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用今天的DSM给康德、叔本华诊断

先把规矩讲清楚。对历史人物做回溯诊断，有三重不可靠。一是材料：我们看到的是弟子的追忆、论敌的讽刺，以及本人带着文学修饰的自述，没有一份是临床访谈。二是时代：18、19世纪有自己的正常与反常标准，"疑病"在当时是学者的体面病，有点像今天的"过劳"。三是DSM本身的门槛：几乎所有诊断都要求症状造成"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功能损害"，而这两个人都活到七八十岁，著作等身，生活自理有余。所以下面说的，准确地讲是"哪些诊断轮廓与材料最吻合"，而不是"他们得了什么病"。

先说康德。

最吻合的是躯体症状障碍，其次是疾病焦虑障碍。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真实的躯体症状，同时对症状有过度的担忧、焦虑或行为投入；后者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却持续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康德有真实的胸部压迫感，也有过度的保健行为，比如不出汗、不开口、严防着凉；年轻时还有他自己所说"近乎厌世"的痛苦。所以他更接近前者。有意思的是，按他晚年的自述，他靠转移注意力把自己治到了"部分缓解"。如果属实，那篇给胡弗兰的文章就是一份18世纪的自助式认知行为治疗记录。

其次是强迫型人格障碍的特质。注意，不是强迫症。强迫症的核心是不想要却挥之不去的强迫观念，本人也觉得它荒谬，这叫"自我不协调"。康德对自己的规律生活完全认同，甚至引以为傲，这是"自我协调"的，属于人格风格。强迫型人格障碍的八条标准里，他明显符合的有几条：执着于规则、秩序和日程；在道德问题上极端严格、不知变通，他公开主张即使凶手上门打听朋友的下落，也不能说谎；行事刻板。另一些标准他并不符合：他没有因为完美主义而完不成工作，也没有沉迷工作到放弃娱乐和友谊，恰恰相反，他是柯尼斯堡最受欢迎的宴会主人。我的判断是：他有明显的强迫型人格特质，但大概够不上"障碍"，因为这些特质在他身上是帮他适应生活的，而不是损害生活的。

有人推测康德属于孤独症谱系，依据是刻板的作息、狭窄的活动范围和对规则的执着。我认为这个推测很弱。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核心是社交沟通与互动方面的持续缺陷，而康德年轻时是会打台球、玩牌的"优雅讲师"，讲课风趣，座无虚席，晚年仍是谈笑风生的主人。只凭"刻板"就推断孤独症，是把一条诊断标准当成了整个诊断。

最确定的一项出现在晚年：重度神经认知障碍，也就是痴呆。大约1799年以后，他记忆严重衰退，时间感混乱，有时认不出熟人，要靠写纸条提醒自己，最后需要全天照护。他的学生瓦西安斯基对此记录得相当详细。病因已无从确定，常见的推测是阿尔茨海默病。

再说叔本华。

最吻合的是焦虑。据遗嘱执行人格温纳转述，他在私人笔记里给自己列过一份"逃跑清单"：在那不勒斯，对天花的恐惧把他赶走了；在柏林，是霍乱；在维罗纳，他陷入一个执念，认定自己吸了有毒的鼻烟。再加上床边上膛的手枪、不让理发师碰自己的脖子、1813年为躲避战乱离开柏林，这显然是一个长期处于高度警觉中的人。疾病焦虑障碍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都能对上一部分，他自己也把这种焦虑归于父亲的遗传。

其次是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特质。七条标准里，他明显符合的有：没有充分依据就怀疑别人在利用或欺骗自己；长期记仇，对黑格尔的攻击持续了几十年，和母亲决裂后二十四年不再见面；在别人无心的言行里读出贬低之意，并愤怒反击。他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指大学教授们合谋对他的著作保持沉默，意思接近"封杀"。但这里必须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的书确实被冷落了三十年，这种被迫害感有真实的内核。偏执和看清处境之间的界线，在一个被忽视的天才身上格外模糊。

第三是自恋型人格特质。1818年他写信给出版商，预言这本书会成为上百本书的源头；他认为自己的哲学解开了世界之谜；晚年成名后，他把追随者称作"使徒"和"福音书作者"。夸大、渴望被仰慕、对他人缺乏共情，这些都找得到材料。但有一个悖论：他对人类刻薄，对动物却有深切的同情，他的整个伦理学就建立在"同情"之上。真正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者，很少会把同情当作道德的根基。

最常见的误判是抑郁。很多人以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一定抑郁，但悲观主义是一个关于世界的论断，抑郁是一种心境状态，两者不能画等号。叔本华爱美食，爱音乐和戏剧，每天吹笛子，晚年享受迟来的名声，活到七十二岁，终生精力充沛。有充分理由认为，他的悲观是理论上的，而不是临床上的。

最后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就算上面每一项都成立，也什么都没有"揭穿"。一种理论是真是假，不能由提出者的心理状态来裁决，否则就犯了"起源谬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脆弱之处，疑病、焦虑、暴躁、多疑，纳入了一套精心设计的生活结构，而这套结构反过来成了他们创造力的支架。DSM之所以要求"功能损害"，正是因为同样的特质，放在一种生活里是病，放在另一种生活里可能就是方法。他们的作息，也许恰恰就是他们给自己开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