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帝 装狠

匪帮、炫富、纹身、脏辫、开枪动作

Peace and love

狠人
你们坐错了位置快让座，看到肉了秃鹫降落

——《Couple Hunnid》

舞台深处，是一支管弦乐队，射灯随着节拍不断闪耀，能看到乐手们剪影。站在前面的是谢帝，他染着一头金发，穿黑色西装，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几乎一动不动地说唱。弦乐铺底，鼓点有节奏地响着，再上一层，是谢帝松弛、咬字清晰的成都方言。古典与新潮，沉静与躁动，优雅与粗野，传统与叛逆，那些原本对立的融为一体。

这是7月17日，谢帝“闪耀2026”演唱会广州站。上半场多是快嘴、硬派、让人能蹦起来的曲目，伴奏由DJ控制；到了下半场，主要是叙事类的歌曲，改为使用交响乐团伴奏。这是国内首次有说唱演唱会呈现这种形式，他看到美国rapper的现场有过这种尝试，也想着给国内观众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对他而言，这算某种情怀回归。他初中学过小号，吹到8级，因为这项特长上了高中，“要不然我就可能读职高去了”。

按照他原本设想，带上管弦乐队的演唱会要进驻音乐厅，但音乐厅满足不了Hip-hop的鼓点效果，只能放在livehouse。正式演出前，乐队进行过4次排练，一次彩排加一次联排。每两个乐手之间有一个麦克风收音。上一站在成都，乐手方便在本地召集，多达21人，此站广州略有缩减。他承认，这种演出，“赚得很少，但是很有意思”。

后场更衣时，他的纹身露了出来。后背、前胸、颈部、手臂、小腿，遍布身体各处，就连头皮上都有，被遮盖在黄发之下。说唱歌手大多有纹身，但谢帝是其中把纹身文化贯彻到极致的代表。不久前，Bridge（他是圈内知名的无纹身rapper）要做一首名叫《No tatoo rapper》的歌，他想找一个典型的tatoo rapper作为对比，马上就想到谢帝，邀他加入唱后半段。对此，谢帝可太有话想说的了，只用半小时就写完他的部分。

歌里写到他与纹身的溯源，都是真实的。他小学时有次坐公交，上来一个花臂青年，他本能觉得，那太帅了。聊到此处时，我向他指出，如果这篇文章有审查者，大概率会删掉此句，以免对年轻人产生不良影响。我们都同意，他当时的那种喜欢不经思考，且毫无意义。但歌里提到的另一个故事确有意义：纹身是他斩断安稳出路的决心。他属于厂区大院子弟，大学毕业后可优先被招募入厂，但那不是他想的生活。纹身者会被排除选拔之外，他便在左手小臂上添了第一个纹身——Eminem艺名的花体字，花了900元。

演出结束，谢帝去后台向合作者致谢。与rapper 们，他用说唱的方式握手，手掌向上，身体相抵。与管弦乐手们，他的手常规地横向伸出，身体保持距离。说唱圈外人和圈内人不难分辨，后者身上至少有脏辫、纹身、穿刺其中一样。但现场这些人里，只有一个真正混迹匪帮。他叫China Mac，曾在美国因枪击案入狱，刚来广州发展，还不太会中文。他没有上台表演，只是作为合作商的朋友来观看演出。最近这些年，他公开呈现的形象是一个改过自新的回头浪子，为亚裔遭受的不公发声。那天我看到时，他一直在安静地啃一个苹果。

在操作这个选题之前，我的预设是写一个迷人的“反派”。Rapper可能是世界上最爱说peace和love的人，彼此矛盾和diss又是所有圈里最多的。他们讲real，但与本来自己完全相悖的人设又到处可见。这好像就是rap game的游戏默认设置，自然算不上什么错。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至中年但歌曲清单里依然只有hip-hop的人来说，那些形式的、叛逆的东西不再吸引我。我期待听到言之有物的说唱，为他人发声的说唱，洞察自我内心的说唱。否则这个艺术在中国只能留住低龄粉丝，难以像摇滚那样，和知识、媒体群体实现共振。我感到谢帝近年某些歌曲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实践。

我对他最大的一个好奇，是他2019年一段“发疯”的经历。那段时期他好像与世界为敌。但有趣的是，他在现实里从未有过一个死对头，甚至没给任何同行写过diss。对于那段“发疯”，他从未公开谈论过。此前我多次约访他，经纪公司一直代他拒绝采访。

一年多前的“龙头”音乐节，我第一次见谢帝。此时他已与原公司解约，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音乐节后台一屋子都是rapper们和他们随行者，每个人显得凶神恶煞。一个瘦削男子无精打采地坐着，眉毛和头发都染成黄色，额头有几枚钢钉，这个形象和状态让我联想到了电影里的毒贩。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穿带钉皮衣的大胖子，他光头，后脑有刺青。我脑中的关联词：黑帮大佬。还有那个脸上都有纹身、经常在谢帝MV出现的男人。他叫鑫子，戴着一副变色眼镜。和他旁边那位也是MV的常客，脸上有麻子，嵌入耳坠的硕大圆耳环。关联词：打手们。我置身其中，有一种轻微的恐惧感。

那天稍后，这些人的真正身份揭晓。“毒贩黄毛”是造型师，名叫VK，他看起来很疲惫不是因为抽大了，而是刚结束长途飞行。“光头黑帮大佬”是合作服饰商1807的老板吕萌。鑫子是个墨西哥菜大厨。而“麻子”——大家这么叫他——是一名调酒师。他们不同职业，共同点是热爱Hip-hop。

那次演出开场前有了一个小插曲。演唱会的票是免费发放的，进场需要刷登记的身份证。一些买了黄牛票无法进场的人在入口处聚集，吵吵起来。鑫子过去处理，人群散开了。他后来聊起，称他只是“以理服人”，和那些人解释为什么演唱会要如此安排。但效果立竿见影的原因显然是，没有人敢和一个满脸纹身的彪形大汉发生正面冲撞，哪怕他没有动怒，还流露出了一丝温柔——当一个女孩哭了起来，他一度不忍，很想破例偷偷放她进来，还把这件事讲给其他人听。

这些人都是谢帝MV里的常客。拍摄时，脚本、化妆、灯光这些都在其次，重要的是男子气概爆棚的那种氛围。一切只是游戏的一部分，MV里出现的豪车属于1807老板吕萌。他生怕交给别人开发生剐蹭，所以自己紧握方向盘。某个典型拍摄日，他们从早上9点拍到凌晨1点，“挑选一些表情还算到位的”，最后剪进3分钟MV里。谢帝给我播放了一段，暂停、放大，指出站在边角的几个人，他们是他健身房认识的朋友，肌肉强壮，但肢体语言和表情都差了点狠劲。他表示不满意。

我小心翼翼向谢帝和周围一些朋友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如此凶恶的“皮肤”？它似乎已经超出酷和潮流的范畴。

“纹身可能增加了我的那种气场，让我在音乐里面想传递的那种匪气的审美是有帮助的。”谢帝说。他尚未考虑纹面，“涉及到一个人直观看到你脸的感受，对你的生命轨迹改变的就会更大一些。”

“我一直是我生活的甲方，我不妥协任何东西。”聊起刺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身型像美国说唱歌手Biggie的1807老板吕萌对我解释。去年我见他时，他正要申请美国签证，避免签证官找麻烦，没敢在头顶纹身。这次再见面，他整个脑袋已经纹满了。

在这个话题上，造型师VK和我聊了最久。他有过反思，说唱文化里的叛经离道，其实是对社会归化与服从的某种抵抗，“但现在好像又有点反过来了，一些人觉得我是个艺术家的，我就得穿成这样，但其实那样想的人反而又把自己拴住了。”

“大家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怪人或者坏人，其实我们比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可能更善良。”他说。他承认他的外形会造成一些误会，比如陌生女孩会默默地退开，避免和他单独进入同一个电梯间。他不止谈论给别人带来的恐惧，也谈论自身的恐惧。他早年去国外，因为看起来太过老实遭人欺负，而有了纹身、穿刺之后，类似遭遇就逐渐消失了。“其实它更像大自然里面动物的保护色，它既能有利于你进攻、生存，也能很好地帮你在这个世界上去躲掉一些你出于本能害怕的东西，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争斗。”作为造型师，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帮说唱歌手“完成他们的那种保护色”。他频繁提起的一个词——“伪装”。

挣到钱后，谢帝想着要为“说唱会馆”建立一个工作室，就在桐梓林的芳草地小区租了房子，又买了录音设备，总共花了不到20万，他出了大头。他们添置黑板报，定期开会，“想的是我们要正儿八经好好地对待（音乐）这个东西了”。租房时还出了一个小插曲，房东看来了一伙纹身的年轻人，不想租了，他们赶紧喊谢帝过来当救兵。房东看到他，“唱明天不上班（的那个人），要得，要得，租给你们”。

更多的人加入团队，王以太、马思唯、Knowknow......“我们是整个成都最顶的。作为一个成都小孩，如果能加入会馆，绝对是最牛的事情。”谢帝回忆。无论个人或是团队，看起来都是在往上走，谢帝却日渐孤僻。更多时间，他闷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问题出在他的心理层面。

“谢老板”
在网上每天我必须吵，羡慕嫉妒恨一起搞，在每一个房间吼最大的声音，因为我力气小

——《天下无敌》

一些痛苦来自创作的停滞。他想做风格类似《明天不上班》的歌，再火一次。任他苦思冥想，去琢磨大众情绪，去拼凑搞笑的梗，还是写不出来。创作受困，因为创作的动机变了，他不再提炼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感受，而是“去幻想，问观众想听什么”，这个道理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

另一些痛苦来自商业上的纠葛。最初签约的小公司除了接商演，对他的生涯发展毫无帮助，他想脱身，却发现合同条款中的解约金是个天价数字。2016年，绕了一圈，他还是进入主流唱片公司，后者帮他付了违约金，再签下他。对他来说，这是个教训，“未来五六年的时间还这个债”。

但谢帝与新公司的关系很快恶化了。他完全没有常规渠道培养出的艺人身上的那种配合度和服从性。公司为他打造的第一首单曲《堵起》，找了台湾知名导演，花了几十万拍MV。平台上线时，公司将之标注类别为“流行”。仅仅因为这两个字，谢帝感到被冒犯了，“你胡乱定义我的风格”。他是少有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说唱歌手，他感到所有眼睛都在看着他，“怎么回事，一签公司就变成流行了？”他给公司高层打去电话，一顿乱骂。对方马上改掉了。那首歌的市场反响平平。他之后争取自己主导制作，又感到预算被压得太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不联系公司。

一个暗合的时代背景是，说唱在中国的被压抑。谢帝不是单纯和一家唱片公司较劲，他是在和一整套不接纳这门音乐的环境对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说唱依旧是一种边缘的、吵闹的、离经叛道的自娱自乐，不配登上唱片工业的正规货架。另一方面，说唱在地下，不意味着监管真空，在歌词里脏话连篇、挑战权威的京派说唱组合“阴三儿”即是前车之鉴，永无公演之日。谢帝对此很清楚：“你骂的好爽，你骂的好敢，粉丝说你胆子好大，但是最后你被封杀了，你没饭吃，你怎么办？就像把孙悟空压在山下。”

外界看来，他依然风光无限。一些商演宣传，会把他封为“中国说唱第一人”。他甚至为自己总被路人认出来深感苦恼。直到2017年夏天，说唱世界的版图发生巨变。《中国有嘻哈》播出了。

节目筹备时，导演邀请他，他拒绝了，“不想再火了”。但节目播出后的火爆远超他的预料，说唱被带入大众视野，塑造了一批明星，铺天盖地是他们的室外广告。有的人演出费飙升到了上百万元。

境遇落差带来的强刺激，再加上之前几年累积的郁结，戾气在他身上集中爆发。“我的心态失衡了。”谢帝承认。“那个时期的我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人。”他会在道上指着鸣笛催促他的公交车司机大骂。

人畜无害的微博名字“小胖娃谢帝”被他改掉了，只剩下“谢帝”。他的形象发生变化，开始大量纹身，“我要表现得很凶悍。”昔日小镇说唱青年，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匪帮了。他在脖子上纹“老子”二字，“我不是我，我是老子，我就让你们看得清清楚楚。我就纹在最明显的位置”。他冲动起来，去纹身店也不等相熟的师傅操作，任何人能纹就行，不需要纹得多精致。“心中有那种负面情绪积压的时候，那痛起来，你还是有点儿爽的。”他回忆。纹身是他对内的情绪出口，也是他对外的身份铠甲。至此，纹身对他有了第三重意义。但他不同意我将其概括为“保护色”，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了。

说唱圈与外部存在文化壁垒。哪怕是《中国有嘻哈》播出9年后的现在，一些圈外成年人仍无法理解，为什么rapper要看起来那么凶狠、张狂。第一季即奠定了这样的基调，冠军Gai当时看来，完全是个混不吝的恶棍。时任选角导演、后来成为这个综艺系列总导演的左近告诉我，选择Gai进节目，与他的恶棍属性无关，是因为2017年正逢 Trap（陷阱音乐） 盛行，而Gai是其中代表人物。不可避免的，镜头会放大刻画一些特质。“观众的脑海当中有这个印记，很难擦掉，变成了一个很重的标签。”左近说。

说唱歌词，本质是一种文学竞赛。“我最强”“我排场最大”只是其中的一类主题，比的是谁能写出最有味道的修辞与意象，粗俗、直白的自我吹嘘并不会得到普遍认可。用左近的话说，“请玩出花样和梗来”。对于目标受众而言，这类填满“男性荷尔蒙”的内容让他们感到过瘾，在任何其他音乐（乃至艺术）领域找不到相同的爽感。至于是否带来负面影响，辩护者会说，这不过是一种类型化角色表演，就像武侠世界里打打杀杀，观众不会看了《倚天屠龙记》就想着要用降龙十八掌砸碎邻居的脑壳。

某种程度上，《中国有嘻哈》以及其后续”新说唱“系列节目把充斥“男子气概”的说唱品类推广开来，因为其自带的竞争、炫技属性是综艺效果需要的，恰又因为其思想层面的浅白，保证其播出安全。“后来者做这个音乐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标杆，要去努力的方向。”左近承认。而批判、叙事向的说唱，与现实共振太强，反而可能引致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谢帝风格的转向，自因心境驱动，亦可视为投身潮流。他做了大量“假想敌”式歌曲，“对圈内的攻击，你们都是faker（假的）。”

他原本是特殊的，是极少上过央视的rapper，那意味着正统的接纳。他本可走在另一条道路上，像凤凰传奇里的曾毅。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他反倒变得寻常起来。100个男性rapper里也许有50个都是类似的纹身硬汉人设。每个人都在指责其他人是faker，但faker的定义从不清晰。

很大程度上，rapper们的这些行事方式，是对所谓“纯正”的追求。美国是Hip-hop的发源地，他们向那里的标准看齐——那才是“正统”，而最表层的东西是最容易感受的——比如歌词里的炫耀，着装方式，代表归属的手势。这也是发生在谢帝身上的事。一些无伤大雅，他买过镶钻的牙套——用的是最低级别的钻，花了一万多，基本没用过，戴着太不舒服了。一些则造成更复杂的影响，那个充满戾气的音乐形象谢帝是蔡镇鸿扮演的，也是他很长时期的次生自我。不良心态确实存在。

市场繁荣，为谢帝提供了与经纪公司冰释前嫌的机会。2018年初，公司成立说唱厂牌，他成为厂牌CEO，四处游说、接洽，签下一批rapper。他野心勃勃，“想建立一个帝国，上面可以打通主流，下面我们又懂文化”。

一个新的人设诞生了：谢老板，大家纷纷这么称呼他。但这个CEO有名无实，他没有股份，没有实权，没有配车与司机，甚至艺人合同也不经他手。“别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最后发现其实这里面我其实也说不上话。”

一个失望接着又一个失望。在公司运作下，谢老板与美国Gangsta Rap传奇Snoop Dogg合作单曲《All or Nothing》。消息传出时，粉丝炸开锅。但如果仔细听一遍歌曲，能发现两人的内容明显不搭。真相后来浮出，谢帝和Snoop Dogg根本没有见过面。Snoop Dogg的verse不是专门为这首歌录制的，而是旧歌里的片段，相当于出售了使用权。谢帝想，公司肯定被中间代理人欺骗了。聊到这段，他明显有些尴尬，不想多提。

时间来到2019年，谢帝和公司厂牌旗下艺人派克特、王以太去美国演出。那趟行程的前半程非常顺利，远超预期，他们登上美国最著名Hip-hop电台《Sway In The Morning》，即兴freestyle，反响不俗。那段视频和相关新闻现在还能在网上找到。同行艺人给足谢帝面子，介绍他“这是我们的老板”。他戴着墨镜，露出微笑，松弛又自信。

另外一些故事则从未被公开过，是谢帝亲口和我讲述的。当地华人朋友（同时也是个rapper）Lil Castles接待他，带他去拉斯维加斯玩。酒店开了小房间，Lil Castles到前台说这个人是来自中国的rap star，房间换成了总统套房。Lil Castles帮他穿搭，他系着红色方巾，穿着红裤子和防弹背心走在街上，纹身外露，发现白人黑人都躲着他走。那样做其实极度危险——红色是两大对立匪帮之一血帮的标志色——他可能被当成哪个新来的华裔或者墨西哥裔帮派分子。在外面拍MV，有位开着劳斯莱斯的老年人在旁边一直看，最后上来索要合影，对他说，从你整体的精神状态，感觉你是个real boss。

“那个时候把我顶起来了，我真的把自己演进去了，活进去了。我觉得我太gang（匪帮）了。我觉得我天下无敌了。”谢帝回忆。中国rapper在海外办演出，来的几乎是中国留学生和华裔，他感到他能抵达更大受众。“美国人喜欢我，在那边如鱼得水”。他的自我感受越来越好。

那种感受在他光顾洛杉矶的一家纹身店时抵达了高潮。那位纹身师也是个音乐制作人，聊得投机，邀请他去录音棚玩，拷贝了4个beat免费送给他用。公司知道后，第一反应是——“要花多少钱？”他想，唯有他能成为生意层面上的谈判者。如果换人去接洽，美国的黑人圈子不认可，“肯定trap（做局欺骗）你”。

美国之行的后半段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其他艺人回了国，他多留了一阵，具体做了什么不得而知。但社交平台上，他发帖很活跃。他宣称将和Eminem合作。他发出悬赏，谁能帮他MV配上准确无误的字幕，百万现金送到家。所有这些都没了下文。他还发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带着自毁倾向的贴文。

谢帝疯了，互联网上有人窃窃私语。营销号有了话题，持续地谈论他。感到某种风险，说唱会馆全员宣传退出厂牌。经纪公司隔在太平洋的另一座大陆上，根本无从管控他。事件闹到不知该如何收尾时，谢帝从网上消失了。

儿子

我不管这个房是住的好大的，当我闭上嘴巴沉默，可能这个才是我真实能表达的

——《不要倒下去》

很多创作者的灵魂是敏感且脆弱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是理解rapper的起点。“孩子啊，你需要先成为一只狮子，才能成为你内心的那只羔羊。”单口喜剧演员Dave Chapplle在获得马克·吐温美国幽默奖时，引述过这句他母亲对他说过的话。这些年，我采访过许多rapper，感受能够概括进那句话里。那句话也许有多种解释方式，它提醒着我，要看见那只凶猛的狮子，也要看见那只脆弱的羔羊。

前面的篇章，我们几乎是从谢帝的视角讲述故事，而要真正理解这个人，要加上蔡镇鸿的视角。他不是凭空创造的产物，也不只活在音乐世界里。他从市井生活中来，有父母家人。

与他熟络起来后，蔡镇鸿告诉我，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当年，结婚的职工才能获得单位分房，母亲“赌了一口气，才找到了我爸”。父母之间交流很少，成长过程里，家里大多寂静无声，“有声的话就是吵架”。很多年后，他在歌里写道：“如果可以就一起走下去，不然就掰了何必要吵架呢。看你破碎的家庭，获得的压抑是从小就被搞怕了的......是为啥子讲谎话，是为啥子相当怕，是为啥子感觉到孤独，找不到对的人讲讲话......”

他的说唱之路符合某种经典叙事：叛逆的孩子反抗父母。“市面上（的歌曲）都是妈妈的叮嘱我会听，但是我写歌词我就写妈妈的叮嘱我不听。”蔡镇鸿说。大学毕业后，有两年时间他住在好友郭琪家，与父母几乎不见面。他感觉家里的负能量太多了。“成功是我赌出来的。那两年我真的按照市面上那种所谓对孝顺的定义，你得回家，在那个环境下，我出不来。”

刚入行时跑夜场，他难以避免地感到恐惧。“鱼龙混杂，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有喝多的人上来撩他的皮衣，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对方骂他，他就坚持到对方被保安拉下去的那一刻。他所有的对抗，就是在对方抢他麦克风，全力地握紧。冷场也是一种心理打击，“你在上面唱，下面根本不理你。什么玩意儿，那种异样的眼神。”这些经历留下了某种阴影，这就是至今他不太喜欢夜店的原因。某种程度上，那里就像动物世界，如果你是一只羊，你会被狮子吃掉。

他一直向我强调一个词，本性。夜店里有人给歌手打赏，把百元钞票插在啤酒瓶上送过来。他感谢好意，但不收钱。这甚至不是出于道德或者尊严维度考虑，只是一种本能。“我的认知跟我爸跟我妈都是一套的，我只我拿我的工资，我拿我份内的事情（该赚的钱）。”母亲过于老实，在家庭、职场都被欺负。父亲耿直、古板，不爱走关系，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但“麻烦”有时要由整个家庭来背，变成母亲的操劳。他曾厌弃这些事实，但父母的痕迹留在他身上。

他上《中国好歌曲》，父母瞒在鼓里。父母的同事告诉他们，电视上有个人长得很像你儿子，但他姓谢，不姓蔡。父母至此不再反对他做音乐，但那不是真正的理解，仅仅是因为他出名了。他们的关系没有本质改善。

自卑的人容易自负，他后来总结。从前种种负面因素——家里氛围压抑，经济水平处在底部，读书成绩又差——“那种心理状态下，天大的委屈都可以受，你感觉你背后没得一个支撑，反击都很无力。”一夜成名后，所有被压下的喷薄而出，“滴点儿委屈都受不了，就不得行”。但“底层代码”始终在那里，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网上对他穿搭若有一句差评，他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内耗严重。

现在，该揭晓谢帝一度从网上消失的真相了：与他的父母有关。

首先我们得知道，那场“美国冒险”的后半段到底发生了什么。谢帝当时的经纪人霍耀告诉我，其实他哪里也没有去，天天在比弗利山上呆着。“当时是想做一些事情，发现老外不一定认你这一套东西。或者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没做好，盲目地认为我们去了之后就能干嘛，根本没有。”霍耀说。他未能合作上任何一个美国大牌说唱歌手。

他显然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他没有真正被美国说唱圈接纳。这种结果其实并不意外，也不是他的错。即便如在唐人街长大的欧阳靖，也从未进入美国说唱文化的中心。他只是在一个存在真正匪帮的国度里，假想扮演成匪帮。总计待了40天，签证到期，他回国了。

其实很多胡言乱语，是他回到成都的工作室后才发上网的。“Fake it till make it。我纯粹是在那个状态里，把流量全部搞过来，可以干一些事情。”网上有人调戏他，问他什么时候与Eminem合作。他立马回复：明年。当时在他旁边的人难以置信，他转头说道：“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来运作。”

他不仅拿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发，还想要“说唱会馆”的账号转发。同伴们劝他不要做，他听不进去。大家感到他不可理喻，纷纷离他而去。有人删掉他微信。工作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还没停手。

如果说在美国期间，他一度混淆现实与角色。此时的他，声称自己主观上能分清两者，一切只是为了流量和关注。但对外界来说，前后没有区别，他已经构成一个客观存在的高危艺人。被封杀的警报可能随时拉响。

有一天，工作室门铃响了。门口站着他哀伤的父母。“我心里面一种感觉，一个笼子框下来了。”他说。原来，他公司老板无计可施，唯有想到找两位老人。

谢帝惹的祸，现在轮到蔡镇鸿收场了。

他被带回父母家里。手机被收走了。他责令留在卧室里关禁闭，不能外出，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先好好做个人吧。”父亲对他说。

理论上，他一个三十几岁的成年人，夺回手机或者逃走，并非难事。不是不敢反抗，是不忍。“我哪怕做出极端的事情，一冷静回来，又回到真正内心里面的善良的人格。”父母很晚才有他，此时已年近七旬，“他们两个样子一看就是老年人了。”他感到愧疚。

与外界消息被切断了。有天，父亲把一张纸拿进来给他看。上面满满当当，是手抄的网友对儿子的评价。父亲没有微博，平时不上网，不知道从哪里搜出来的这些信息。第一条写着：“这是个瓜皮。没有匪帮的命，得了匪帮的病。”这种手抄纸，父亲定期拿给他看。

他梳理思绪，想到自己的胡闹导致说唱会馆解散，“我连兄弟、连family都没有了”，心灰意冷。他有时打起劲头，想写会歌，音响小声地开着。父亲破门而入。音乐关掉了。“Hip-hop对于我爸来说，就是邪恶的东西。”

母亲问他以后有何打算，他说他找个班上。母亲一听这话就哭了。她不喜欢那种音乐，不懂得儿子的热爱，但当她听到他要放弃的一刻，作为一个母亲，她哭了。

时间感变得模糊。每天醒来，他木然看着墙上的投影荧幕十几个小时。一次，他偶然看到一个叫做《大问题》的普及哲学的视频，里面围绕一个议题，汇总了历史上多位著名哲学家观点。他发现每个人的想法都有说服力，但没有唯一的正确。这对他冲击很大，他反思他在音乐上的狭隘，对所谓“纯正”的一味追求。

他对哲学有了兴趣，便找来王德峰、傅佩荣、曾仕强的视频看，还买了荣格的书。“重塑了我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正向的。”他说。认知一变，心理层面的症结就得到疏解。他有了新的看待过往的方式，那都是“上课”，心理的，为人处世的，商业的课。他感到平静，身上的戾气渐渐消失。

社区rapper
我跟建坤他们才吃了个饭，

我们在街上转，转到玉林做了个核酸

——《社区生活》

如此过了半年。在2020年年初，父亲把手机还给他，禁闭结束了。很多消息涌入，他不断下滑，想看说唱会馆的兄弟们跟他说什么。只有一个叫“孟子”的朋友在找他：“你去哪儿了？怎么找不到你。”他请孟子代他给大家道歉。

人际关系在重建。那位删掉他微信的伙伴加他回来——“孟子说你现在状态对了。”不久后，另一个朋友TY找他出来玩，他们顺便去了工作室。刚好大家都在，商量着给团队改个新名字。最后定下来，叫“成都集团”。“那次特别释怀，大家还是都接纳我。”他说。这是缠绕他的所有扣结中的第一个，解开了这一个，他才能依次解开其他。

从2020年起，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开始健身，作息规律，下颌线和腹肌渐渐出现。他感到每一天变长了。山东rapper华云龙告诉我，2020年11月，他来成都第一次拜访谢帝，他们在录音棚听歌聊天到晚上10点多，谢帝说他要回家了，明天早上6点要起来遛狗。2025年初依然如此，我头一天采访他到夜里3点，次日他坚持早起，怕一睡过去把作息全部打乱。

谢帝音乐人身份的回归是自然而然的。刚复出时，建坤喊他做歌，他说有点静不下来。建坤说，行，你想写随时叫我。不多久后的2020年底，谢帝不声不响就做出一张混音专辑。他好像一夜之间就好了，建坤想。

华云龙和谢帝

继那张专辑后，接下来半年，谢帝又发布了两张专辑。他想清楚了：“我不做所谓的什么老板，首先把我的音乐做好。”当他投入进去，没有人更比他更高产。有一次，他性情反复无常的rapper朋友贝贝约他做歌，头天夜里发来demo，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就急不可耐问：“好了吗？”这对绝大多数rapper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要求。谢帝告诉他，做好了。那天清早他6点就起来了，7点录完属于他的verse。

他每天固定去录音棚，管这叫精神瑜伽——不是为了说非要写出一首歌，就是腾出一段时间“要有这个行为”，”我可以一直在选beat，没选出来就回去了。有可能写了两三个小时，只写了两句。“

他思考着他的音乐要往何处去——如何保留所谓的“纯正”，又能实现本土化？他看到YouTube上有个特别火的美国说唱节目，叫From the Block，rapper们露天演唱，背景是城市社区的日常景象。一个词在他脑子里渐渐清晰：社区。

某种程度上，把说唱装进“社区”里，解决了一个困住中国rapper们的难题。美国黑人有黑人的处境，而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毒品泛滥、警察暴力、种族冲突、帮派仇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rapper处在一种悬浮里，形式是借来的，愤怒是凭空的，如果逞凶耍狠是角色扮演，那么这文化的根基在哪里？“社区”构造某种自我认同，方言、城市荣誉、底层突围、人与人的情谊都构成社区的一部分。他处在进退自如的语境里，往前一步，社区可翻译为“hood”，你可以联想到美国的贫民窟、地盘斗争，退后一步，社区就是川渝市井，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他对这里的情感是真实的。

他模仿节目形式，邀请新生代rapper拍了一系列视频，带上“社区rapper”的标签发出。随着越来越多rapper主动加上这个标签，社区的内涵被不断扩大。谢帝拿陕西rapper王恩喆举例，后者描绘的社区是乡土。“田里的生活，被催债的生活，内化得就很好。”他说。

“你无论来自哪里，你都是有自己原生的社区，你的音乐风格和这片土壤都是有一些挂钩的。谢帝提的这个概念，很好地把民间的、自给自足的音乐感受表达出来。”左近说。

社区不仅仅是概念，也是真实社群与场域。自2022年底，他发起一个免费音乐演出“龙头社区音乐派对”，每年年末或者年初举办。他去找川渝rapper，老一代的，新生代的，邀请他们加入“龙头”。“每年龙头要花几十万，他真的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参与负责“龙头”的霍耀说。

歌手间的feat（合作），要么明码标价，要么讲究双方咖位对等，但谢帝很愿意帮带一些尚不知名的rapper，其中一些粉丝量不过数千。他的所有feat都是免费的，选择标准是音乐本身。“发demo过来，合适就合作。”他对他们说。至于那首歌出来火不火，他不看重，“我对他是一个助推作用，他有一股心气了。”

“他是真正在推动中文说唱的人。”一个叫Bsh1的rapper告诉我。他属于抽象赛道，纵使近来流量不低，仍处于说唱圈层鄙视链的最底端。他提起另一位他曾仰慕的圈内老炮，数次在网络无端攻击他，相较之下，每一次与谢帝接触，他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善意。“谢老板只有鼓励，哪怕你没干好。”Bsh1说。

那些追求听感、炫耀的、怼天怼地的歌，谢帝偶尔也做，他依然觉得是帅的，内心喜欢。但他严格把握一条边界，歌里的戾气绝不带入现实。他微博几乎变成宣发歌曲的展板，不再有其他内容更新。

但他也明白，如此行事后，他的“匪帮说唱”风格恐怕难以做到极致了。“说唱里面的愤怒也好，态度也好，源自于一种狭隘，需要你真是这样想的才行。现在你让我写一首狂的歌，我没有19年写的好，因为19年是真狂，现在是装狂。”他的创作方向在变，更想写那些自我激励、反思、讲个人经历的歌曲。“我追求的是我的歌词，把伴奏关掉，让一堆不懂说唱上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依然可以侃侃而谈。”

近年来，他的两位伙伴马思唯与Knowknow在实现事业飞升。他们出了很多热门单曲，还创立了各自的潮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在流量与财富上，谢帝与他们尚有差距。但这不妨碍说唱世界从另一种视角重新看待他。他的高产，多年未下牌桌的坚持，对新人的扶持，为他赢得某种街头声誉。那些闹剧过去了。一些人用GOAT（史上最佳）称呼他。

他受邀加入说唱综艺，成为导师。“新说唱”导演左近回忆，2023年她专程飞了一趟成都，邀请谢帝加盟节目，很大原因是被他那首名为《彩虹》的歌所触动。“说唱音乐除了时髦、潮流以外，我希望它是有思考和有内容输出的。”左近说。

然后，是那个火到圈外的diss事件。

2024年4月，一位叫诺米的rapper，在《新说唱2024》海选被导师谢帝淘汰后，写了一首歌。歌曲里的hook“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成为全网热梗。同情涌向诺米，谢帝被网暴了。网友想当然地认为，他以傲慢姿态对待草根追梦人。但随着节目后来播出，真相揭晓。淘汰源于诺米的忘词失误，谢帝没有出言讥讽，说了一番温暖的话，还拥抱了他。

你未必知道后面的故事，是诺米讲给我听的。流量来去匆匆，到了今年，因为久未发作品，诺米已渐被人遗忘。他制作新专辑时，向所有比他大牌的rapper发出合作邀约均石沉大海，只有一个人例外。

“好听。这种带旋律的风格很适合你，多做这种，对你发展很有帮助。”收到demo后，谢帝回复他，很快创作了他的唱段。

蔡镇鸿

让未来是未来，而并不是又一段过去的平替，我向前迎去，也在向后寻迹

——《我不会忘记》

你原本不会看到这篇报道。2026年初，我当时所在媒体审读部门毙掉了它，理由是主角满身纹身，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我当时的编辑写了很长的信帮我争取。“它让我剥掉一个年轻人的文身，看到他真实的内心。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对自己，对艺术、对社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它让我了解到更多不同的人。单从文身上来说，我的理解是：年轻人的自我表达，它冲动，但不反动，它流行，但不是流毒。这也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没有那么多不可接受。”我们通过前几层审读，卡在最后一道关。

但更大的阻力来自谢帝本人，他压根不同意这篇报道被发表，即便换一家媒体再试试。他认为真实的蔡镇鸿暴露过多。为此我删掉了一些细节，但他仍然无法接受。这是一个矛盾：他对我宣称自己是玩家，但他更愿意让听众相信那个角色是真的。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化发生了。7月中，在邀请我去他广州演唱会前，他发来他的新专辑的部分demo。他计划在11月6日生日那天发出这张专辑。已经写了12首，歌词堆在文档里有一万多字，一篇长报道的体量。我听完了这些歌，对应着不同的节点，他人生中的高高低低，拼凑成一个主题，蔡镇鸿的旅程。这些歌，不是谢帝，而是面具之下的那个人。

作为Intro的第一首歌，他唱道：“这张专辑关于物质，关于欲望，关于挣扎，关于对抗.......关于关系，关于家庭，关于伪装，关于隐藏，关于保护，关于谨防。就跟谢帝这个艺名一样，每个人在外面都有另外一副面具。你回家是不是你自己？要不要独处一下？我回家的时候我妈不会喊我谢帝谢老板，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喊我蔡镇鸿。”

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两次访谈。他谈到之前遮遮掩掩的一个话题：那场美国之旅，以及回国之后的那段消失。他第一次披露了被父母关“禁闭”，我写入前文之中。他似乎不再感到羞耻。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他也没有预料事情会如此走向。上半年时，他只是想创作一张不同的专辑。入行十五六年来，很多主题都写过了，“再去这样写，自己觉得也没有意思”。他想写“除了我没有人唱得出来”的东西。那该是什么呢？完全属于蔡镇鸿的个人经历。这些内容近几年他并非没有在歌里提及过，采用是一种事后说教的语气。郭琪和他讨论，觉得整张专辑如此创作，情感太平了，叙事者不能一上来就通达了。

“我才去又往回去挖掘一些从前的状态。其实像这种表达，在我的音乐作品里面很少出现。”他说。他第一次用第一人称去描述家庭关系。

最近几年， 他与母亲变得亲密起来。因为父母常吵架，他把母亲接出来住，觉得这样对她情绪更好。母亲不习惯住在他市郊的大房子，那里太僻静，他便租下市内一个两居室，每天吃母亲做的饭。听说母亲有胃病，他带她去看中医、针灸。

看到他勤奋健身，母亲有所欣慰。但她又极度关注他的网络动向，这让家庭氛围有时变得奇怪，有时他人在卧室，“外面我的歌就响起来了”。“我在歌里面耍态度依旧没变，该耍还是耍，但是我从来你看我再也没有发过那种微博，我发微博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因为引发那些东西会流到我妈那去。”他说。有一天，母亲突然对他说，你的歌词写得有点好。他感到心里的一些东西松动了。

印象中，他已经很久跟母亲没有任何争吵了。母亲偶有情绪，喊他吃饭，两次没反应，就吼起来。“我在洗手，确实开着水我没听到。你再说第三次，你别吼。”他慢悠悠地说。

专辑名字他想了很多个，最后就叫《蔡镇鸿》。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创作，创作本身就是对自我认知的叩问与重建。多年来，他在音乐里只愿展现他的强硬，而现在，他暴露他的脆弱。他不再借用那些美国符号。

“你只有真正把它写下来，才会真正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牛津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教授 Emma Smith曾说过。这一点，在谢帝身上得到印证。他边创作边理顺一些以前没想清楚的事情，“通过音乐去寻找，一句话一句话地寻找。”

他写《我还差啥子》，听起来这又是炫富的歌曲，但其实这是一首关于平静生活的知足咏叹。“夕阳在表带上泛起的光泽，我在老车上放一张光碟，世界是重复的章节，就在一瞬间像是恍如隔世的相别。”一段抒情后，他唱道：“痛过的人才晓得家和万事兴的分量，我还差啥子，可能还差跟我爸的沟通。我晓得他喜欢车，应该开出去带他去兜风。如果在今年我能把它实现了，那将会是我最大的成功。”

自从与母亲搬出后，他确实好久没和父亲说话了。不久前，借着父亲生日，他决定行动。“爸，20号你生日上午我方便回来坐会儿不，朋友送了两瓶陕西的白酒，给你拿过来。”

“可以。天气预报20号有大雨，你可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来。”父亲回道。

原来想隐藏的话题，一个又一个打开。当然，这种打开也是有限度的。情歌是最容易流露真情实感的创作领域，也是目前最容易出热单的说唱品类，他至今从没写过。至于他的女朋友在他的关键节点的陪伴与交流，在采访中他完全跳过了。但至少，他对我讲述了那段发生在美国的迷失，那是我以为最难以启齿的部分。“我拥有这么一段真实的经历以及体会，我应该通过音乐把它传递出去。”他告诉我。

但等一等，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版的人设？一个读荣格的、与过去和解、涅槃重生的谢帝。他的新专辑要上架了，他希望我的报道发布配合他的时间。也许他知道他别无选择，无论如何我会发表这篇报道。在我们僵持不下时，他曾发信息给我：“我现在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往下推进的话，还有很多步骤要进行。”不要忘了他说过，谢帝只是rap game里的角色，蔡镇鸿想怎么操作他，他就会呈现什么样子。一些摇滚明星专访里，我们已经见过这样陈词滥调，“顿悟”总在故事的最后发生。

媒体采写，是否能过够找到那个毫无加工的“本我”，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只能希望尽可能扩大外围采访。我采访了其他12个人，要么是我自行找到，要么恰好出现在他周围，谢帝没有主动为我联系任何人选。某种意义上，他谨慎地控制着他的叙事。我向谢帝提出想采访他父母、女朋友、说唱会馆的兄弟以及圈外朋友，他全部拒绝了。

在镜头面前，rapper还是需要那层保护壳。录制“新说唱”时，他坚持戴着墨镜。“我们商量说能不能不要戴那么黑的墨镜，戴可以看到眼睛的墨镜。他说不，我要的就是这种黑墨镜。”总导演左近回忆，“其实他是为了不要让大家看到他的一些微表情。如果眼神闪烁，或者被人家解读到，他会觉得不合适。”

谢帝曾告诉给他拍视频的杨沛杰，他并不喜欢自己的眼睛——太和善了，“好像很容易被人欺负”。有次出行路上，谢帝兴致勃勃地聊他正在做的“龙头”项目。随拍的杨沛杰被他的神态吸引住了 。“你就感觉这个人很鲜活，有血有肉。他的眼神有力量，让我看到故事，让我看到情绪。”不由自主地，他把镜头推近谢帝的脸。

谢帝戴上了墨镜。两块黑黑的镜片。一堵墙建立起来。眼神消失了。

李天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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