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二三人

你可能看过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照片，最有名的一张是从市政厅塔楼拍摄的，下面一片废墟，画面右侧近景是一个雕塑，德国雕塑家奥古斯特·施赖特穆勒的作品，是一位善良使徒，塔楼上原有十六座雕塑，代表十六种美德，智慧、勇气、忠诚、信仰和善良，这五个是施赖特穆勒的作品。剩下的是牺牲、力量、毅力、虔诚、怜悯、希望、爱、智慧、警惕、真理和正义，由其他三位艺术家完成。市政厅塔楼原本是一个正八边形结构，八边形每个连接点处有两座雕塑，善良使徒位于东南角，他面向东南，略向前倾，左臂下垂，左手微微扬起，似乎想挽救脚下的废墟。施赖特穆勒是德累斯顿艺术学院的教授。市政厅上的雕塑在1908年到1910年间完成。在大轰炸中，施赖特穆勒的住处和工作室都被炸毁。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的进攻，盟军把德累斯顿等几个德国东部城市列入轰炸目标。1945年2月13日晚到2月14日早上，英国皇家空军的700多架战机进行了第一轮轰炸。2月14日中午，美国第八航空队再进行第二轮轰炸。轰炸造成的损坏是一连串数字，死亡人数估计在2万到3万之间。德累斯顿是一座有艺术气息的城市，没什么军工企业，当时有20万德国难民聚集在这座较为安全的城市里。城里有一个很知名的企业，是蔡司，也被炸得够呛。战后，有一种声音说，针对德累斯顿平民的轰炸是盟军的战争罪行。这是不是战争罪行呢？看你怎么想了。丘吉尔说过，打完一场战争还不算，你要赶紧动笔写，写完了，战争才结束。战争是用枪打的，战争的正义性是用笔塑造的。

英国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和美国的B17轰炸机掠过德累斯顿上空时，飞行员不会知道下面有一个屠宰场，屠宰场里有若干美国战俘，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叫冯内古特。冯内古特躲在屠宰场的地窖里躲过了轰炸。屠宰场的地窖本来是用来存肉的，可战争打到1945年2月，德国人也没多少肉吃了。幸存者冯内古特十来年后开始写小说，他一直琢磨着，该怎么把德累斯顿大轰炸写到自己的小说里。

1969年，越战正酣时，《五号屠场》出版。冯内古特在第一章讲述这个小说写起来多不容易。他在这个小说里玩了很多花招，但你把时间穿越这些花招都抛开，你会发现，《五号屠场》是一个非常老实的故事。故事主角叫比利•皮尔格林，21岁入伍，给随军牧师当助理。他本来在一个验光配镜的学校上课，毕业后应该在一个眼镜店工作的。结果他上了前线。很快，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他被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做劳工，没过多久，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很多人被炸死了。美军战俘被拉到街上，从废墟中挖尸体，再挖坑掩埋尸体，战俘中有一位老实巴交的美国教师，劳动过程中偷拿了一把水壶，被德国人处决。比利活了下来，回到美国，继续学验光配镜，找了份工作，娶了老婆。如果冯内古特不搞任何花招，《五号屠场》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肯定都看过一些关于二战的电影和小说。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可能还会去补补课。比如我看《辛德勒的名单》，其中有一幕，纳粹在克拉科夫挖坑掩埋犹太人的尸体，然后又把尸体挖出来，焚烧，骨灰纷飞，落在街道上。为什么埋了之后还要再挖出来烧呢？我后来才知道，埋尸体这事，看似简单，但也有技术含量，埋的不够深，埋的不够严实，尸体会肿胀，累积的尸体会拱出地面，所以德国人又把尸体挖出来烧掉。烧尸体这个事情也是很专业的，德国集中营中的焚化炉都是专业的私营企业建造的。

我们用埋尸体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经历了一段很难受的时光，几个月几年都活得不完整，不像个人，事后，我们能把这段时光埋起来吗？如果埋不好，它会不会拱出地面呢？德累斯顿的经历，对冯内古特来说，就是一块无法埋掉的时间。它会拼命的溢出。按理说，你有七八十年的寿命，几个月的痛苦经历，在你生命的长度中，占不到百分之一，然而，这个时段却极有破坏力，它让你此前的生活不真实，让你此后的生活不安宁。《五号屠场》那些时间穿越的写作手法，都跟冯内古特对时间的感受有关，主角从时间链条上脱离开了。人有时是困在琥珀中的虫子，时过境迁，人又把琥珀拿在手里，看着那条困在琥珀中的虫子。

冯内古特是作为强迫劳工在屠宰场工作的。德累斯顿有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强迫劳工的人数最多，就是当时的蔡司光学。有一个犹太人就在蔡司工作，他叫维克多•克伦佩勒，他参加过一战，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里当过老师，他的妻子叫爱娃，是雅利安人，因为有这样一个雅利安人老婆，克伦佩勒没有被送去集中营。1945年1月，大轰炸之前，克伦佩勒夫妇就听到小道消息，说苏联红军在波兰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是杀犹太人的地方。克伦佩勒目睹了德累斯顿城中的犹太人由几千人减少到几十人，他们留下的房产被侵占，他一直疑心，离开德累斯顿的犹太人都死了，1945年初传来的小道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2月13日晚上，克伦佩勒得知，最后的一批犹太人收到了驱逐通知，他担心自己很快也要被遣送。这天夜里，轰炸机来了。克伦佩勒趁着城市陷入混乱，摘去了他的黄色六芒星标志，要是被纳粹发现，摘掉黄星就是死罪。他上了一辆火车，逃到了美军占领区。你说，对克伦佩勒来说，德累斯顿轰炸是战争罪行呢？还是正义之举？

维克多•克伦佩勒是一位学者，他留下来的日记，是研究第三帝国很重要的一份材料。克伦佩勒日记的英文版1995年出版，分为三卷，分别是1933年到1941年，1941年到1945年，1949年到1959年。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到来》里，还引用了1920年代的几则克伦佩勒日记。

1920年7月24日，维克多•克伦佩勒去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蛋糕，花了12000马克，8月3日，又去喝咖啡吃蛋糕，花了104000马克。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10月9日，他的日记中说，“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花了1.04亿马克，包括车费。”他说，“德国正在一种骇人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向崩溃。今天一美元的的汇价是8亿马克。我们有东西可吃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下一回我们要把裤腰带勒紧到什么程度？”他记下一张电影票的价钱从十万马克涨到三十万马克，德累斯顿发生食品骚乱，担心有人到家里抢吃的，记下自己领不出工资来。

1926年，克伦佩勒记录，反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升温，犹太人很难在大学里谋职。1932年，他记录下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动荡，他说，“我没必要书写我这个时代的历史。我提供的信息是枯燥的，我对这个时代半是厌恶，半是恐惧，我不想任人摆布，对任何政党都全无热情。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成体统、令人不快。希特勒即将上位，还能有谁呢？我这个犹太教授的出路在哪里？”1933年3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不会被希特勒拯救，德国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德国将永远无法摆脱和纳粹同流合污的耻辱。他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犹太朋友被解雇。让他内疚的是，因为他参加过一战，所以他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他的妻子患病，他的心脏也不好，但他们在德累斯顿郊外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新房子。1933年6月，他开始编写一部纳粹术语词典，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是“保护性羁押”。战后，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第三帝国的语言》。

《第三帝国的语言》描绘的是纳粹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德语的，克伦佩勒在书中说，“我的日记在这些年里一直是我的平衡杆，没有它我早已摔下去上百次了。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的工厂劳动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自己内心的困窘中，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当心脏在物理意义上停止工作时，总有这个自我要求来帮助我观察、研究、记住正在发生着什么，明天它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不同。记下它现在的样子和表现。”可以说，是日记，以及对第三帝国特殊语言的研究兴趣让他扛过了二战的艰难岁月。

据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抗日神剧，一个角色说过一句台词——同志们，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观众吐槽说，这角色是穿越过来的吗？他怎么知道抗日战争要打八年。这句台词大概是编剧不严谨造成的失误。可话说回来，我们面对一段战争或者一段艰难岁月，要是能事先知道它的时间跨度，那会让我们心里有数。1939年，二战爆发，如果克伦佩勒知道，六年之后就会和平，那他或许会有点儿控制感。六年，熬过去就得了。但是，如果从1926年算起，他感受到犹太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后会越来越不好过，一直要持续20年。20年，会不会让他崩溃？这就不好说了。克伦佩勒两口子身体都不好，但他们熬过来了，留在东德。妻子爱娃1951年去世，克伦佩勒1960年去世。

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引用了克伦佩勒的日记，但没有讲克伦佩勒完整的故事。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个人的故事一般只会截取一个片段，《第三帝国的到来》一书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只占了半页纸的篇幅。我简述一下。德国曾经有一种娱乐形式非常流行，叫卡巴莱，有点儿像小型音乐剧，演员要唱要跳，还能说上几段脱口秀。1933年，冲锋队强行驱逐犹太裔的演员，纳粹要求，卡巴莱演出可以讽刺，但只能讽刺纳粹党的敌人，演员只好把政治内容从表演中剔除。有一个卡巴莱演员叫保罗•尼古拉斯，善于讲政治笑话，他发现自己没有表演空间了，就逃到了瑞士的卢塞恩。1933年3月30日，保罗•尼古拉斯在卢塞恩自杀。他留下一封遗书，“仅此一回，不开玩笑。我要自杀了。为什么？如果回德国，我准会在那里自杀。现在我不能在那里工作，也不想在那里工作，但不幸的是我爱我的祖国。我不愿活在这种时代。” 在《第三帝国的到来》这本历史书中，尼古拉斯的故事就这么几行字，用他的遗书来表现纳粹上台的恐怖气氛就够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会略微惋惜，尼古拉斯都逃到了瑞士，还选择了自杀，太可惜了。

有一位犹太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写过一本书叫《记忆的伦理》，讲“道德见证者”这一现象。什么叫“道德见证者”呢？一，他必须亲历人道主义灾难，是受难者。他要见证灾难的过程，他的见证行为要有合乎正义的道德目的。二，道德见证者的希望，不是有救世主，或者建一个大同社会，他的希望很微小，那就是在极度黑暗的时代仍然有道德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何种行为符合道德这个问题上，他希望还有人能和他想的一样。三，道德见证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记录的真实性，道德见证者表达的是直面自我的“本真经验”。

马格利特说，维克多•克伦佩勒就是个“道德见证者”，在没有希望得到外部道德注视的情况下与自己遭遇的邪恶一决高低。他写日记是有道德目的的，记录第三帝国的语言更是有道德目的。克伦佩勒做见证是一种道德选择。有一句希伯莱格言叫“在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做一个人”，克伦佩勒干的就是这样的事。这本日记能不能被别人看到呢？他写了日记要藏起来，那这个道德共同体在哪儿呢？马格利特说，最小的道德共同体就存在于一个人的现在自我和他的未来自我之间，现在的我要为未来的我保持一个道德前景。道德见证者最小的希望就是对于未来之我的信念。这个信念太微弱了，但战后的克伦佩勒和那个1933年至1945年间还坚持写日记的克伦佩勒之间有一个道德纽带。两个克伦佩勒建构了我们可以设想的最小的人类共同体。

马格利特做的是哲学论述，语句非常严谨，用米沃什的诗来说，就是“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其实我们有更通俗的表达，我们说，我干这件事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让我以后不会羞愧，这就是对未来之我的信念，就是现在这个我和将来的那个我之间有一条道德纽带。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一场灾难，都有可能做一个见证者，像冯内古特那样。或者按照哲学家的严格标准，做一个道德见证者，像维克多•克伦佩勒。我们这里的道德见证者并不多，但做道德见证者的机会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