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年轻人感到不舒服，他们会怎么做？

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难在现实里安放自己？

有些人对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没有回应的沟通变得格外敏感。她们会反复确认：我是不是被冒犯了？我的感受有没有道理？我要怎样把它说出来？

也有些人开始频繁想象远方。离开原来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节奏，去别处重新开始。可真正抵达以后，远方也会变成具体的房租、关系、安全感和日常秩序。

正面连接成立五年后，我们做了第一次线下活动，名字叫“即兴”。第一场主题是《年轻人的敏感与远方》。我们从两篇稿子出发，一篇关于一个大学生如何一次次感到被冒犯，并为自己的感受寻找语言；一篇关于一个年轻人如何离开北京，去远方生活，又重新理解现实。

它们看上去是两种经验：一个留在原地，一个不断出走。放在一起，会看到同一个问题：当现实越来越难以处理，年轻人会如何表达不适，又会如何想象出口？

下面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的文字。为了阅读顺畅，做了少量精编和结构调整。如果你对下次活动感兴趣，可以在本次推送的次条找到参与方式。

一篇投稿

于蒙：对，《走四方》最开始是一篇投稿，其实是作者想应聘。她发来的是他之写过的一个作品。这个稿子最开始叫《旅居之后我发现还是上班好》，写的是他怎么离开原来的那份很无聊、很重复的工作，去各个地方旅居，然后最终又回到北京。

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肯定没有办法直接发。但里面有一些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作者不会写非虚构，这个一看就知道，但他会写事。你可以不会谋篇布局，不会调整结构，这些都可以后面再学。最重要的是你要会把一件事情如实地写出来。事情怎么发生的，你就怎么写；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写。这个特别难。

另一个让我觉得很当下的点，是他会用一些很大的词来写自己的感受。比如他写去酒店面试，对方要他穿制服，他会说，穿了制服之后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主体性。再比如聊到无人驾驶，他会说别人是精英视角。通常来说，我们不太鼓励作者这么写，因为这些大词很容易盖住更具体的经验。但这个作者用这些词的方式又很像现在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你在很多年轻人的文章和聊天里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

由左至右，曾鸣、于蒙、洪蔚琳、李洁琳、张苹

曾鸣：我对这篇稿子的最初印象特别直接。我记得那天我是在楼下抽烟，把那篇投稿看完的。看完的感觉很奇怪：你会觉得它写得特别差，又写得特别好。它差在技术层面，好在那个东西已经在里面了。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当时想到的是《在路上》。年轻人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个主题当然不是新的，每个年代都有，但每个年代的“在路上”又都不一样。

我后来也一直跟于蒙说，我觉得这个题是有某种公共性的。你从表面看，它写的是一个年轻人辞职旅居；你往后看，它写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想离开自己本来的生活，为什么远方会对她有吸引力，远方真正抵达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这种东西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里面有一个核心。

远方怎么变成了具体生活？

于蒙：后来这篇稿子怎么改，过程其实很长。我回看了我跟作者的微信，整个聊天记录很像一个非虚构写作的一对一课程。最开始我跟他说，你要写的是具体的事件，不是用事件去解释你的观点。后来我们又讨论，写完事件以后，你得让读者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再后来我们讨论详略和节奏，哪些事情要展开写，哪些事情一笔带过。再到后面，就开始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的自我暴露要怎么写。很多第一人称写作都会卡在这里。你有很多内心活动，可你不能时时刻刻都在解释自己。

第一次跟作者线下见面，是去通州最东边。她住在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大家看稿子也知道，她当时上班单程就要三个小时。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把稿子里后面几个特别关键的部分都聊出来了。一个是她在三亚和几个男生相处时感到的不适，一个是她和几个女生的友谊、争论以及她在这些关系中的反应。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后来把这篇稿子从“旅居生活记录”往前推了一步。

比如她在三亚认识了一个摆摊的男孩，对方坐在路边喝酒，跟她说“来聊聊天”。这句话具体什么语气，我们没法还原，但她非常明确地觉得不舒服。她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关系程度，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后来她又认识了另一个男孩，对方一直给她发微信，她又会陷入一种很累的状态：他是想跟我谈恋爱吗？我不想，那我该怎么办？这些东西如果只是概括写出来，会很轻。真正聊下去，你才会发现她对关系边界的感受非常细。

后面还有酒吧里的几次经历。一个是驻唱歌手讲黄色笑话，一个是服务生用手摸了她的后背。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性骚扰？第二个反应是，我是不是反应太大了？是不是我应激了？然后她去跟女性朋友讨论。朋友支持她，说你去跟那个男生说清楚。她真的去说了。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因为对方很快就道歉了，她反而开始无所适从，又开始反思自己，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会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

由左至右，曾鸣、于蒙、洪蔚琳、李洁琳、张苹

曾鸣：但那个男孩其实一直说的是“我不记得了”。

于蒙：对，但他也道歉了。然后这个女孩就开始反过来问自己：如果别人没有觉得被冒犯，那我凭什么觉得我的感受更正确？如果别人不觉得酒吧里那种氛围有问题，那我凭什么非要说还有另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这些是她最开始没有意识到应该写进去的。我们见面聊了以后，那个部分才真正长出来。我觉得那是这篇稿子里很重要的一层。

敏感为什么要被说出来？

《一个大学生的敏感样本》最早被编辑部看到时，切口其实很传统：一个在校园里不断投诉的人，一个看上去有点“刺头”的年轻人，她和学校、老师、同学之间会发生什么。做着做着，稿子的重点变了。大家慢慢意识到，真正需要理解的，不只是她为什么投诉，也包括她为什么这么需要确认自己的感受，为什么会借助 AI，为什么很多看似“小题大做”的事情，在她那里会变成真正过不去的坎。

李洁琳：这个题最开始是我看到了张桐朋友圈。她先是投诉图书馆签到系统的问题，过了一阵投诉早操噪音，再后来又投诉饮水机不干净。我当时挺佩服她的，她把跟老师、学校之间沟通的过程写得很详细，发在朋友圈。我最初是想写一个在校园这个小单位里做微抵抗的女生。

这和我过去找题的兴趣点有关。我之前也会关注一些校园里的小抵抗，比如几年前南大男生偷窥女厕所之后，学生们不满校方处理结果，在校园里贴联名信。那时候我去找张桐，心里想的还是我们在选题会聊过的，一个有正义感、也有点刺头的人，在发声时会遭遇什么。但后来去采访，慢慢发现事情比我原来理解的更复杂。

我跟她见面，第一天主要聊她五六次投诉的事情。第二天去跟她上了一节英语课，发现她们班同学基本都没怎么在听，只有张桐一个人坐在后面，跟老师有反应，会笑，会回答问题。第三天她去考试，我在酒店里听她和辅导员的录音，看她整理的材料。她几乎每一次对话都录了音，邮件、文档、对话都整理得非常完整。后面几天就是在补访各种细节。

由左至右，于蒙、洪蔚琳、李洁琳、张苹

稿子的重心变了

李洁琳：最早我以为她线下也是一个像网上展现出来那样，有攻击性的、很有条理地跟学校抗争的人。见到以后，发现她不是。后来采访往下走，我才开始意识到，她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她投诉了什么，而在于她怎么感受这些事情，又怎么试着把这些感受说出来。

我采访头两天写给于蒙的memo，基本都只是在复述张桐做了什么。于蒙后来跟我说，她看不到我对张桐的理解。再往后走，我们才慢慢发现，这个人不能只被写成一个“投诉机器”。她不是发现问题、生成投诉、然后事情结束。她里面有很多犹豫、害怕、后悔、确认、反复，这些东西一开始都不在表面上。

于蒙：这个稿子从最开始到最后，有一点点推翻我们通常做特稿的方式。最早在选题会上，大家设想的是一个很传统的报道角度：一个不顺从的人，怎么面对学校、体制以及周围人的看法。这种故事大家都能想象。可越采访越发现，这并不是那个方向。她当然有“刺头”的部分，但更深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今在一个什么样的孤立状态里，她怎么和周围人相处，怎么确认自己的感受。

后来让我觉得这个稿子真正往前走了一步的，有两个点。一个是 AI，另一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张桐在大一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和老师请假，话还没说完就先想哭。这个细节特别重要。它让我们知道，她后面为什么要用 AI 来武装自己，为什么她那么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静、理智、条理清楚的人。因为她知道，如果只用自己的原生状态去表达，她很快就会崩掉。

AI 为什么这么重要？

李洁琳：她使用AI的频率非常高。投诉信、跟老师的文字沟通、跟室友吵架，这些都用AI帮她生成。她跟我说，她很怕自己用原来的语言没有办法讲清楚自己的诉求。她有一句原话，我印象很深：她说她从来不用自己的语言去跟他们对话。

她也会把很多不确定的感受抛给AI。比如辅导员说过，她认为张桐的行为也伤害到了她。当知道这个之后，张桐那天晚上自己去湖边骑车，边骑边哭，她会想，我真的伤害到辅导员了吗？后来她又把这个问题抛给AI。这个事情才让我意识到，她也非常怕伤害别人，她也会想，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了。

于蒙：这个题里AI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它更像进入了人与人之间。你跟辅导员沟通，跟室友沟通，跟恋人沟通，它都可能在场。去年它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彻底地进入日常。但张桐这个题里，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新武器已经在那儿了。

曾鸣：我来的路上还做了一个小实验。我把稿子里晾衣服那一段冲突的前因后果输给 AI，告诉它，我是 A，我和室友张桐发生了一点摩擦，因为她把衣服晾在我的衣服旁边，我感受很不好，请问我该怎么办。AI 当然会告诉我，我的感受是合理的，我应该怎样表达。然后我又换一个身份，告诉 AI 我是张桐，她那样对我说，我也觉得被冒犯了，我该怎么处理。AI 同样告诉我，我的感受合理。

这件事让我很在意的一点是，现在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套可以迅速把自己感受合法化、理论化、概念化的工具。它会给你词，给你解释，也给你支撑。这里面最复杂的地方是，一个人的感受当然是重要的，我们如实地表述感受也当然重要。但当你借助工具表达感受的时候，这个工具究竟是在帮助你厘清问题，还是在进一步简化问题，这件事并不简单。

为什么是年轻人？

后半场，两篇稿子的讨论开始慢慢交叉。编辑们不再只谈《走四方》里的旅居，也不再只谈《敏感》里的投诉。大家开始从两篇稿子里反复提取共同的东西：一种越来越细的感受力，一种越来越难处理的关系，一种愈发强烈的公平感，以及“我到底要忠于世界，还是忠于我自己”这样的摇摆。

曾鸣：我们以前其实很少有选题是直接写“年轻人”这个群体的。因为“年轻人”作为标签，很容易被操作成一种流量对象，我们对这种方式其实是不感冒的。可后来我们回头看会发现，正面连接已经写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报道。它们加在一起，慢慢地让“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真正值得谈的东西。

为什么值得谈？因为年轻人有一个特殊之处：他还没有被完全社会化，还没有稳定的职业身份，还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固定位置。所以当一个社会怎样对待年轻人、年轻人会遇到怎样的困境，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于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跟实习生聊“大学生不拍毕业照”的时候，他们提到床帘。现在大学宿舍里几乎人人都会拉床帘。十八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也许只有一两个女生会这样做，那时候这是个新鲜现象。今天它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床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意象：大家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空间保护起来，不管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我”是怎么长出来的

洪蔚琳：我觉得这两篇稿子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们都写到一种今天很典型的状态：一方面，很多年轻人的现实生活非常窄，非常逼仄；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早通过互联网接触到非常广阔的世界和非常复杂的概念。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会更深入自己的内心，也会更容易把每一点感受都放大。

这会抛出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开始仔细研究自己的感受，人和人之间那些过去被抹过去的差异，现在都浮出来了。浮出来以后，它们必须被处理。可大家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去处理，所以很多问题就被交给 AI、交给长文、交给更复杂的表达。

曾鸣：我昨天其实也在想这个事情。我们都年轻过，年轻本身当然不构成一个主题。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在年轻时遇到困难？真正重要的是，在你的年轻里，有什么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成长过程中“我”这个东西其实来得很晚。我们很晚才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知道你要成为你自己。再往前推，很多东西天然是在抹掉个人的轮廓。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一个人的形成方式跟以前很不一样。今天打开小红书、微博、任何一个平台，它都在告诉你，你是你自己，你有自己的边界、观念和标准。每个年代，一个人怎么被塑造成“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想会很有意思。

张苹：我会感觉最近操作的年轻人稿子，其实都绕着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忠于世界，还是忠于我自己。更早的时候，强调个体视角是一种反抗，它帮助我们从那种宏大的叙事里挣脱出来。走到现在，问题又变了。过分向内看，会不会也让我们失去了一种向外连接的可能？

表达变困难了

张苹：语义是会磨损的，但感受不会。主体性、冒犯、应激，这些词的语义会被反复使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一个人在当下感到委屈、紧张、受伤，这个是真的。大家去找 AI，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概念，而是想知道，我这一刻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曾鸣：这里我想分清楚两个层面。一个人的感受当然重要，这件事没什么可反对的。但当我们需要借工具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个工具是不是恰如其分，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说，来了新的热词以后，很多人会迅速用它去定义关系和冲突。可有些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它只是矛盾，只是相处中的不舒服。工具当然能帮人，但它也可能把问题推向更快的概念化和简化。

洪蔚琳：我会觉得现在的问题在于，大家太不确定了。到底是自己的感受合理，还是别人也值得被顾及？到底是她伤害了我，还是我也伤害了她？以前很多人不会一直停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会。AI 之所以重要，跟这种不确定感直接相关。大家太想找到一个第三方来给自己一个答案。

于蒙：昨天我们还聊到一个朋友谈恋爱也会用 AI。我突然觉得，今天很多年轻人特别在意的是一种表达的效率。我要把我的想法说清楚，为了这个目的，我可以用 AI，或者写很长的东西。和我们以前那种“为了让生活顺一点、关系继续往前走，所以很多事情抹过去”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洪蔚琳：我会觉得，今天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主动追求这种表达效率，而是很多关系问题已经横在面前，不处理不行。以前很多事情可能直接就不存在于你的意识里，现在它会自动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以后，如果你又没有更好的处理能力，你就只能去借助一种外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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