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之魔，在世之艰

《正午之魔》，这是一本写抑郁症的书，作者安德鲁·所罗门是一位抑郁症患者，他耶鲁大学毕业，在剑桥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及心理学博士学位。

1998年，他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抑郁症的文章，结果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所罗门就从这批读者中挑出了第一批采访对象。他采访抑郁症患者，也援引科学资料，但整本书的写作还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过程中，有人问他，这是不是一种宣泄？所罗门说，这本书首先是交流的愉悦，而非自我表达的治疗性释放。写抑郁这个题目，痛苦，孤独，但想到我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所帮助，我就精神一振。写的过程中，我也获得新知，这也帮到我自己。

2001年，《正午之魔》出版。2016年，作者又补充了最后一章，出了新版本。许多抑郁症患者从这本书中获得安慰，但所罗门说，这本书不能替代正确的诊疗。抑郁的治疗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谈话治疗。二是生理干预。他说，谈话疗法来自精神分析，尽管现在人们总是攻击弗洛伊德，但精神分析理论依然包含了对人类复杂性的体悟以及对人生之艰的尊重。

我们都能体会到人生之艰，也努力寻找人生中的一些快乐。但抑郁是一种绝望的机制，抑郁者会体验到衰退，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暴露在雨水的侵蚀中，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弱，仿佛越来越多的部分在第一阵强风来袭时就会被吹散。叔本华说：“我们发现愉悦不再那么令人愉悦，而痛苦则比我们预想的更加痛苦。” 现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抑郁是一种内源性疾病，是生理上出了问题，但所罗门这本书会讲人生境遇、讲哲学，还会强调意志力的作用。

《正午之魔》第一章的标题是抑郁，第二章崩溃，随后是治疗，替代疗法，而后逐渐放大，标题是人群、成瘾、自杀、历史、贫困、政治和演化，第十二章终于写到了希望。

所罗门写到，抑郁期间，最应牢记的是，失去的时间无法挽回。经历病症时流失的分分秒秒，再也不会与你重逢。不管感觉多糟，你都必须倾尽全力活下去，哪怕当下能做的一切只有呼吸。耐心等它过去，把等待的时间尽可能填满。他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叫作“意志力”的自然本性，所以我不同意“化学前定”的观念，如何崩溃瓦解又如何重新振作，都是包括在一个统一体之内的。这个统一体中也包括吃药、接受电击、崇拜上帝和科学。

所罗门1963年出生，9岁时第一次知道了自杀。那一年，他弟弟的同学的爸爸自杀了，所罗门一家免不了要在家里议论一番，妈妈跟孩子们解释，有的人就是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最后无法忍受继续活下去，而你们一定要坚强的过完这一生，一定要活下去。9岁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自杀的可怕之处，但又觉得这件事很奇特。上高二时，所罗门的一位老师自杀，上大学一年级，女友的前男友的前女友自杀，大学毕业之后没几年，有一位熟人自杀。1989年8月，母亲被诊断为卵巢癌，住院第一周，她就宣布要自杀。起初，这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股怒火。十个月后，经过第一轮化疗，效果不佳，又开始第二轮化疗之时，妈妈对治愈的信念不那么强了，自杀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计划。她说，如果你们爱我，就帮我从这种惨况中拯救出来。

1990年9月的一天，所罗门给家里打电话，想知道母亲病情如何，父亲回答说，我们会继续现在的治疗，同时探索其他选择。这里说的“其他选择”，一家人心知肚明。妈妈已经拿到了足够的药片，她说只要还有微弱的希望，就继续治疗，但如果没有康复的希望，那就自杀。接下来的八个月，妈妈呕吐、心慌、脱发、嘴巴里的溃疡从来没好过，过敏，颤抖。她为每个朋友都安排了一天的时间，向对方告别。她决定在1991年6月19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她58岁。

那一天天降大雨，所罗门接上弟弟一起回家，父子三人陪着妈妈，妈妈在厨房做了玛芬饼干和茶，然后吃下四十片——，喝下一杯伏特加。接下来，她对家人说，我想用我的爱把你们包裹起来，保护你们不被这世上任何可怕的东西伤害，我希望我的爱可以给你们一个快乐安全的地方。她对所罗门说，你能给我这个母亲的最好礼物，就是继续去过美好充实的生活，享受你拥有的一切。

母亲去世后，所罗门承担了清理母亲遗物的工作，洗手间里充满了不治之症的残骸，护理假发的工具，缓解过敏反应的药膏，一瓶瓶止痛药和维生素，所罗门忙着把一瓶瓶药扔掉，但他看到母亲自杀用的西康乐时，把药瓶揣走了。当时他想，如果有一天，我遭受到疾病和绝望的折磨，这瓶药会派上用场。十天之后，父亲打来电话，质问儿子怎么处理那瓶药，所罗门回答，扔了。父亲说，你没权利扔掉，那些药是我留给自己的，以防万一哪天我病了也许用得上。此时，所罗门理解了自杀所具有的传染性，面对母亲的丧失，家人的一份安慰，就是筹划让自己重复她离开世界的方式。

所罗门说，我不知道我的脆弱易感程度如何，也不知道如果未曾经历这样一场凄凉的事件，我是否会崩溃。我对母亲的依恋很强烈，也许注定了我终将无力承受丧失。究竟是抑郁触发了人生事件，还是人生中的不幸事件触发了抑郁，二者界限模糊并相互引发，有研究证明，第一次重性抑郁发作通常与人生事件关系紧密。第二次发作时关联就会减少，到第四五次发作时人生事件就似乎全无影响了。但经历人生中凄凉事件的人，只有五分之一会发展为抑郁。研究者说，压力会提升抑郁的发病率，最大的压力是屈辱，其次是丧失。对于有生理性脆弱的人来说，最好的防卫是良好的婚姻，婚姻能消化外来的屈辱。

母亲去世后，所罗门开始接受精神分析，1994年6月，所罗门开始感受到持续的厌倦。他从小就想当作家，可他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后，他却并不感到兴奋。8月，他又突发肾结石，状态进一步下滑。在31岁生日前夕，所罗门彻底崩溃了。他躺在屋里两天没有吃饭，父亲赶到他的公寓帮助他，所罗门开始服药，然后搬进了父亲的住处。陷入抑郁状态中，要去洗澡这个念头，也会让他感到无力和恐惧。全世界的人都在淋浴，为什么我不行？然后他会想起，全世界的人都有工作，有家庭，有银行账户，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疾病、饥饿、失败、夭折的孩子等等，“如果我一去不回，再也不扮演我的角色，人们会为我哀悼吗？”

所罗门是作家，所以他时常会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字来描述自己的感受，也会用哲学家的思辨来帮助自己厘清自杀的念头，叔本华说，“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实验，一个人抛给大自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事物本质的洞察造成怎样的改变？这是个笨拙的实验，因为要实施这个实验，就要毁灭提出这个问题并等待答案的意识本身。”另一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说，“人生值得一活，这是最为必需的假设，如果不这么假设，它就是最不可能得出的结论。”所罗门在抑郁最严重时，自杀的念头挥之不去，但却没有自杀的冲动。想自杀，和真的去实施自杀，其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他得到了父亲的照顾，一点点康复。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爱与意志的故事，他曾试图拯救母亲，结果失败了，而后拯救了儿子。

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曾经说过，在战争中，在劳改营，在恐怖时期，人们考虑死的频率要比在正常生活中少得多，无解的压力和死的恐怖以特别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关于生存本质的一般性问题就退居其后。所罗门向专家求证这一点，得到的回答是，在极端状态下，我们在反抗那些让我们活得更痛苦的人，如果我们自杀，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所以人们下定决心，不让压迫者得逞。在苦难面前，我们的求生欲变得更加强烈。但是，当没有什么要反抗时，我们活着的原因就必须来自内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