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联想 | 友不在多，有大仙就行

一

2019年平安夜，好友大仙去世了。

大约是在90年代初，我经常在报纸上读署名“大仙”的文字，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北京青年报》记者王俊。

1991年，我在北京民政工业公司工作，单位就在后来被人传得很邪乎的闹鬼的朝内81号，我恰恰就在闹鬼的那栋楼里上班、值夜班。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单位对面的朝阳门小学地下室就是《北京青年报》社，以前给《北京青年报》投稿，总是石沉大海，这回我要亲自交给他们，不就是过个马路的事儿吗，稿子能不能用，当面说清楚也不至于让我天天盼回音了。

接待我的编辑叫张雅涓，她负责周末“乐土”板块。办公室里有好多人，听他们互相称呼，那些名字我在报纸上都见过，有田禾、郭宇、戴方、大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仙，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有点像座山雕。我特别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但他一直戴着耳机听音乐。

1993年，我认识了戴方，他经常跟我约稿，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玩，每次他都会提到大仙，大仙的神话雏形就是这么在我脑子里形成的。我不止一次跟他说，能认识一下大仙吗。他很认真地说：“大仙人特好，你们该认识一下。”

2000年，田震在王府饭店举办专辑《震撼》首发式。活动结束，我正要离开，戴方把我叫住：“你不是想认识大仙吗，他今天来了。”

我特激动，这事好像念叨了半个世纪，总算成真了。从一个侧面也见证了戴方这个少爷实在有些不靠谱，生生地把我认识大仙这么简单的事儿弄成了艰难的跨世纪南北韩会面。

北京有三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王朔、戴方、大仙。我现在认识了两个。

大仙在我的通讯录小本上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他的书法很漂亮。

二

除了戴方不靠谱之外，主要是我跟大仙的生活轨迹没什么交集，一来我那时没什么夜生活，一到晚上就犯困；二来我跟体育圈的人不熟；三来我跟文学诗歌圈的人也没交往。总之，是因为我宅男不爱社交，认识大仙的时间推迟了好几年。但他在报纸上写的各种专栏每篇必看，我对大仙这个人的了解都是来自一个渠道：戴方。

有段时间，我和戴方常常在三里屯酒吧晒太阳，简称“三晒”（Sunshine），晒太阳的内容包括看报纸、扯闲篇。我们先买一些当天出版的报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自言自语：“看看大仙今天又讲什么笑话了。”看完大仙给《足球》写的随笔，基本上知道了如下信息：他最近听什么歌、看什么书、看什么电视节目、跟谁混、在哪里吃饭、泡哪个酒吧、谁最近跟他说了什么话、又听到了什么流行词、又流行哪个牌子了……都会出现在他三五百字的短文里，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许茹芸不用露华浓”。就是跟足球无关。看完后我们笑逐颜开，最后不忘总结一句：“丫太贫了。”

大仙在当时创造了一种文风，把诗歌、散文、武侠和流行文化符号糅在一起，用北京人特有的贫嘴方式写出来，把雅拉俗，把俗抬雅，实则是一种文体颠覆。当时玩这种文字游戏的人，一个是大仙，一个是张弛。他们为什么这样去“破坏”文学，很简单，过去文人写作，写着写着就不说人话了，并且越来越板着脸，以示深刻。这二位就像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在字里行间捣乱。

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把脸憋得通红才能憋出个金句，大仙都是信手拈来，让你都背不过来。

王朔在当年用“痞”撕下作家的伪善，但“痞”中带着情怀。大仙用“贫”打破了一直以来随笔的矫情，但“贫”中带着意境。文学本来就不该只有一种表情。

据说，在大仙最贫的时候，到《北京青年报》面试的女孩都不是为了新闻理想，而是冲着大仙去的，办完入职手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跟同事打听谁是大仙。我有个朋友，买《北京青年报》就是为了看大仙的楷体字豆腐块文章，她说看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自己》有种顿悟的感觉，以后再也不对那些没良心的男人（现在都叫渣男）好了。

三

大仙的文字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些欢乐。生活中的大仙也过得跟段子一样，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经过他的文学加工，变得更有喜感，再通过别人添油加醋，差不多就变成小品了。

好在我的博客还能看，把过去写大仙的段子再复制一遍。

1，当年《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陈冀是个文学青年，招的编辑记者也要有一定文学功底，像王朔这么大的腕儿，应聘都被拒之门外，你可以想象这家报纸的门槛有多高。大仙去面试，总编问他有什么文学特长，大仙说：“我是个诗人。”总编说：“那你朗诵一首你写的诗。”大仙说：“我好羡慕她，受伤后可以泡吧。”总编说：“成，你明天来上班吧。”就这样，大仙成了《北京青年报》记者，鉴于他不爱运动，总编把他分配到体育部。

2，大仙报道最多的是足球，但是他从来就没摸过足球，也从来不看球。1992年欧洲杯，大仙采访北京足球队守门员路建人：

“你看好哪个守门员？”
“当然是苏联队的达萨耶夫了。”
“行，谢谢，再见。”
旁边的主任郭宇一听急了：“大仙，你怎么不问问人家为什么看好达萨耶夫？”
“他哪儿知道啊，得我来替他编。”

3，大仙采访国际象棋冠军谢军，电话打过去，是谢军妈妈接的，谢妈妈说：“谢军已经睡了。”“谢军晚上吃的什么？”“饺子。”“行，够了。”第二天，《北京青年报》上有一篇一千多字的谢军专访。后来谢军见到大仙，说：“你那篇采访写得真好，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4，大仙不会英文，26个字母只认识25个，但每逢大赛，报社都派他去现场采访。赛后新闻发布会，双方主教练基本都用英文跟记者交流。大仙完全听不懂，但是又要写报道，于是他练就通过面部表情猜测教练在说什么。当全世界的媒体赛后报道都如出一辙的时候，只有《北京青年报》是独家报道。

5，大仙去瑞典采访女足世界杯，在斯德哥尔摩接到单位的指令，采访结束后立刻奔赴法国采访法网。但他去法国驻瑞典大使馆办签证时遇到了麻烦，使馆工作人员告诉大仙，如果去法国，必须回中国签证，不能从瑞典直接去法国。大仙一想，来回一折腾，法网都结束了。没有什么能难倒大仙，大仙清了清嗓子，开始哼哼《马赛曲》，并且在《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之间自由转调，以示中法友谊。最后把签证官哼哼烦了，一怒之下手起章落，把大仙从斯德哥尔摩轰到了巴黎。

就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体育记者，大仙却在过去20年中写过一篇最深刻的中国足球评论：“密集不能防守，防守不能反击，平行不能站位，带球不能过人，下底不能传中，头球不能摆渡，包抄不能到位，边路不能突破，大脚不能长传，长传不能冲调，小组不能出线。”这段文字在中国足球身上还可以用一百年。

6，话说某日大仙在酒局上一边推杯换盏，一边安慰受伤的文学女青年：“要化悲痛为酒量，除了啤酒，我们可以把一切置之肚外，人在江湖走，谁能不喝酒，人在江湖混，谁能不郁闷，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突然手机响了，是报社负责照排的同事。

“大仙，你那篇稿子涨了200字，你在哪儿？能回来改改吗？”
“涨了就往下删。”
“我哪知道哪句有用哪句没用？”
“我的稿子你都排3年了，哪句有用你还不知道？”
“我只管照排，又不是编辑。”
“这年头培养一个读者怎么就这么难呢。”
“你快点吧，就剩你这个版没签呢。”
“我告诉你怎么删，记住，不要在我谈人生的时候打电话。你从涨出去的地方往回数，见到第一个句号，把后面的都删掉，以后我的稿子，凡是涨的，都这么删。”
“那以后要是亏了呢？”
“亏了你找我以前写的文章，随便找一段补上就行了，我写的东西都是互相兼容的。”

第二天，《北京青年报》体育版有篇大仙的文章：《万达队9号剑指苍天 国安队雨夜败走工体》，文章开篇说国安队失利有四个原因，但你看完发现只写了三个原因。

7，大仙出了本书《先拿自己开涮》，约某报书评版编辑吃饭，大仙说：“你们报纸要是不发表一篇我这本书的书评，就不是真正的书评版。”编辑说：“没问题，可是……可是谁来写书评啊？”“这样吧，我今天晚上给你写一篇书评。我的书，只有我写书评才是最真实的，别人都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编了这么多年的书评版，还从来没有遇到自己给自己写书评的，读者看着多别扭啊。”“这个好办，我写完了书评，署上张艺谋或者陈凯歌的名字就行了。”

8，大仙除了写球评，也写乐评，他嘴里冒出的歌手或者歌曲的名字你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一次，我去大仙常去的唱片店买唱片，聊到大仙，卖唱片的小姑娘说：“你是说那个诗人大仙啊？我们都认识，他每次来都买很多唱片，然后在门口把唱片塑封撕开，把光盘扔到垃圾桶里，带着封面回家。”大仙回家后，花一晚上的时间把歌词都背下来，没几天报纸上就有他的随笔、乐评了。

9，大仙很喜欢听音乐。我第一次在地下室见到大仙，他就戴着随身听听音乐，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听的是英国乐队”文化俱乐部“的歌。有一次，大仙打车回家，广播里正放一首歌，还没放完，就到家了。大仙对司机师傅说：“麻烦你在我家楼下绕两圈，等我把歌听完再下车。”

四

世纪之交，中国网民还不多，现在的傻逼脑残们刚刚换下尿不湿，能聚拢人气的网站也不像现在这么恶心，网民们大都带着一颗文艺气质的心在网上互动，西祠胡同是当时比较有人气的论坛之一，聚集了全中国的文艺中青年。大仙差不多是在2001年左右上网，我们一起在西祠胡同玩。

线下大家也经常聚会，我终于可以跟大仙的生活有交集了。基本上，那时候的常态就是各种饭局，饭局之后是酒局，酒局之后是茶局，一直折腾到天亮。大仙每次必定把自己灌醉，然后大家把他从桌子底下找出来，扶上出租车，司机一边听着聂鲁达的诗，一边迎着北京的晨曦把大仙送回家。

2003年闹了场非典，这一年过得挺郁闷。年底要一起跨年，我们在后海烟袋斜街包了一个酒吧。大家借酒浇愁，把一年来的郁闷都发泄出来。有人忍不住哭了，随后有两个、三个……最后差不多都哭了。我不喝酒，也劝不过来，有些不知所措。大仙端着酒杯，看着一屋子的人嘤嘤啜泣，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不太靠谱。”

可能在大仙的人生哲学里，人就该这样，该哭哭，该笑笑，人生可分为不靠谱和特别不靠谱两种类型，非把自己装得跟人一样那不是正常的人生。

我没见过大仙带有什么个人目的去与人交往，只要你能和诗歌或酒沾上边，就能成为大仙的朋友。狂饮、浪诗以及开导迷茫和受伤的女青年是大仙生活的主要内容。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来没听他聊过工作、名利或是商业话题。

过去，我跟大仙一年能见两三次面，每次见面，都会发现他身边的人不一样。大仙说：“我最开始混50后，后来混60后、70后、80后，现在混90后。”大仙是少有的跟任何年龄段都没有代沟的人，这可能跟他很会“混”有关。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你以为他是在瞎混？可能某一句诗的灵感就来自头天晚上的瞎混。别人醉了就是醉了，诗人醉了还是醒的。

大仙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在饭局上，任何人都可以踩故他，他也从不还嘴或跟人争执，你几乎见不到大仙生气发火，这也是大仙好友如云的原因之一。他的锋芒、个性从不用在与人的言语交锋之中，而是暗藏在他的诗和随笔里。

人们大都愿意活成别人希望看到的那样，能像大仙这样活成他自己希望的样子的人不多。即使在一个没有诗歌的时代，大仙也把自己活成诗人的样子。从某个角度讲，他是孤独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诗歌的黄金年代，有上百种诗歌流派。大仙就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众多诗人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魂的消散，诗人渐渐变成稀有物种。在崇尚用手机滤镜做画皮的年代，大仙依旧坚持写诗，你只有在读他的诗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不靠谱的人生原来是那么严肃。没有诗歌的时代让他孤独，孤独又让他保持了诗人的纯粹。

大仙不是那种擅长策划的人，不然他早就创业去了。在他一生当中，唯一亲自策划的事就是“诗加歌”。2006年，大仙跟苗炜、棋哥一起策划一个“诗歌朗诵会”，开始我以为他说着玩，后来发现真的玩起来了。2006年12月30日，北京的一些文学青年聚集在一起，老六做主持人，每个人朗诵一首诗，用这样的方式来辞旧迎新。之后，每年一次，到后来，他把一些歌手拉进来，变成了“诗加歌”。

我参加过四次诗歌朗诵会，朗诵过伦纳德·科恩的诗，朗诵过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队“塑料宇宙人”的歌词《害怕》。从2006年一帮文艺青年在一个简陋的咖啡馆开始朗诵诗歌，到2014年大仙带着一帮诗人和歌手到束河参加李亚鹏组织的Coart，我真的看到了大仙对诗歌的热爱，一个不着调的人竟然把一件事坚持做了这么多年，可能你看到他站在台上饱含激情朗诵，是在圆他一个吟诗的梦，实际上他多么希望回到盛唐那个时代啊。

大仙没有商业头脑，也不具备太强的执行力，在一个拿狗屁当令箭、灵魂被交易的时代，他还能身体力行，把热爱诗歌的人召集在一起，站在舞台上，朗诵诗歌，简直是个奇迹。但凡他有点商业头脑，一定能创建一个“诗加歌”的品牌，靠这个能成为你们现在看到的那种上蹿下跳的风云人物。因为他的各种不靠谱，反而让这件事保持了应有的纯粹。

我不懂诗，也不擅长喝酒，大仙总跟我说：“咱俩见面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其实跟大仙在一起你不用说话，听他说就行了，他总是在各种不着调不靠谱晕头晕脑的话语中给你带来些乐子，并在不经意间启发你点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跟大仙混，因为他随和、不靠谱、胡扯人生、让你有吃有喝、不贩卖焦虑、不骗你、还免费，认识大仙的人从来不花钱听骗子讲课。

有段时间，大仙喜欢喝单麦芽威士忌，我每次见大仙，都要给他带一瓶，反正单麦芽的品种挺多，每次都能保证不重样。有时候，大仙当场把酒打开，他的原则是，酒怎么可以带回家喝呢。偶尔我会提醒他，这酒不错，留着一个人回家喝。我喜欢大仙把酒言欢的状态，他倒挺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小白兔，带着你晕头晕脑地一通畅游。

真正的朋友，是相互之间没有需求，却仍可以给你带来暖意。大仙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