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真实的论文就那么难吗?
我问耿同学,为什么没有像师兄一样,做点手脚,或许也能留在高校了呢?
他给出了一个很荒谬,但又很真诚的回答:因为我还差很多篇论文,要是造假的话得造好多。造假得从小造起,我这个起步就晚了。
大家或许已经忘了耿同学。他是一位“学术打假”博主,因为他的曝光,国内四所高校(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上海大学)的五位“杰青”和“长江学者”,受到免职、降级等处分。
耿同学也是一位博五主动退学的肄业博士。在过往视频中,他说自己内心深处是热爱真正的科研的,但现实的科研只是为了发文章。他告诉我们,由于对科研环境感到失望,他的实验进展也不顺利,做自媒体又有了一定收入,最终他选择了退学。
在巨大的打假风波后,5月底,他的抖音账号被永久限流。7月初,我们再次联系到了耿同学。他的视频热度已不及当初,也没有高校再发布处理通告,但耿同学觉得,这种状态反而比之前更好一些。他也不担心别人来找他麻烦,做这个账号本来就是为了“吃学术圈的瓜”,打假还会继续下去。
耿同学猜测,被曝光的杰青们大概率对造假并不知情,因为真正做实验的教授,他一个都没见过。从导师到硕博生,形成了一个资源与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上级给下级提供学术资源,分配任务;下级承担具体科研工作,为上级提供成果。
在耿同学看来,真正的科研是“并不是拼体力的活”,它需要运气和天赋,是属于少数人的。
做不出成果和学术造假,是“答不出题”和“作弊”的区别。可以拿不到分,但不能作弊,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
在耿同学打假热度下降后,我们希望把这层遮羞布再多掀开一点。我们访谈了五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生,以及一位高校的前副教授。
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重新回到学术造假的起点,一些问题的答案逐渐浮现:写一篇真实的论文就那么难吗?他们为什么要造假?这些研究生和老师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学术环境和科研压力?
肄业博士搅动学术圈
这场备受关注的打假风波,源自4月9日耿同学发布的一条视频。在5分多钟的时间里,他“炮轰”同济大学生科院院长王某发表于Nature的论文,至少8张原始数据表格存在造假。
大多问题为末位数字大量重复,耿同学直言该团队“学术造假技术和态度都不合格”,并“推荐”其下次使用随机数生成器。
评论区惊讶于顶刊论文也有如此低级的造假,称耿同学为“学术圈最严厉的父亲”,并让他注意安全。随后,视频被迅速下架。
这并没有阻挡耿同学的步伐。此后一个月,他发布了6条打假视频,列举的全是最低级的铁证:数据复制粘贴,两组数据,每组64个,其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样。图片重复使用,两张图中的小鼠姿势、体型完全一致,却显示不同荧光信号。
这是不懂生物专业知识的人也能看懂的假。耿同学曾组建一个约200人的科学爱好者群聊,其中一位计算机博士发现了南开生科院院长陈某论文中的问题。他说自己只是抱着“看看是怎么回事”的心态,随便选了一个表格上传到Gemini。AI一下列出了三个“致命漏洞”,其中一个“理解起来也就是小学数学的难度”。
经群里大家讨论,造假属实,全程只花了三个小时。后来,耿同学与一个名叫5gh的团队合作,使用一套异常数据检测的程序,从收到造假情报到出检测结果,可能一个小时都用不上。
被曝光的论文越来越多,涉及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五位“杰青”和“长江学者”。各高校迅速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重锤接连落下,一些通讯作者原身处院长、副院长等要职,被免去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暂缓授予学位等。
学术圈人心惶惶。不少高校要求科研人员开展“自查自纠”,是否存在伪造篡改数据图片、代写代投等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生们更是叫苦不迭,称论文审核的要求将更加严格,需要提供原始实验数据、实验记录本以供审查。
一篇医学论文被发到一个解读学术论文的公众号上,第一作者联系到公众号运营者,问能不能改一个低调平实的标题,或者把公众号文章删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现在耿同学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不想被过度宣传。
一位博导被学生形容为“已经疯了”,隔三差五就在学生群里发“某杰青被查处”的推送。得知学生正在做文献解读公众号,博导特意跑来叮嘱,“你的标题不要取得太夸张。”
一场真实的造假
所有人都知道,学术造假是不对的,被发现了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我们无法联系到耿同学举报案例中的当事人,但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还是找到了一位造过假的同学。
她对我说,自己当时在研究一种潜在的抗癌药物。实验做了一年多,用药的癌细胞反而长得更好了。当我把这句话转述给没学过生物医学的人听时,他们都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有点好笑。
这一点都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如果实验结果做不出来,就发不了论文,毕不了业。组会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话可说,甚至遭到导师的辱骂。没人能笑得出来。
最令人绝望的是,就算辛苦了一年、两年,实验一点都不会听你的话。我访谈了五位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生,没有一个实验顺利的。实验,尤其是寻求创新的实验,在于探索,在未知的事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他们早八晚十,单休,节假日砍半;泡在实验室里,配培养基、养细胞、提蛋白、跑电泳、测数据,一遍遍重复着几乎相同的流程,却收效甚微。有人光是摸索实验方法,就已经卡了两个月,接下来还要增加十几组实验,做一轮就要花两周。有人两年半过去,没有得到一张可以放进论文里的图,也没有一个可以写到论文里的结论。
他们无奈地告诉我,科研的常态就是这样,99%的工作都没有结果。运气不好就是碰不上,就像去挖矿一样,选的地方底下就是没有金矿,再努力都没用。
但实验做不出来,并不意味着就要走向学术不端。这位给癌细胞用药失败的同学,并非一开始就动了造假的念头。她不仅努力,甚至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由于导师经费支持不足,有很多药都是她自己买的,花了大约两万元。
她也很想弄明白,“按照正常的科研逻辑,在用药的癌细胞长得更好之后,是要去探究它的原理的。也许这个药是在另一个通路,发生了一些未知的交互。”
但导师不允许她做这么多实验。“他说没有钱,让我把实验删掉。后来我也没办法再去深究了。”
没有任何人能帮她。当时导师把她招进来,是想拓展一个新领域,导师甚至连实验方案都看不懂。想换课题方向也不行,前期都投入这么多了,现在怎么能放弃呢?
她说,导师只想要一个符合预期的数据。“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就暗示我,你看别人的实验结果都这么好,不能也像他们一样优化一下吗?”
在不停的催促下,这位同学直接造了五组假数据:两组先前失败的数据反过来用,其他三组没法做实验的,就随便编了交上去。
“导师很满意地说,啊,我就要这样的结果。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一切听起来是如此理所应当。编数据,P图,重复使用显微镜照片,课题组里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就连手下两个研一的学妹听说她编了数据后,也毫不惊讶。“大家都是懂的都懂,感觉谁到这里来了都会随波逐流。”
她不想再这样。编造数据后不久,她就主动退了学。她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那个假数据,后续文章怎么样,她什么都不想管了。
无法拒绝竞赛
如果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导师,是否意味着可以免于实验和发论文的磨难了呢?
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自从踏入科研体系,产出成果、发表论文将成为无休止的主题。
想顺利毕业,首先要攒够论文。许多高校将发文量和期刊级别纳入毕业审核标准,以北京某985高校为例,医学博士毕业至少要在SCI二区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硕士毕业也需要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文。导师个人可能还有更严格的要求。
去医院应聘,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要看科研成果。评主治医师时更是如此,“你有多少篇论文,是发在几区的?你专利有多少,转化了多少钱?你申请了多少基金,国青几项、国自然几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几项?”一位学医的受访者对此倒背如流。
留在高校发展更需要竞赛。不仅是“双一流”,普通高校也开始“非升即走”,6年评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工作稳住了,下一步就要评选头衔。每一级几乎都有年龄限制,比如,想要评上“优青”(俗称“小杰青”),男性需≤38岁,女性需≤40岁。再往上申请“杰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仅次于院士),男性需≤45岁,女性需≤48岁。
每进一步,都要有国家级项目、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支撑。许多人评上教职时,就已经30多岁了。
多位受访者表示,想要做出能发在顶刊上的成果,三年都算快的,甚至十年都不鲜见。实验很慢,发文要快,压力和诱惑同时追赶着体系中的每个人做出选择,甚至演化为剧烈的人际冲突。
我们联系到一位高校前副教授,任职期间,学校里一位杰青多次尝试把她挖到自己的团队。她很犹豫,因为听说该课题组有学术造假,好多人都要跑路。“他们劝我别去,即使对论文有贡献,他们也不想挂名在上面,怕日后被发现了会受牵连。”
杰青看她一直不肯加入,非常生气,一天直接把她从办公室骂了出来。她被逼无奈只能辞职。
后来,她在该杰青课题组发布的论文里,发现一组很拙劣的图片造假,通过调节参数,把背景噪音调得像是有荧光信号,“也就是一个美图秀秀的水平。”
她读博时亲手做过那个实验,做了八个月都没有成功。“但凡调一下曝光度,我都可以和导师说有结果了。我不想说谎,但有些人为了发更好的论文,他就敢去造假。”
这篇论文,最终发表在一本影响因子很高的SCI期刊上。
用荒谬抵制荒谬
虽然已经辞职,但这位前副教授还是没有举报那位涉嫌造假的杰青。她说,自己当时只算个“小喽啰”,还想继续在学界生存。即便知道造假,她也只能不参与,以及离得远一点。“我没有办法,只能当一个沉默者。”
在安徒生的童话里,皇帝“穿着新衣”游街,即便大家都看出他赤身裸体,也没人敢说出来。类似的事也在学术圈上演。
这位前副教授和我分析,年轻的学者不敢打假,因为评审基金时,杰青也是一个重要的投票人。如果拆穿了他,公然与他为敌,上升的渠道就会被封杀。至于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还要一起争取更多的资源,如果打了他的假,火也会烧到自己身上。况且,举报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整理证据,还要面临争议,不会给举报人带来任何回报。
有时,甚至“做新衣的裁缝”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一个课题组内部,可能有十几至几十号人流水线式地协作。就算是第一作者,有时也不能对数据完全掌握。导师很少有亲自做实验的,“帽子高的”主要任务就是行政,基本不会去科研一线了。
期刊也很少有对数据真实性的严格审核,以Nature官网公布的“投稿后流程”为例:首先由编辑判断文章是否足够重要、新颖、有影响力等;之后,外部专家将进行同行评审,主要评估受众及其兴趣程度,文章有何技术缺陷。当论文修改完毕被接受后,将进行格式与文字编辑。整个流程中,没有提到会全面检查原始数据。
这位受访的前副教授告诉我,期刊一面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一面向读者收取订阅费,所以新奇轰动的文章,他们都有动机发表。至于同行评议,很多时候都是小圈子里的同行来审,甚至作者投稿后可以推荐审稿人。
“如果审稿人想卖你的人情,就算发现瑕疵,他们也可能给你‘高抬贵手’。”根据她的投稿经历,对于诚实的、没有学术关系的人来说,想要在顶刊上发文,是一件几乎遥不可及的事,但有资源的人基本不会受刁难。
她很敬佩耿同学,已经完全跳出这个圈子,既有学术功底,“又舍得一身剐。”
其实,在博士还未肄业时,耿同学就已经开始打假。尽管学术造假很多,但他还是认为,发现问题能说出来,也没什么人找麻烦,说明圈子还没恶劣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说都不让说,那就一点救都没有了。”
但现在,大家似乎对耿同学的学术打假有些麻木了。六月,耿同学又相继揭露北航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北中医前校长等人的论文造假,但影响力已远不及当初,播放量有所下降,相关高校也没有再发布通告。
耿同学倒是没有觉得沮丧。他说,打假这事做了好几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四五月时打假几位杰青,掀起这么大风浪,反倒是反常的。
之后,他要打“性质更恶劣的假”。七月初,耿同学曝光中山大学张副院长有三篇Nature论文造假,并且这三篇的并列第一作者高度重合,“说明这是个团伙作案”。
他还打算和之前做底刊《Rubbish》的人合作,打造期刊《Fake》。网友们有什么“造假的方法”,可以用戏谑的方式在这里分享。目前已经有了网址,还收到了几个人的投稿。
耿同学希望,能有一些审稿人来看看《Fake》,就像警察从来没有偷过东西,但可以通过各种小偷的案例了解他们的作案技巧。
他见过太多造假了,有一些就发生在身边。读研时,耿同学曾与一位师兄搭档。两人都是新手,从实验、送检,到出结果都是一起。没想到,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师兄的论文就见刊了。“他的原始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特别差,特别乱。但是文章发表的时候,结果就出奇的整齐。很明显,这不可能是真的。”
那篇论文发在了该领域一本相当不错的期刊上,甚至帮助师兄顺利拿到了高校教职。由于耿同学只是看到了,没有铁证,他无法举报。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像师兄一样,做点手脚,或许也能留在高校了呢?
他给出了一个很荒谬,但又很真诚的回答:因为我还差很多篇论文,要是造假的话得造好多。造假得从小造起,我这个起步就晚了。
*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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