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的梦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自称“记录者”，写作、拍摄，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能通向理解与共情。但这并不容易，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与良心，更是足够的耐心、时间，以及对个人野心的节制。每一位记录者也许都在思考着相似的命题，都在竭尽全力寻找一个平衡：一场更平等的交流和传递是否成为可能？

当我们走进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眼的目光难免是新奇的、打量的，而这种目光不免沦为一种猎奇。摄影师孔若琛说，刚来藏区的时候，自己总是“看到牦牛就很兴奋，看到神山就想爬山去”。直到今年，孔若琛意识到，这也许是一种属于外来者的猎奇视角。

这已经是他来到青海玉树的第六年。2011年，玉树震后，孔若琛在这里支教了一年。2019年，他与一位朋友共同发起了“你看摄影助学计划”，来到他过去支教的小学，教孩子们摄影。2020年，他们从扎芒小学换到了山荣小学，此后的每一年夏天，他都会回到这里，将光影技术带给一批一批高原上的孩子。

今年，为了拍一个纪录片，他寄住在一户有八个孩子的藏区人家，其中四个孩子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在这里，他目睹了当地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他渐渐开始理解了此地的“日常”。

在高原上，一件事往往要做很久。烧水很慢，烧一锅肉也很慢。因为气压低，很难达到沸点。这里的人家通常每天只炒一个菜，也要花上两三个小时。

所有工序都比我们习惯的生活复杂。在内地打开水龙头就能做的事，他们需要去到附近的河边取水，再运回来沉淀和过滤。生火靠的是牛粪。这是一个围绕着牦牛的生态系统：每天早上，妈妈去给牦牛挤奶，一个孩子就负责去捡牛粪。湿的牛粪要拿去摊开晾晒，直到变成干燥状态，就可以收集起来，用来给炉子烧火。牦牛产的奶，则可以用来炼酥油。

厕所一般在室外，下雨的时候，厕所就很难使用。学校通常每个月组织一次洗澡，没有澡堂，孩子们在河边擦拭身体，女孩子们互相帮助对方擦洗头发。

真正的游牧生活，是从可以从远处的山坡上准确地认出自家的牛开始的。他随这家人一起从冬季牧场转到夏季牧场。转场的这一天，一头牦牛被当地的投石器“乌朵”所伤，孔若琛和这家人一起医治它，在它的腿上绑上和人一样要绑的木板。

还有一次，一头白色的牦牛从路上走过来，爸爸告诉他：这是我们家的牛，去年离家出走了。他们没有管它，今年，它又沿着路跑回来了。

当与这些日常对抗和融入的时候，孔若琛渐渐发现这里的生活既没有那么使人新奇，也没有那么枯燥了——一群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与动物、自然环境、气候共生，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他们很少抱怨这些生活流程的繁琐，或自然环境的恶劣。人类的力量，都蕴于那些沉默的、有序的日常之中。

我们对少数民族也许有很多想象，觉得他们苦大仇深，甚至觉得他们高考的科目都与我们不一样。实际上，他们和我们一样刷短视频，一样爱用手机里的Siri，姐姐仁青才措会自己拍短视频、发抖音。她甚至熟悉短视频的语法，每个视频的开头都会用抖音自带的ai声音介绍：欢迎收看，女大学生毕业回村后的游牧生活。

孔若琛从2019年开始教孩子们学摄影，从那时他就想好了，尽量不讲参数，不讲构图、色彩等审美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先教安全，其次帮助孩子们挖掘他们心中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他有时给孩子布置一些命题作业，有时带他们外出拍摄，回来让孩子们讲讲拍了什么，为什么拍这个。

孩子们的作品令人惊喜，其中有意无意透露出他们对生活的观察、对自我的理解。牦牛经常是被拍摄最多的对象，放羊、挖虫草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孩子会拍搬家的场景——这里的生活经常需要转场和搬家。

一个孩子拍雪山，孔若琛问，为什么拍山？孩子会回答：这是神山。塑料的东西不能烧在炉子里，烟会飘到神山上——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出对自然的敬畏，甚至他们的环保观念。

保地是孔若琛在2020年夏天时一眼相中的孩子，她是个长相灵气的小姑娘，当时她读二年级。因为摄影助学计划名额有限，这一年，保地并未参加。但不管孔若琛带着孩子们走到哪里，保地都跟着他们。第二年，保地正式加入了他们。

她比很多孩子都更爱探索。譬如她探索出了很多相机的新功能，发现相机可以录像，可以自拍，可以定格最后一帧。她拍妈妈去亲奶奶，拍一头穿着红棉袄的白色小牦牛，孔若琛以为棉袄是为了保温，保地说，其实这是为了在一片山坡上一眼找到它。没有人的时候，她一个人对着相机唱歌，摆出很多奇怪的表情。“你能从她的照片里感觉到她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孔若琛说。

上半年，孔若琛带着包括保地在内的几个孩子一起去上海，展出他们的作品，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玉树。在上海，他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动物园，以及黄浦江西边的一个有游乐设施的公园。至于外滩高楼，他们不怎么感兴趣，至于汉堡，他们觉得好难吃。

孔若琛觉得，摄影使孩子们变得更爱分享了，他们学会了讲述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学会了围绕一张照片去组织自己的经验。今年上半年，孔若琛将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藏区，和保地等孩子拍摄的作品合为一组，一起拿去参加了2024 vivo 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和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我们与他们的距离

张英男拍了很多年盲人，比如吉林省盲协的主席——一个盲人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比如学跳舞的盲人、会编程的盲人、做直播带货的盲人……他还拍过长春唯二两条导盲犬之一的拥有者，这背后的意义是：导盲犬的成本有二三十万，后续的养育成本仍然很高，只有经济条件好的盲人才能申请到。

为了让拍摄对象呈现出更日常、自然的状态，摄影师通常要花很长时间去陪伴拍摄对象，和他们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处理一些社会事务，譬如张英男曾经陪伴导盲犬拥有者邢春辉去处理他父亲的后事。但张英男发现，即便有这些相处，作为健全人，想要真正体察盲人群体的处境仍非易事。

有一次，张英男问一位盲人朋友，后天失明的盲人的梦有颜色吗？是不是都是黑白的？他得到了一个自己从未想象过的答案：很多盲人的梦是触觉的。一个触觉的梦是什么样的？张英男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想象。

还有一次，他去火车站接一位盲人。两个人走出来，张英男顺势扶着他的腰往前走。后来他知道，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如果真的想引领一个盲人，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胳膊给他，让他搭着你的手，让他来感受你的力量。你也可以用语言向对方解释前方有什么障碍和危险。

戴锦华老师曾经做过一次关于残障人士的分享，她提出过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很多人在探讨社会边缘群体时会认为，我们要凭自身的同理心、关注、良知来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但她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认知并承认这些差异。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无法真正用我们的身体去体认他们所失陷在的那种身体和社会的困境中。

“你能笑出他们的这个笑容吗？”

孔若琛和张英男，都是2024 vivo 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的参赛者。vivo长期关注社会公益话题，在这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鼓励每个人都能拿起手机，一面表达本心，一面回馈社会，让影像助力积极的改变发生。

在摄影中，“谁获益”一直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摄影师能以多种方式从作品中获益，比如得到报纸或杂志的稿费，出作品影集，办展览，出书乃至赢得名气；可被摄对象却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中闰拍过很多藏区的孩子，每次自费去采风，她都会记得背上二十几个相框，和一个小型打印装置，拍到孩子的照片，就打印下来送给他们。中闰发现，哪怕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也能让这些孩子们兴奋不已，他们会拿着这些照片，四处与人分享。

而在大萌的故事里，影像成为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大萌并非“外来者”，他出身云南红河一个哈尼族的村落，从这里考了出去。大学毕业后，他做了几年旅游博主，去了30多个国家，300多座城市。疫情那一年，哪儿都不能去了，大萌开始计划一个新的人生探索方向——返乡创业。在云南普洱孟连，他开了一家300亩的牛油果农场。

孟连的物产丰饶。种出了高品质的作物，怎样让它来到遥远的餐桌上，是一大难题。为了宣传农场，大萌想到要做一些关于人和作物的创意。

这是一组特别的作品，都是近景人像，色彩缤纷，用我们的话就是充满“多巴胺色系”，热带树木的绿，天空的蓝，都是高饱和度的。每个人身上都用特定的物产做成了配饰，有牛油果、柠檬、夏威夷果、咖啡豆、稻穗、豆角、南瓜、棉花……

照片上的“柠檬大叔”像一个守卫土地的战士，他的墨镜是柠檬片做的，项链也由柠檬连缀而成。柠檬黄衬着绿色的冲锋衣，衬着湛蓝的天，让人觉得心情愉悦。“柠檬大叔“是云南孟连的农户，住在离县城也很偏远的农家，他在现实中是个容易害羞的人，他有四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在缅北的夜场上班。

还有“南瓜王子”，用一个掏空了的南瓜做帽子，拿着南瓜做成的泡泡棒在吹泡泡；“豆角阿婆”，头上、脖子上都挂着豆角，带着墨镜，自有一种摩登的气质；“棉花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置身云朵一样的棉花中，环绕着她的云朵仿佛13岁的少女天真纯白的幻想。

照片上的人，分别是他认识的当地农民、工作室会计的女儿、餐厅的厨师、团队的翻译……大萌形容他们“性格乐天”。他对朋友说：“别天天觉得他们活得有多苦，你能笑出他们的这个笑容吗？我们永远笑不出这个笑容来啊。”

大萌给自己的农场命名“牛友果星球”，这些农户就成了“星球守护者”。在这里，大萌使用的并非传统的买断式农场的经营模式，而是与农户签约的模式。他的产业与当地的农民息息相关，96户农户在他们房前屋后的空地种了5000多棵牛油果树，大萌每年会给他们各种维度的补贴，等到牛油果成熟后，再与他们分果。

做农场，是一件从零开始的事。最开始，大萌不懂种植、不懂包装、不懂管理。困难一样接着一样：浇水需要从三四公里的地方拉水管上山，栽种牛油果要嫁接枝条。受到疫情的影响，物流经常停滞。很长一段时间，所有打包封装都需要大萌自己亲自参与。除此之外，还要处理很多人情世故上的事，要和当地政府打交道，管理百姓很麻烦，他们经常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萌经常觉得自己在“治愈”和“抑郁”之间横跳。

在种植技术、管理的辛苦之余，宣传、包装、拓宽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星球守护者》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美丽女郎的侧颜，带着一串咖啡豆制成的面罩，她是当地咖啡庄园主的女儿，所谓“咖二代”。大萌说，这些当地的咖二代和他一样，最大的烦恼就是如何让此地丰富的物产“走出去”。

大萌曾是一个旅游博主，摄影是他最擅长的事。在这里，利用自己擅长的摄影和记录，他做了不少有趣的策划，比如给老奶奶用鲜花做耳饰，又比如把咖啡农人孩子的画印到咖啡包装上，命名“咖二代”。我们看到的这组《星球守护者》也是其中的一组。

大萌的策划和影像使孟连丰饶的物产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被更多人看到，帮助他们获得了可见的经济利益。孟连县富岩镇芒冒村村民岩谈在自家的7亩咖啡地里套种了200棵牛油果树，今年他家就实现了咖啡和牛油果的双丰收。“今年我种的牛油果收入了1万元，咖啡收入1万多元，一块地种两个作物，一举两得。”

用社会性的丰盈对抗个体的孤独

不同人面对镜头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渴望被记录，渴望自己的声音和故事被人听到。另一些人则感到抗拒和排斥。拍摄对象拒绝、犹豫和反悔的情况非常常见。

张英男发现，有些盲人对健全人是有所排斥的，“因为你能看见他，他却不能看见你”。他认为相机有时构成一种“攻击”，“举起相机，和举起枪是一样的”，张英男说。实际上，多位摄影师都提到，不少拍摄对象并不喜欢被相机对着拍。

在这时，手机往往能减轻这种“攻击感”。多位摄影师都告诉我们，手机摄影在技术上已经和相机相差无几，但手机拍摄更轻巧、便捷。当使用手机拍摄时，拍摄对象不再那么戒备、抵触了。他们在镜头前显得更放松、自然，这个优势，使我们能走向更深的连接。

今年上半年，孔若琛带着孩子们由用相机拍，改成了用手机拍。保地横跨在一条不起眼的小溪流上，弯下腰去，把手机放得很低，将这条细细的溪流拍出了冰川水晶一样的质感，孩子们竞相模仿这个视角。

“因为是手机，我才让她这样去拍。如果是相机，我是不会允许的。”孔若琛说。手机更轻便，更安全，可以贴得离水更近。若是沉重的相机，他最担心有安全风险。

中闰经常拍摄儿童题材，她提到，作为女性摄影师，她更关注照片里的情绪，而非色彩、构图。手机摄影使她更不容易错过情绪。

在vivo手机摄影的帮助下，很多摄影师都更好地融入了拍摄对象的世界，拿出手机“再加一张”。每一年，我们都从参赛者的作品里看到了一些新的微小改变。

王伟涛在陕西神木做美术老师，多次亲历过当地极端的沙尘暴天气。沙尘暴来临时，学校停课，学生们被困在教室里，哪都不能去，只能感觉到窗户在摇动，沙子拍在窗户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黄沙漫天，视线范围内都是黄色。

他用业余时间去黄土高原采风，在这里，他认识了当地的种树人，一个队里十来个人，半数左右是老人，也看到了在黄土高原上实现种树技术上的艰辛。在2023年的五一假期，他拍下了这组叫《高原种树人》的照片，让更多人认识到植树治沙的意义。

王旭在一个公益机构做志愿者，在四川省甘孜州随医生们进行慈善义诊，2021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唇腭裂儿童群体，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多关注，使照片中的唇腭裂女孩接受了慈善组织的救助。

张博然在云南大仓的乡村普及美育教育，教孩子们摄影，两个女孩傅君怡和傅春燕从此走上了摄影的道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还在呼吁更多人加入，在用摄影记录热爱、表达本心的同时，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促进积极改变的发生。

正如戴锦华老师指出的那样：与他者的相遇，也许是我们获救的机遇；我们应该肩负起的社会义务，绝不是优越的救助，而是彼此的携手，我们可以用社会性的丰盈去对抗个体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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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浦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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