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野到作品：许宏的考古之路
许宏约 7 分钟“ 天涯路远，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今天在B站发布了与大象社对话的视频，大致讲了讲我的考古之路。刚刚想起以前在《天涯》上发表的这篇短文，与视频一起阅读应正合适，愿与诸君共勉。
毕业后被借调到河南，再也没离开过……【许宏x大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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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留校当教师，先做了四年辅导员。那时对学生转专业的政策稍有松动，我对那些要走的同学已决意不再做专业教育上的“思想工作”了，反而是尽己所能，放走了好几位。那时已感悟到，强扭的瓜不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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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发现并开始发掘的，1999年遗址发现四十年之际，我接任队长。到2014年，作为第三任队长，我已主持考古工作十五年。当年，由我领衔主编的浓缩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五卷本）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的团队发掘了七年多，整理编写了七年多，可称“十五年磨一剑”。这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考古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定价两千元。印数一千多套就足以满足海内外学者的需求，不必再重印了。不少朋友看了会感慨，这是典型的“阳春白雪”。在“编后记”中，我们罗列了参加资料整理和编写工作的海内外各学科的学者，总数达六十二人，这套报告是多单位、多学科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
考古是一项必须靠团队才能完成的事业。到了201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六十周年之际，我又邀请中国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袁靖教授联合主编了集成性著作《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们二里头考古队与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共同编著的四大本《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 年区域系统调查报告》也付梓面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主持二里头都邑一个“点”的发掘，以及洛阳盆地中东部区域一个“面”的系统调查，点面结合，我作为资深考古人的田野考古生涯也就算圆满了。
2017年，我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写就的专著《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编）》，由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自己把这部著作，看作是1990年代完成的博文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的“升级版”。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我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当我在王府井大街考古研究所图书室扫荡式地扫描书中用图时，二十多年前做博士学位论文时用硫酸纸、绘图笔一一清绘这些图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变化的是时光、记录范围和记录手段等，不变的是初心和执着。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陷于庸忙的人们得以安静下来，我也得机完成了《最早的中国》新版的修订和新著《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最后的收尾工作。至此，我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作品（一套四册）可以较完整地呈献在公众面前。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是从“微观”上升到“中观”的范畴，那么《大都无城》则以二里头为起点，在对“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中，纵览整个华夏古代文明的流变。而《东亚青铜潮》，则已不限于中国文明的腹心地区，而是对整个东亚大陆“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做了鸟瞰式的扫描。这后二书，可谓“宏观”和“大宏观”的视角。如果说《大都无城》是关于“不动产”的盘点，那么《东亚青铜潮》就是关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最重要的高科技“动产”——青铜器的梳理与整合。
2019年，是本人的总结之年和转型之年。执掌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二十年，《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编辑完成并出版，“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 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开馆开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可以看作是对自己田野考古生涯的一个交代，也是本人从田野考古人转身为沙发考古学家甚至“作家”的一个分水岭。随之而来的疫情，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疫情下见证历史的特殊经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我想今后自己的作品，应该基本上是面向文化人的小书了。非虚构写作，我愿意这么一本一本地写下去，只要大家喜欢读。天涯路远，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从田野到作品：考古人收获的十年》刊于《天涯》2020年第6期）