义的，对历史负责和政治含义，也有美学热忱。

他说，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说话。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稍长的杂文。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开头有一句，“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 这“阳光下又干又白”，dry and white in the sun，就是一种美。

“又干又白”，还要在阳光下，这挺不容易的。

启功先生，有一副对联，叫“行文简浅显，做人诚恒平”，老先生还有一方砚台，砚台上的铭文是“一泉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我觉得这句铭文，跟海明威那句“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倒是一个意思。

不过，这些扯的太远了。

7月底，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英文版面世。7月27日，《纽约时报》发了一条简短的书评——

1991年，名不见经传的北京作家王小波把一本小说的手稿寄给自己在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是一本关于中国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书。

在王小波写作的年代，有关文革的小说往往是相当中规中矩的故事，讲述好人在这疯狂的十年中如何高贵地忍受苦难，体制本身则很少受到质疑。王小波的书完全不同。《黄金时代》（阿斯特拉书屋，272页，26美元）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它讲述了一个被放逐的年轻人悲剧性的荒谬故事，他目睹他人自杀，忍受了当地官员的欺凌和殴打，抓住一切机会做爱。

性爱成了主人公和他的爱人陈清扬的反抗手段。他们被迫写情色的“交代材料”，并登上舞台，向台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农民描述自己的行为。在上级的一再要求下，他们的交代越来越详细和淫秽，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哈利昆式小丑爱情故事和现代主义诗歌之间：“我和陈清扬在刘大爹后山上作案无数，这是因为刘大爹的地是熟地，开起来不那么费力。”性爱则是“伟大友谊”，比如：“在山上敦伟大友谊时，嘴里喷出白气。”叙事者被要求解释“什么是正着敦，什么是反着敦”。这些交代相当于对权力工具的嘲弄。

王小波死了25年，《黄金时代》才有英文版。

这个英文版的封面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西班牙语版的封面挺好看。

这是仿怀斯的画。

然而，说到好看不好看，又涉及到美了，就免不了讨论几句。

有一位朋友看了我贴出的封面，说这插画师胆子太大，直接用了怀斯做背景。

另一朋友，搞艺术评论的。她说，要说美，这个仿怀斯的封面画的太阴郁，王小波要配云南那种恣意的云和绿。内蒙也没这样的房子，是从怀斯的美国农场挪过来的，这个封面插画太偷懒，连带着会让人感觉小说也是拼凑的。

她比较严格，但她说的是对的。美，应该严肃对待。

不过，很多人能一眼看出美和不美。

今年4月，我的公号发了一篇《知识分子的不幸》，题目上作者名字上都写着王小波，可一位少女读者，发短信跟我说：苗老师，我看了您很多文章，这篇写的最好—

我只好再提醒她，这是王小波写的。

她回了一句，操。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大概是“怪不得那么好”的意思。

我忽然意识到，一代人已然过去，年轻一代可能听说过王小波的名字，但没看过那几篇名作了。

多年前，我们杂志社还没用电子邮件，作者写完稿子，用传真机发来。我周五总守在传真机边上，等一位专栏作家传文章过来。

有一天下午，王小波传过来一篇文章，我站着看完，乐不可支。

那个文章的题目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还是附录在下面，再读一遍。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这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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